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五娘是元代著名南戏悲剧传奇《琵琶记》中的女主人公。
五娘自幼长于闺门，善良、朴实;仪容俊雅，桃李姿态;德性幽闲，侍奉公婆一片孝心，渴望夫妻“白头偕老，全家安乐”。在夫妇共庆八十高龄的公婆大寿这一大喜的吉日良辰，新婚才六十天的五娘，表现了她那良家女子的腼腆和淳朴， “深惭燕尔，持杯自觉娇羞”;她心潮起伏， “怕难主蘋蘩，不堪侍奉箕帚”。这新婚不久的喜悦和公婆耄耋大寿的欢乐毕竟喜上加喜，她心灵深处，并无奢求， “惟愿取偕老夫妻，长侍奉暮年姑舅”。
事与愿违，无情的客观现实使她的美好愿望成为泡影。蔡公的封建伦理观念，满脑子荣宗耀祖、改换门闾的思想，唯恐儿子不当官发财的迂腐心理状态，还有他那以忠孝两全方是“丈夫”、方是“大孝”的论调，迫使伯喈赴长安应试。五娘不由为此而愕然，一方面，她忧心忡忡，若是任凭伯喈赴试，就得忧愁六十日夫妻恩情断，八十岁父母谁来看管; 另一方面，她进退两难，若是劝公公改变主意，他就会责怪她“不贤”，误责她“要将伊迷恋”，无奈只能依顺公公之命。她怨只怨伯喈“读书思量做状元”、 “功名之念一起，甘旨之心顿忘”，因而屈从父命，忘记了《孝经》、《曲礼》的孝义，忘记了亲在怎可远游的为子道理。五娘虽有这些愁和怨，虽能一针见血道出伯喈追求功名而屈从父命，真不愧为知书达理之人，但她出于孝义，内心纵有种种愁和怨，到头来反倒要相慰伯喈不可“埋怨”公公之非。这委曲求全的矛盾的心情虽更显她的孝义，却也流露出逆来顺受的弱点，她担心的是“公婆没主，一旦冷清清”，显示着她这一片赤胆心。
这个善良、怀有真挚爱情的五娘，憧憬着幸福的未来，深信丈夫在南浦嘱别中所许诺言： “你宽心须等待，我肯恋花柳，甘为萍梗?……我没奈何分情破爱，谁下得亏心短行?”她万万想不到，望断长安路，偏是丈夫将她误。无奈，她在临妆感叹中对镜生情，悲不自胜，诉说她忧戚衷肠： “你虽然是忘了奴，也须念父母苦。”这催人心酸泪欲滴的肺腑之言，蕴含着对丈夫追求“功名”的深切幽怨。五娘眼下所虑，并非个人两月夫妻一旦孤零的衾寒枕冷，而是只虑高堂风烛不定，何况当初的离别忧虑如今已成事实，她更当笃守“做媳妇事舅姑不待言”的诺言，更要顶风雨熬严寒，牺牲个人一切以侍奉风烛残年的公婆，尽孝顺之心。
五娘的孝心和贤惠，凝聚着滴滴泪和血。伯喈赴试不久，时值荒年，本已“家贫先自艰难”的蔡家，不堪灾荒而时时忍饥挨饿，于是蔡婆责怪、埋怨蔡公不该逼儿赴试，蔡公自感理亏企图自尽，五娘不但劝慰，免得教旁人议论她每有不是，致使公婆互相责怪，而且把自己的钗梳首饰典当，买米以充公婆之饥，还发誓“宁可饿死奴家，决不将公婆落后”。五娘的善良之心，世人有口皆碑。
灾荒日益严重，虽有义仓赈济，里正却趁机大饱私囊。五娘听说有救济，自然喜出望外。谁知粮仓已空，原先抱着的一线希望变成绝望，五娘只得向放粮官诉说“若无粮我也不敢回家”的苦衷，不料这苦苦哀求所得一点粮谷又于途中被里正抢夺，五娘走投无路，只好跪下拜求里正说：“(这粮)是我公婆命所关。若是必须将去，宁可脱下衣裳，就向乡官换。”她宁可忍屈受辱，宁可受冻挨饿，一心一意要让公婆能吃顿饱饭，然而想到这生活道路的艰辛难熬，想到人生那“千死万死，终久是死”的不可避免，她几欲投井自尽。在这万念俱灰之时，脑海里想到的始终是侍奉公婆，便又忍着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顽强地求生存;她公公也不忍媳妇为自己和老伴而受折磨，也欲自尽，五娘自身欲死而求生无非为了公婆，又怎能让公公作古，更何况一旦公作古， “婆怎免，你两人一旦身亡，教我独自如何展”，五娘这泪水滴衣襟的苦苦劝慰，打消了公公投井念头，并表示欲报媳妇救命之恩。这可怜的五娘和公婆，真是相依为命，而五娘的孝和贤，又何等扣人心弦!
灾荒的持续，使人间充满悲哀，在那旷野萧疏绝烟火，日色惨淡黯村坞的景象中，五娘面临着更严峻的现实生活的考验，她“衣衫尽解典，囊箧已罄然”，生活的步履更艰难，公婆年老，死生难保，朝夕又无甘旨应奉。在这“家计萧然”、无可奈何的境况之下，她能提供公婆“一口淡饭”已颇不易，而自身只得瞒着公婆偷偷以“谷膜米皮”、“米膜糠秕”充饥，苟留残喘。然而，她这孝敬、善意的可歌可泣行为，反倒蒙受着一时的委屈：蔡婆实在由于饥饿难忍，因而误以为媳妇“背地里自买些鲑菜”吃，只给公婆淡饭。这真是哑巴吃黄连，五娘有苦向谁言!她本以为瞒着公婆吃糟糠，免得公婆心难受，谁知婆婆误怪她“说谎”。出于不得已，她只得向公婆吐露真情： “爹妈休疑，奴须是你孩儿的糟糠妻室。”这糟糠妻室，包含着她那辛酸的内心苦楚，充满着对公婆的爱与孝： “糠和米本是相倚依，被簸飏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见期”;糟糠“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吞咽糟糠无非为公婆得以吃口白饭而苟活，这又何妨，只忧愁公婆一旦作古，她自身的骨头不知埋何处!五娘咽食糟糠的孝行贤德，终于使公婆深受感动，终于使婆婆深感内疚， “始信有糟糠妇”。 “糟糠妇”这一美名，闪烁着五娘高贵品德的光辉。
五娘在那灾荒之年侍奉公婆，经历了千辛万苦，公婆经不起荒年持续的折磨，终于先后作古。她承蒙张太公的资助，先送婆婆进入黄泉路，而公公的作古，怎能再求助于张太公?她身无分文，典当已尽，只得剪下头发卖几贯钱，以便买棺掩埋公公。面对这青丝一缕，她心潮如泉涌，勾引起多少怨和恨， “是我担阁你，度青春。如今又剪你，送老亲。剪发伤情也，怨只怨结发薄幸人”。正是这薄幸人，落得她公婆作古无坟茔，害得她历尽艰难、形销骨立、无依无靠，迫使她“鲜血淋漓湿衣袄”，只能用衣裙搬泥为公婆造坟茔，以尽孝心。五娘的孝和贤，怎能不感动玉皇大帝，玉帝敕旨命山神派员南山、北岳阴兵协助其造坟虽属荒诞，它却是对五娘高尚行为的歌颂。
按照生活的逻辑及时代的特点，五娘的悲惨遭遇只能以悲剧而告终。然而，作品却赋予她以喜剧的结局。正当五娘血淋衣袄造坟茔之时，玉皇大帝示意她造就坟茔即当赴京寻夫，于是她衣衫褴褛、手弹琵琶、身挂自画公婆遗像，一路行乞至洛阳京城，去寻找她那无情无义、不孝不仁的丈夫蔡伯喈。出乎五娘意料，到了洛阳不但未曾受阻牛府，不但不为牛小姐所妒忌，不但不被无情的蔡伯喈所抛弃，反而感动了牛小姐好生款待她，反而被牛丞相应允入居牛府，同意一夫二妻返陈留为公婆守孝服，五娘还被敕封为陈留郡夫人。这一大团圆的结局，无疑纯属作者的人为安排，究其原因，它体现了作者于《副末开场》中所提出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创作意图，作者试图塑造出“子孝共妻贤”的典型，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
尽管作者的创作主观意图在于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然而赵五娘这一光辉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而感人。《琵琶记》之所以得以流传，也正是五娘这一善良、贤慧的典型形象的闪光。在客观上，五娘的形象反映了元末明初统治阶级的社会压迫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现实，而五娘又是下层妇女，这就使人们从她的受害进而了解、感受到当时广大善良、朴实、勤劳的妇女群众在人生坎坷生活中经历着极其痛苦的遭遇。当然，由于时代局限，五娘那逆来顺受、缺乏反抗精神则是不足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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