赠歌者南归·龚鼎孳
长恨飘零入雒身，相看憔悴掩罗巾。
后庭花落肠应断，也是陈宫失路人！
龚鼎孳是崇祯七年进士，为诗刻意学杜，下笔千言立就。由于好结客，乐于帮助困厄的文人，士流归之，遂与钱谦益、吴伟业合称“江左三大家”；其实，他的成就毕竟不能与钱、吴并列。这三人都是明末遗臣，降清为官，后来又都沉痛自责，愧悔万端，诗文中念念不忘故国，表现出十分矛盾的心态。这一点，三个人倒可以说“如出一辙”。龚鼎孳这首《送歌者南归》，写的就是这种矛盾心态。
龚是合肥人，明崇祯时官兵部给事中。李自成攻入北京，他又受自成大顺王朝的任命，当上了“直指使”(谏官)。不久，多尔衮领清兵入京，他再一次出面迎降，清廷授官吏部给事中；以后累起累仆，几经升沉，在康熙朝做到刑部尚书。满人入主中国之初，对汉人中的任官者始终不放心，主奴之界判然；稍有小故，或弃如敝屣，或动遭刑戮。何况龚鼎孳历仕三朝，本来就是反复之辈。顺治皇帝虽赞赏他的诗才，未必看得起他的人品。在广大的以气节相标榜的明末遗民心目中，他更为清流所谤议，士林所侧目。主子的阴晴反复，官场的得失浮沉，清议的明嘲暗讽，使他承受着极沉重的心理压力。他虽不像吴伟业那样发出过“脱屣妻拏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的哀叹，但从这首诗起句“长恨飘零入雒身”(雒，同洛，即洛阳，西晋的首都)以及另一首七律“书因入雒传黄耳”，一再以陆机入洛自拟来看，那种愧悔之情也是很深的。陆机本东吴名士。西晋灭吴，机偕弟陆云入洛，事新朝求功名。虽然一再为官领军，但受尽西晋清流的揶揄嘲讽，终于中年被杀；国亡身死之外，更蒙上“贰臣”恶谥的耻辱(龚鼎孳死后，也列名贰臣传，这恐怕是他生前就预料到了的)。龚鼎孳自拟于陆机，开口就说“长恨”，叹“飘零”，可知心中孕蓄了不少感慨。他送的是一位明代宫廷歌女，歌女“南归”的方向正是龚家园庐墓之所在。他却羁宦北京，欲归未得。彼此“同是天涯沦落人”，因此写出“相看憔悴掩罗巾”的第二句。送者与行者，尽管身份相隔雲泥，痛苦的内容也大不相同，但都经历了国亡世变，都在清政权统治下仰人鼻息。时代的酸风把他们的眼泪一齐吹落，这中间就包含了锥心之痛，绝不可泛泛读过。“掩罗巾”那个“掩”字，更透露出哭恐人知，泪不敢落的难言之恸。第三句专写歌者。为了切合她的身份，巧用陈后主《玉树后庭花》故事，稍加改易成“后庭花落”，慨叹明室已亡，笙歌已歇，一反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句意，塑造出一个国破宫倾，伤心肠断的歌女形象。结句再用“也是”二字结到自己身上(“也是”乃“我也是”之省)，手法简练，感慨遥深。
这首诗与许多遗民诗一样，托历史故实，歌儿舞女，寄故国黍离之思，以含蓄深沉、言外见意取胜。许多遗民诗人由于害怕清室的文字狱，用语或曲折隐晦，吞吞吐吐；或一语多义，闪烁其词，以避鹰犬之耳目。就以这首诗结句“也是陈宫失路人”来看，便有这种特点，因此耐人寻味。首先，陈后主既是一个以荒淫自取灭亡的皇帝，把亡明比拟为亡陈，纵然怀念旧朝，也不至于犯什么忌讳。其次，“失路人”一词，用在“欲横奔而失路兮，志坚而不忍”(屈原《惜诵》)中，是迷路的意思；用在“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扬雄《解嘲》)中，是不得志的意思。诗人究竟用前一义悔当年降清走错了路呢？还是用后一义，说彼此都是不得志的人呢？就是说，诗人究竟是发泄政治上的怨尤不满，还是仅仅叹老嗟卑，自伤失路？吞吐闪烁，游移其词，正可见出他险恶的处境，内疚的心情。有这许多吞吐忌讳而诗写得如此浑成，自然而不着痕迹，又可以见出他诗艺毕竟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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