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人物·黄宗羲

中国文艺美学要略·人物·黄宗羲

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其父黄尊素是东林党的重要成员，黄宗羲本人也积极参加过反阉党的斗争。明亡不仕，专门从事讲学和著述。著作有《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 《宋元学案》、《南雷文定》、 《南雷文案》等数十种。

黄宗羲的文艺思想和审美意识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他反复强调“诗以道性情”， “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这种“至情”是“天地之元气”。他认为每到了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便鼓荡而出。 “阳气在下，重阴锢之，则击而为雷;阴气在下，重阳包之，则搏而为风。”这样就产生了最好的文章。所以，他认为“文章之盛，莫盛于亡宋之日”。

黄宗羲以对立面斗争的思想来概括文艺发展史的特点，对传统的儒家诗教是一种突破。黄宗羲从这种文学见解出发，给予民族志士(如宋末文天祥、明末张苍水等)的诗作以高度的评价，赞扬他们的诗是“诗史”。应当指出，黄宗羲所强调的“情”，实际上是指忠臣义士的“孤愤”，而不是那种“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 “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的“干啼湿哭”。在他看来，这是“俄顷消亡”的情，不是真情。

黄宗羲由于强调“情”的作用，因而他特别重视作家个人的品质，认为“人非流俗之人，而后其文非流俗之文”。这“非流俗之人”就是“事功节义”的君子。黄宗羲把“情”分为“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他说： “夫吴歈越唱，怨女逐臣，触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时之性情也;孔子删之，以合乎兴、观、群、怨、思无邪之旨，此万古之性情也。吾人诵法孔子，苟其言诗，亦必当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这种把历史的、具体的性情永恒化的见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表明黄宗羲的审美意识并未能超出儒家诗教的范围。但黄宗羲在这一问题上又往往是自我矛盾。他曾竭力反对明代“诗必盛唐”的拟古主义，指出“古今志士学人之心思愿力，千变万化，各有至处，不必出于一途”， “夫以己之性情，顾使之耳目口鼻皆非我有，徒为殉物之具，宁复有诗乎!”既然诗人不必“求之于古”，使自己的耳目口鼻成为“殉物之具”，那么又何必“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由于黄宗羲不可能完全摆脱儒家传统诗教的束缚，因而他极端轻蔑新兴的民间戏曲、小说，主张将“时文、小说、词曲、应酬代笔，已刻者皆追板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