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把钱看得太重。生活中,人应该有更长远的目光,应该有更高尚的追求,应该“道义当头,志向远大”。
萧何曾任沛县功曹,他勤奋好学,思维机敏,对历代律令很有研究,并好结交朋友。刘邦当时是小亭长,他平时不拘小节,经常惹事。萧何曾多次为他解围,后来,两个人结为生死之交。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萧何和曹参、樊哙、周勃等人商议形势,和早已起义的刘邦开始联系。当时的沛县令也想归附陈胜,以保住官位,就和萧何、曾参商议。萧何建议重用刘邦。他们到芒砀山找到了刘邦。当他们回到沛县后,县令却变卦,扣押了萧何。刘邦知道后大怒,带兵打回沛县,杀县令,救出萧何,与之共谋大计。萧何向众人宣布,公推刘邦为起义的首领。
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率军由蓝田至霸上。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至此,秦灭亡。
刘邦率军进入咸阳,将士们大都抢掠金银财物,刘邦看到秦宫中华丽的装饰、成堆的金银珠宝,还有一群群的美女,也不觉飘然起来。
唯独萧何,进入咸阳后,一不贪恋金银财物,二不迷恋美女,却疾如星火般地赶往秦丞相、御史府,将秦朝有关国家户籍、地形、法令等的图书档案都收藏起来,待日后查用。萧何这样做,使日后刘邦对于天下的关塞险要、户口多寡、强弱形势、风俗民情等等都了若指掌。
萧何采取一系列措施,协助刘邦收拾关中的残破局面,一方面重新建立已经散乱的统治秩序,另一方面安抚民心。萧何先颁布法令,建立汉朝统治秩序和统治机构,修建宫室、县城等等;又开放原来秦朝的皇家苑囿园地,让百姓耕种,赐给百姓爵位,减免租税等等,并让百姓推举年龄在五旬以上、有德行、能做表率的人,任为“三老”;再选各乡里的“三老”为县“三老”,辅佐县令,教化民众。
在楚汉相争的关键时期,萧何坐镇关中,刘邦把关中事务全部托付给萧何。萧何征发兵卒,运送粮草,供应汉军;侍奉太子,制定法令规章,建立宗庙秩序。事项报于刘邦,刘邦总是允许萧何照办,也可先行再报。刘邦几次战败,萧何每次都征发关中兵,补足汉军缺额。刘邦因此得以重新振作,多次转危为安。
公元前203年,项羽因连年战争,陷入兵尽粮绝的困境。而汉军因萧何坐镇关中,不断输送粮食兵力,拥有了兵强粮多的好形势,最终逼得项羽兵败垓下,自刎乌江。
在萧何独具慧眼,不贪钱财,却“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这件事上,古今都有定评。北宋著名词人晏殊对此曾经这么说:“周公辨九州之土壤,以奠民居;萧何收天下之图籍,以定帝业。”可见,萧何志向远大,对刘邦“定帝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古往今来,富贵功名是大多数人都想要的东西,但是如何得到,却有一定的原则。如果目光狭隘、志大才疏,那是干不成大事的。
当然,贫贱是人们不想面对的,但摆脱贫贱也一定要遵守道义。真正的君子宁愿安贫乐道,也不会不择手段地去攫取荣华富贵。
伯夷是商朝时期孤竹国国君的长子,他有两个弟弟,最小的弟弟叫叔齐。伯夷的父亲有意立叔齐为继承人,伯夷的父亲死了以后,伯夷为了遵从父亲的遗愿,就从孤竹国出走,好让叔齐即位,而叔齐尊重嫡长子继承制,非让哥哥即位,于是也出走了。孤竹国人没有办法,只好让伯夷的另外一个兄弟即位。伯夷和叔齐兄弟俩后来重逢,为了躲避商纣王的暴政,就隐居在北海之滨,后来听说周文王善待老人,兄弟俩就一起投奔西周,在半路上碰到了周武王伐纣的大军,才知道文王已经死了。两人极力劝武王不要伐纣,没有成功,后来周灭商,兄弟俩发誓不食周粟,于是到首阳山采野菜为食,最后,伯夷和叔齐为了表明心志,绝食而死。从孔子到孟子,再到后世的士大夫,都将伯夷兄弟看作孝、悌、忠、廉的典范。
目光长远、志向远大的人能坚守正义的本真,能坚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底线,他们也能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质。
其实,人生最大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一个人目光长远,志向远大,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是最大的幸福。贫富不是区别人高下的标志,只有理想才是鉴定一个人是否优秀的“准绳”。
每个人生活的轨迹和所处的环境都有所不同,不要过分地苛求自己的生活条件一定要比别人强,也不要在自己穷困落魄时自暴自弃,而要有精神上的信仰和内心的追求,保持良好的道德操守。
人要学会把握自己。比如,面对贫穷、不如意的生活要奋发进取,改变不良境遇,在穷途末路的困境中要看得开、想得通,在愤愤不平、深陷痛苦的时候,要静下心来,激励自己摆脱困境,在生活中坚定地不断努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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