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口遇范肯堂·杨圻

京口遇范肯堂·杨圻
桃花逐春水，江上又逢君。
宇宙今何世？风流意不群。
暮潮细生雨，绝壁起闲云。
严武军中事，相看感旧闻。
忧乐谁前后？含情未忍言。
与君看落日，为我话中原。
时难文章弃，春深草木繁。
卧来江渚冷，高枕向乾坤。

此诗原题下有小注云：“合肥太岳(指李鸿章)督直时，先生为幕府上客，今别十年矣。”然李鸿章督直凡二十五年(1870—1895)，因查云史《双肇楼记》有曰：“光绪壬辰(1892)，余年十八，婚于合肥文忠公之门。南通范伯子，方为文忠幕上客，见余文字，许为可造，亟称于文忠公。自后诗文辄就教，得闻绪论。”又诗之首句云：“桃花逐春水。”由此知本诗当作于清德宗光绪壬寅(1902)三月，时年二十八岁。两年后，范当世流徙江湖，即客死于沪上旅邸。

诗为两首五律，其一侧重于相逢忆昔，其二侧重于相逢论今，诗旨虽伤故人，实质亦自伤自叹，感时忧国，表现了作者思赴国难，以求一展胸襟的积极用世精神。故十三家评点《江山万里楼诗钞》评论此诗曰：“二诗回肠荡气，忧愤忠爱，流露言表。”

“桃花逐春水，江上又逢君。”第一首之首联点题搭额，以明时间、地点、人物。如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所云：“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诗中的一个“又”字，含有无限感慨，颇有故人相逢，说不清是喜是悲的感觉。诗之颔联以景生情，关合时事，云伯子虽处乱世，却风骨凛凛，卓尔不群。字里行间，流露出云史对这位长辈及至交的钦慕之心。而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彼此之交谊，尽见于四句之中。诗之颈联虽回扣“京口”二字，摹写眼前之景，却创造出一种略带苍凉的气氛，为尾联的往事不堪回首而张本。

诗人小范当世二十一岁，以年齿论，伯子自是前辈，云史曾向他讨教诗文；就交际关系言，伯子为李鸿章幕僚，云史是李鸿章女婿，一盛赞“杨郎清才”(杨士骧《江山万里楼诗钞》卷一跋：“壬辰秋，余谒合肥相国于津门。时云史新婚相国之女孙子。通州范肯堂为幕府上客，见其诗，为余数道：‘杨郎清才。’”)一由衷感叹伯子“风流意不群”，诗格人格均足以睥睨一世。正因为如此，尾联“严武军中事，相看感旧闻”，不仅用典贴切，而且更见二人志同道合，交谊之深。

第二首五律承第一首而来，由忆旧转为论今。诗的前两句表现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伤情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北宋范仲淹的名句，谁都知道。而同样志存社稷，心悬天下，范、杨二人亦都想奉此为处世准则。可是二人相逢江上，却“含情未忍言”。什么原因？诗之中间两联道出了原委：国步艰难，有如日落西山，呈现的是一种难以挽回的趋势。而世道的混乱艰难，使文章分文不值，文人无用武之地可言。诗句显示的一种忧国忧民的精神，溢于言表，令人动容。“卧来江渚冷，高枕向乾坤。”诗之末联表现的是不甘寂寞退隐的积极用世态度，说明作者虽“未忍言”忧乐，实质仍志在“乾坤”，一时一刻亦未尝忘却天下之冷暖苦乐。

值得玩味的是，范、杨二人虽皆志同道合，心悬天下，彼此的处世态度与生活道路却到底并不一样。云史日后弹冠新朝，委身强藩，终为世人所诟病；而伯子一生穷困潦倒，心中诗中唯装着黎庶苍生，评价远在云史之上。如狄葆贤《平等阁诗话》云：“(肯堂)平生兀傲颓放类阮嗣宗，困厄寡谐，以古文名世……庚子王室如毁，多以诗篇寄其孤愤，每一吟讽，如见其人。”金天翮《答苏堪先生书》更云：“继弢叔(江湜)之后，为通州范伯子，贫穷老瘦，涕泪中皆天地民物、大江南北。二子盖豪杰之士也。”

此诗在艺术上的最大特点是明白如话，绝少用典，气息清厚，骨力雄秀，颇有唐人格调，尤得老杜风神。诗中“桃花逐春水，江上又逢君”、“时难文章弃，春深草木繁”，半从杜诗中化出。至若“宇宙今何世，风流意不群”、流水对“与君看落日，为我话中原”及尾联“卧来江渚冷，高枕向乾坤”，无论就遣辞与命意言，老杜自当把臂入林，视为嗣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