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创造了一个老干部张思远的形象。小说写了这个人物在建国后的三十年来是怎样从人民公仆蜕变为人民的老爷，又怎样在新时期猛烈反省而转变回来的，写了他从丢魂到找魂的过程。
张思远在这个风风雨雨的世界上过了五十九个春秋， “小石头”“张指导员”、“张书记”、 “老张头”、 “张副部长”，人们对他的这些称谓分属于他的生平中的不同阶段，标示着他复杂而丰富的命运史。
在他喧闹的孩提时代，母亲叫他“小石头”。他拣过枣，向往着“枣雨”的欢乐;他是放羊娃，居然敢于和地主崽子打架;他好学聪颖，博得穿棉袍的乡村教师的垂青。之后，是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队伍吸引着他，在枪林弹雨中，他还有过第一枚手榴弹没有拉弦就扔了出去的“纪录”。那是些豪迈而火红的岁月，他在红旗下举手宣誓，对于平等、质朴、友情以及像枣雨一样地洒落地上的社会财富的向往，对于共同的公正而富足的生活的向往，埋在他的心底，他不怕牺牲，渴望献身。所有这一切，使“小石头”健康地成长，艰苦而欢乐的战斗生活的色彩，装扮着他的青春期，他的“张指导员”的时代。
一九四九年，人们甩着红绸欢庆解放全中国。张思远那时二十九岁，唇边有一圈黑黑的胡髭，穿一身灰干部服，胸前和左臂上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标志。尽管在他的目光里，举止里洋溢着一种给人间带来光明、自由和幸福的得胜了的普罗米修斯的神气，但他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十八小时到二十小时，全身心地投入在繁重的建国工作中。巨大的优越感，以及对自身的满足和信心使他似乎就是“共产党的化身，革命的化身，新潮流的化身，凯歌、胜利……无限的威信和权力的化身”。他在赢得荣誉的同时，也赢得了小他十二岁的年轻女学生的爱情。不久他们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但张思远依然沉浸在工作的兴奋之中，不但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就连新年和春节也在忙于工作，全然不顾自己的孩子。蓬勃的工作热情被高远的理想之光照耀着，张思远几乎是为工作活着的，这是他在“张书记”时代前期的生活。
反右运动，使他和打成“右派”的妻子海云分手，继之，新任书记夫人美兰在“为了你的工作”的名义下，使张思远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衣、食、住、行，一切都出现了飞跃”。随着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家长制和“一言堂”的封建主义作风的滋生蔓延，物质生活上的特权腐蚀着张思远，在他“张书记”的后半阶段的日子中，他俨然是这个城市的主宰， “他就是城市，他就是市委，他就是头脑、心脏、决策”。他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飘浮，不时把这个那个揪出来，定性。他的地位也决定了他有“比上帝的旨意，比阎王爷的勾魂诏，比任何人和多少人的愿望、意志和情感更强大千倍的自在的和可畏的力量”。这时的张思远开始失却自己的魂灵，走上了从人民公仆转向人民的老爷的道路。正因为这样，他特别害怕失去他的领导职务，不仅害怕失去养尊处优的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怕失去市委书记的权力。
一九六六年，张思远毫无例外地被揪斗，下放山乡，背着一篓子羊粪，屈背弓腰，咬着牙行走在山间崎岖的山路上，大家叫他老张头。不过，随着优裕的生活条件和至贵至尊的权力的失去，他却获得了生命的活水，建国初期他所向往追求的平等、质朴和公正，却在穷山僻壤中生生不息地活跃着。是人民的空气和营养，使张思远挨过了“四人帮”的覆灭，迎来了官复原职，一九七九年又升迁中央的副部长。
境遇的大起大落，使他不得不陷入深深的思索中。在北京副部长的位置上，他忘不了山乡。小说通过张思远回乡作为情节突破口，在人物联翩不缀的感念回忆之中，构造起张思远寻魂的思路。他的回乡，是他不得不寻找“小石头”、 “张指导员”、“张书记”、 “老张头”、 “张副部长”之间的差别与联系的努力。位居北京与民间种种之间强烈的反差，让他觉悟到自己的责任，秋云对进京与张组织家庭的冷淡，儿子冬冬期望用自己的力量寻求自己的理想的抱负，以及山乡老小的盛情，他们深厚的祝愿，他们平实的呼声……这些都让他有力量找到那颗失去的魂灵。他找到了——他深刻地找到了那座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的桥，深刻领悟到“无论人，还是蝴蝶，都是大地的儿子”。
小说并没有以绘制张思远的性格特征为己任，而以展示其思想变迁为主要目标。作家的笔触直接伸向人物的内心世界，把反映社会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人物的心理发展过程中。小说所着力描写的，不是社会生活的本身，而是它们在人物心灵上的反映、折射，以及人物对生活的回味思索。于是内心独白、联想、意识流手法，被王蒙成功地用于张思远形象的塑造。
张思远的形象，凝集着作家对生活的深沉思考。张思远深情地呼唤着他青春期的梦幻，他对今天生活的美好的呐喊和呼吁，都显影着王蒙对于生活的执着追求和郁勃的苦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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