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与做人

我国古代一直非常重视文学艺术家人品与作品风格的关系。人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个性气质，二是指道德品质。

人的个性气质不同，作品风格也各不相同。用西方理论家的话讲，“风格就是人本身”。这样的例证有许多，比如说李白做人飘逸，所以诗也飘逸；杜甫为人沉着，因此诗也沉着。

气质与作品风格息息相关，德行也与作品风格血脉相连。汉代扬雄就曾这样说：“言，心声也；字，心画也。盖谓观言与书，可以知人之邪正也。”这里强调的是，文章或书法作品，往往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反映，通过作品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品好坏。元代揭惧斯在《诗法正宗》中就举了许多这样的例子，如说“刘孝绰兄弟；鄙人也，其文淫，湘东王兄弟，贪人也，其文繁。”这都是着眼于品德来谈的。

的确，德行与文章、写作与做人常常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我国当代著名作家巴金就是以真诚地做人、真诚地写作闻名于世的。他在回答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时说：“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我为什么需要文学？我想用它来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的环境，改变我的精神世界。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可以说明；我不曾玩弄人生，不曾装饰人生，也不曾美化人生，我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文如其人，巴金先生是用他的笔记。录自己的“真实思想和真实感情”，德行与文章互为表里，相得益彰。这正说明，一个人因其节操高尚，文章也更受人喜爱，文章优美，又可增添有德之人的光彩。巴金先生人品、文品俱佳，备受读者爱戴。鲁迅先生是文人，更是战士，他的精神与文章同样不朽！

但我们也要注意到，世界上的事情是非常复杂的，也是千变万化的。好人可以变坏，坏人也可以变好，好人身上未必没有坏的因子，坏人身上也可能有好的素质。文品与人品并不总是统一的，人品不好的人也有能写出高品位作品的。明代的都穆就曾指出；古之偏人曲士，其言其字，未必皆偏曲，则言与书又似不足以观人者。元遗山诗中写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首诗说的安仁，就是西晋文学家潘岳（字安仁）。此人性情轻躁，喜趋势利，与石崇等人谄事权贵贾谧，每每在外等候贾谧出门，便望尘而拜，人格可谓卑下。可他写的《闲居赋》，描写田园风光，明净和畅，全无尘俗之气。

现代文坛，类似的事例也不少见。如今的年轻人都知道鲁迅，恐怕没几个人知。道他的弟弟周作人了。其实，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风云一时。早年他痛骂军阀，讨伐独裁，向往民主。他学贯中西，文笔优美，小品文写得实在是绝。可他中年以后锐气消沉，最后堕落为汉奸，成为民族败类。大节一亏，前功尽弃，人既已被社会所不齿，文自然也就少人问津了。

历史上，像周作人这样因德行而影响作品传世的人，实在不少呢。比如说到南宋民族英雄岳飞，人们不禁肃然起敬，吟诵起他那慷慨悲凉的《满江红》，更是热血沸腾。但说到陷害岳飞的奸臣秦桧，人们便会嗤之以鼻。可有谁知道，秦桧除了是个大奸臣、大卖国贼之外，他还是个不错的书法家呢。他的字笔力遒劲，很有风骨。可是因其迹劣，人们“恨屋及乌”，作品早已被人们弃掷如鄙帚了。人们喜爱的书法作品、文艺作品，大多是作者人品较好的，有人格魅力的，用古人的话讲，是“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

如此看来，作文（广义的）与做人有矛盾，也有统一，但二者相互影响则是毫无疑问的。须知，学书应先养性，作文先学做人。只有好的人品才能与好的文品、艺品相得益彰，交相辉映。七十年代有一部较好的影片叫《闪闪的红星》，小演员当时写过一篇《演冬子，学冬子，做党的好孩子》，至今让人不忘。这也大抵是说从艺与做人要一致，要有精神境界。时下文艺界不少人著书作文、绘画演戏，不讲人品者屡见不鲜。某两个漂亮的女影星在江南某地因嫌钱少而罢演，某演领袖起家的“大款”，出场费要价不低，且“孔方兄”少一点儿也不干，诸如此类的事儿，让人听了、看了总觉得不是味儿。

看来，文品与人品并非是一个太过时的话题。从历史中，人们也许能得到一些警示。我仍以为：做人是根本，书法、绘画、文章、演艺等等，皆不过是人生大树上的枝叶。根深才能叶茂！

（范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