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年七，巴金出版了“一本悲欢离合的苦戏”——《寒夜》，反映抗战时期国统区小人物们的灰色人生。汪文宣是其中主要人物之一。
汪文宣一家四口人。五十多岁的母亲在家照料家务，妻子曾树生在一家银行里当职员，其实不过是只“花瓶”，十几岁的孩子在学校读书。他自己在一家书店里当校对。在抗战时期的国统区，这样的一个四口之家却难以度日，整年整月地挣扎在贫困之中。生活的竭蹶，又加深了家庭婆媳之间的矛盾，作为儿子，作为丈夫，汪文宣处于十分尴尬而痛苦的境地。他便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家庭双重压力的环境中。
汪文宣早年也是个有理想、有热情的青年。他读过大学教育系，不顾有封建思想的母亲的反对，与同学曾树生恋爱，并不举行结婚仪式便同居。毕业后怀抱着“教育救国”的美好愿望进入社会。但现实却使他四处碰壁，他们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一条生路的幻想破灭了。在《寒夜》中出现的时候，汪文宣已经锐气全无，三十多岁的年纪便暮气沉沉。在饱经人世沧桑后，成了一个安分守己、忍辱偷安的小公务员。他终日愁眉苦脸，因为薪水的微薄实在难以养家糊口。为此，他无可奈何地让妻子去供职以补贴家用，自己忍受妻子当“花瓶”的感情痛苦。后来，又因病吐血失业，只能让妻子一人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生活的越发艰窘，又加上因此而来的家庭的难分难解的矛盾、争吵，更使他倍受精神上的折磨。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病很快恶化。正当他病得岌岌可危之际，因战事影响，银行内迁，妻子跟着经理要到兰州去工作，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最后，在悲苦、凄凉和对生活的绝望中，汪文宣默默地死去，结束了自己卑微的一生。
这是一个小人物的灰色人生，也是一个小人物的令人同情的悲剧命运。汪文宣的生活和遭遇真实地、典型地反映出那个时代中下层知识分子所受的苦难。作品正是要通过汪文宣的故事，为一代知识分子讲话，替那些受人歧视的被埋没的小公务员们叫屈诉苦，从而揭露那不合理的、黑暗的社会。
汪文宣的形象是生动而丰满的。他是个毫不引人注目的小人物，但他有是非观念：并且像一般小人物那样老实正派。从自己的生活境遇中，他感受到了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在校对一本替当局歌功颂德的著作时，看到作者吹嘘中国如何在进步，人民的生活如何在改善，国民政府又如何关心民生疾苦，他在心中不断地说“谎话!谎话!”认为是一派违背事实的胡言。汪文宣也不屑于向有权势者献媚。对不少人来说，参加书店周主任的祝寿宴会是个拍马的极好机会。在汪文宣却是个“义务”，只是孤独地坐在旁边，并不向周主任敬酒。他看不惯别人的巴结模样，听到那些谀词就要作呕。甚至每一秒钟都在后悔来到这种场合，终于“一个人偷偷地溜走了”。尽管汪文宣屈辱地苟活着，但他没有下贱，没有同那批庸俗的人同流合污，没有丧失应有的良知。这正是汪文宣性格中的主导方面。在社会上，他是个小人物，但个人品格在这些问题上却不渺小。
在作品中，汪文宣的活动主要是在家庭中展开的。他对待妻子曾树生的态度同样显现出性格中善良、无私、大度的一面。他对妻子的爱情是诚挚的。为了寻找被母亲气得离家出走的妻子，他经受了不少痛苦。战乱时期，他身患重病，很需有人照料，为了树生的安全，却坚决劝她去兰州，自己留在孤寂与痛苦的深渊中。有次为了祝贺树生的生日买一块蛋糕，他拖着重病的身子去上班，以至累得大量吐血。树生去兰州后变了心，要与之断绝夫妻关系，他自己的生命亦快走到尽头，除了在内心极度痛苦外，表现得宽容、大度，没有任何责难和抱怨，甚至连病到垂危的信息也不给她透露，为的是不给树生添麻烦。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汪文宣性格中闪光的美点，也是人们怜悯、同情他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汪文宣形象的生动与丰满不仅仅在于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富有感情地描绘了这个小人物灵魂优美的一面，而且在于怒其不争地展示了他软弱、苟且、不敢与环境抗争的性格的另一侧面。在作品中，汪文宣又是个卑怯的、猥琐的人。他明明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这种人的。我们奉公守法，别人升官发财”，然而并不认识造成他及与他同样命运的人们贫困和不幸的社会原因，至死也不觉悟，不知道向谁要求“公平”。面对不公的待遇，他默不吭声，逆来顺受，仿佛在泥沼中生活的泥鳅，已经习惯于在烂泥中度日，一旦离开便会窒息似的。他只会自怨自艾： “这要怪我没出息”， “我对不起每个人，应受罚”。
在家庭生活中，汪文宣也显得窝囊。他既爱母亲，又爱妻子。母亲因为树生没有举行过正式结婚仪式而不满。加之树生每日打扮的花枝招展去作“花瓶”，更引起她的厌憎。她认为这个媳妇既不贤惠，也不孝顺，就把她对社会所造成的家庭苦难的怨气一古脑儿发泄在媳妇身上。树生也有她自身的苦衷，既要挑起一家四口人的生活担子，又要受婆婆的冷眼相待，内心还追求着理想的享乐生活。她与婆婆之间的矛盾就其总根源来说是社会压迫而致，但也包含了封建习俗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冲突的内容。汪文宣既觉得母亲的话有一定道理，迁就母亲的封建思想;又觉得树生也没有错，迁就妻子的资产阶级思想。他企图把这两者谐调起来。这当然是徒劳的。于是，在无休止的家庭纠纷中，他左右为难，受尽精神上的折磨，但这些毕竟只是个人的琐事，没有太大的意义。他的这种痛苦越深，越是反映出他性格的卑怯，而这正同他在社会生活中的怯弱相一致。
汪文宣性格中有美好的一面，有丑陋的一面。作品的高明处就在于把这两种不同的色泽和谐地调配在同一个形象身上。而且艺木地、辩证地揭示出这一人物形象性格中美好的一面，同时恰恰也是丑陋的一面。他老实、正派、勤勉，同时又正是不敢抗争、麻木地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他爱母、爱妻，是善良而真挚的，然而又正反映出他的怯弱退让和生活理想的丧失。这样，两种不同的性格特征水乳交融地揉合在一起，活生生地勾勒和描绘出这个在生活重压下痛苦呻吟而逐渐归于寂灭的小人物的灵魂，表现出这个小人物的灰色的人生。作为一个艺术典型，汪文宣的形象完全可以同叶圣陶笔下那些旧中国小知识分子如潘先生、倪焕之等人物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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