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摹仿:现实在西方文学中的再现》

外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摹仿:现实在西方文学中的再现》

埃利希·奥尔巴哈(1892—1957)著。奥尔巴哈，德国语文学家、文学批评家，后移居美国。《摹仿》于1946年用德文出版，它综合运用了语文学、文学批评和历史等学科的原理，被公认为二十世纪美学和文学史领域中的经典之作。

通过比较荷马史诗和《圣经·旧约全书》，奥尔巴哈指出，尽管荷马史诗的叙事技巧看起来颇为高超，但是，就其对人类及其现实生活的描述来讲，却是比较简单的。荷马史诗仍然停留在传奇阶段，而《圣经》的故事即愈来愈接近于历史，因为它们关注的是道德、宗教和心理现象，并非象荷马史诗那样仅仅是愉悦我们的感官，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对高雅和崇高风格的理解分歧也存在于两部作品之中。曾经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风格分离规则， 它规定“对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描绘与崇高是不可并存的，这种描绘只能用于喜剧之中，或者经过仔细修饰用于田园诗中”。荷马与这种规则相距甚远，他并不害怕让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进入崇高和悲剧之中。，然而，较之于《圣经》，荷马却更接近于这种规则，因为荷马史诗中那些伟大崇高的事件都严格地明确地发生在一个统治阶级的成员之间，而且，他们的英勇、高雅都十分纯粹，不象《圣经》中的人物那样可以是非常卑微的。最后， 日常的现实主义，即对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再现，在荷马史诗中仍然处于平静的田园诗领域，而在《圣经》中，崇高的、悲剧的、关于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对日常普通生活的再现之中，因为上帝的崇高在这里深深地影响着日常生活，崇高和日常生活这两个领域不仅事实上没有分离，而且实质上是不可分离的。

作者认为，古罗马作家佩特罗尼乌斯达到了古代现实主义发展的顶点，但是，他的人物和叙事在措词和处理上都处于最粗俗的风格层次上。这就意味着，一切有关社会问题的，一切能够在心理上或社会学上使人想到严肃的东西，都必须排除在外，因为这些东西的内涵是粗俗风格所无法承受的。总体上来讲，在古代的现实主义文学中，风格分离的规则是不可违反的，平常的现实的事情，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事情，只能在喜剧的风格层次上加以处理，而这种风格不可能容纳对社会问题的探索。结果，现实主义领域非常狭窄。如果以严格的现实主义来衡量，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古代的现实主义作家对平常的职业和社会阶级，对日常生活情景，对日常的习俗，简言之，对人民及其生活，没有进行严肃的文学处理。如果古代文学不能严肃地再现日常生活，即无法透彻地理解日常生活的难题，无法看到它的历史背景，如果古代文学只能以粗俗的风格，喜剧式地或至多是田园诗式地，凝固地，非历史地再现现实，这也就意味着，这些东西不仅标志着古代现实主义的局限，而且也标志到它的历史意识的局限。因为正是在日常生活的思想和经济状况之中，那些隐藏在历史运动背后的力量才显示出来， 那些军事的、外交的或与国家政体有关的东西只是日常生活深度的变化的产物，是其最终结果。

以风格分离还是风格混用作为参照系，奥尔巴哈继而依次考察了西方文学中对日常现实的再现。他指出，《圣经·新约全书》中风格是混用的，因为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基督的现身和受难——与风格分离的原则是不相容的。中世纪的宫廷罗曼斯的现实主义提供了关于领主阶层的丰富而耀目的生活画面，但是，风格却是分离的，崇高的领域仅仅容纳封建领主阶层的成员，与粗俗、奇异、喜剧的领域仍然是分离的。中世纪的基督教戏剧则不存在风格分离的问题，因为崇高与粗俗或日常生活在基督的受难中已经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了。

奥尔巴哈指出，在但丁的作品中，风格的混用达到了顶点，已经接近于违反所有风格的地步了。薄迦丘的《十日谈》确立了一种特定的风格层次，在这个风格层次上，当代生活的实际事件变成了优雅的享受，这种风格是介乎于高雅与粗俗之间的中庸风格。但是，薄迦丘的现实主义却难以进入社会问题的和悲剧的领域。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与阶级相对应的风格分离远比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中的风格分离为甚，毫无疑问，这是古代悲剧观的一种反映。一在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中，现实主义所具有的局限性更严重地表现在高雅和悲剧领域中，在这个领域中，悲剧与人类日常生活事件的分离是前所未有的，它超过了古希腊罗马时期。

书中认为，在启蒙运动时期，兴起了处于中庸风格层次的体裁，诸如小说和叙事诗，在悲剧与喜剧之间，出现了一个中庸的伤感剧。因此，这个时期的主流是风格的混用。直到以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兴起后，存在的和悲剧的严肃性进入了现实主义，严肃性与日常生活混和起来。二十世纪的作家则对普通人民生活中随意选择的时刻进行了毫无偏见的精确的内部和外部的再现，这种再现预示有了人类的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