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馀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予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予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九方皋相马，遗形而得神，其用心在牝牡骊黄之外。这段话正可以移来读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
这是王安石集中唯一的一篇游记(其《鄞县经游记》实为其任鄞县县令时巡视各乡工作的日录)，除去例行的结尾，整齐地分为两个大部分，前半记游，后半论说。第一段写游山，路线是：入山——慧空禅院——华山洞。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一段考证文字，考证了褒禅山和华山洞得名的由来，根据倒仆的石碑考订出华山应读作“花山”，纠正俗传的音误。至于一般游记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山的形势风光如何，作者一行有没有进禅院“随喜”等，却竟然毫不提及。第二段写游洞。前洞只有三句介绍性的概述，还谈不上“游”；后洞是此游的重点，但除概况介绍外，也只写到“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为止，究竟怎么个“难”，怎样的“奇”，也没有一字具体形容。游程就此半途而废，匆匆结束了。
作为游记，实在平淡无味，看来与王安石这样的大手笔不称。
出洞之后，似乎只剩下踏上归途了。然而作者此时却不惜笔墨，围绕着“悔”字做起文章来。首先详细补叙了两点事实：其一，“盖予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其二，当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十一”而已“所见愈奇”，则那未至的“十九”以及更深处境界之更加奇妙也可想。倘若真是“火且尽”，倒也无可奈何了，偏偏力尚足，火尚明，一切条件具备而“不得极夫游之乐”，这就构成了“悔”的前提。接着又对举了在共同现实面前的两种不同态度，以他人的“咎”旁衬自己的“悔”。只“咎”疲倦者之欲出，是从客观上推卸责任；而“悔”自己之“随之”，则是从主观上寻找原因。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有严于自责的精神，由责生悔，由悔生思，由思生悟，由悟生叹，引发了一段大议论，通篇为之振起，把如两崖对峙、壁立千仞的记游与议论两大部分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其过渡之自然，有似“美人细意熨帖平，裁缝灭尽针线迹”。
第三段以一声感叹接转，以古人“求思之深而无不在”方能有得，兴起自己的思考，细致地叙述了“求思”的三个层次。自“夫夷以近”至“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为一层，从游洞的经历直接体会到欲达目的，必须“有志”。一人怠惰以出，众人盲从而随，不都是无志所致吗？“有志矣”至“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为二层，进而从反面作逻辑推理：有力有物而无志，其后果已为实践证明；那么，有志而力不足，物不备呢？结论也是不可能的。要想达到预期的目的，志、力、物三要素缺一不可。“然力足以至焉”至“其孰能讥之乎”为三层。物是客体，故暂置而不论，着重分析志与力的关系。志是意志，力是精力，二者虽同存在于主体之中，却非齐等平列，志起着主导作用。哪怕同样是“不能至”，有力而志不坚，在人会被讥，在已会有悔；尽志而力不足，在己既无悔，人亦未能讥。思考到这里，已经豁然开朗：要争取理想的实现，就须意志坚定，尽力而为，成败在所不计。于是“此予之所得也”一句总束，完成了认识的全过程，获得了思想的升华。这一段是全文的中心，是作者用全力来捕捉和表达的主旨所在。层层析理，文意既愈进愈深，文笔更曲折多变。抓住四个“不能至”，交错叠用“然”、“而”等转折性的连接词，步步拗转，如登九折之坂，虽陡险而不断；如溯九曲之溪，虽萦回而相通，令人有“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不敢暇”(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的感觉，充分体现了作者峻拔奇崛的文风。
现在回头来看前面的记游部分，就都活了起来，显得勃勃有生气。原来记叙的详略去取，都是严格按照论说的需要选择的，恰如构建凌云台的材木，一根根都经过称量，铢两分寸丝毫不差。既因理而记事，复因事以明理。每一叙事都在为立论提供依据，每一论点都折射出游程的投影。前有所蓄，则后必有所发；后有所议，则前必有所本。可谓篇无剩语，句无剩字。那布局的严整，使人想起北京城的区划；结构的对称，又像一副棋盘。作者运子于棋盘之上，而落势千变万化；驰骤于通衢之中，而腾踔无不如意，显示了驾驭文字的非常功力。至于那些似乎该写却与主旨无关的风光景物，则一概摒而不书，免得喧宾夺主。盖这篇“游记”本不为记游而写，作者的目光超越于山情水韵之外，正是九方皋之相马，“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也。
前后洞之游与志力物之辨的对应，构成本文的主线。还有一条副线，即第四段所得出的治学必须“深思而慎取”的论点，与第一段对仆碑的考证遥相呼应，是作者的又一思想收获。两者相辅而行，如泰山之有梁父，使文势更丰满。
王安石是学者、文学家、诗人，但首先是政治家。他目睹时弊，奋思改革，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念念在心，有触即发，这就是本文论述中心的“志”。还在他任鄞县县令时(1047—1050)，就曾在境内推行青苗法并取得了成效。这篇《游褒禅山记》，不啻写下了献身改革的决心书。此后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出以孔子“困于排逐亦终不为之变”的精神来进行“施为变革”，《答司马谏议书》中的“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以至为相后推行新法遭到反对，在《次韵和甫咏雪》诗中所写的“势合便疑包地尽，功成终欲放春回。寒乡不念丰年瑞，只忆青天万里开”，无不一脉相承。直到晚年新法失败，退居金陵(今江苏南京)，还有“尧桀是非时入梦，固知馀习未全忘”(《杖藜》)的诗句。他确实已尽了“志”，因而至死也没有“悔”。那坚定的信念，正是游褒禅山时立下的。此志已决，虽然后来游踪更广，且不乏名山胜水，但游记确实不需要作第二篇了。
〔注〕本文作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王安石时任舒州(治所在今安徽安庆)通判。褒禅山，在今安徽含山县北。浮图：梵语译音，或译“浮屠”、“佛图”，有佛、塔等义，此指和尚。庐：房舍。冢(zhǒng肿)：坟墓。音谬(miù)：读音错误。窈(yǎo咬)然：深远幽暗的样子。不能十一：不到十分之一。咎：责备。夷：平坦。相(xiàng向)：辅助。庐陵：今江西吉安。(11)长乐：今属福建。(12)临川：今江西抚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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