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性型的三位一体(节选)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阴性型的三位一体(节选)

林语堂

由于社会上的名分原理和分阶层的平等概念,某种关于社会行为之规律遂应运而生。它们是中国人经验思想体系中三大不变的定律,其永久不变性超乎罗马天主教教条,其权威超越乎美洲合众国的联邦宪法。它们实在是统治中国的三女神,权势过于当时执政的军政要人以外。至于它们的名称便是叫做:面情、命运和恩典。此三姊妹永久统治着中国,至今犹然。惟一有价值的革命,是以应为反抗此阴性的三位一体的革命。所困难者,此三女子这样的会体贴人,又这样的迷人。她们堕落了我们的祭司,谄媚着我们的统治阶级;保护权势,勾引富人,催眠穷汉,小赏怀野心者而腐化革命团体。她们又会麻痹司法界,使各种法令条文不生效力,讥笑德谟克拉西①,藐视法典,以人民权利为笑料,破坏交通规则和俱乐部章程,任意横行于人民的私人花园。假使她们是专制君王,或则她们是丑陋不堪的,她们的势力或许不能维持如此久远;可是她们的声调恰恰是柔软的,她们的仪态恰恰是文雅的,她们的足无声地践踏到法庭上,她们的手指轻巧地把司法机关拨个凌乱,当她们抚弄法官的面颊的时候:不差,那是不可限量的慰藉去崇拜这些淫荡妇人的神座。她们的统治势力是以在中国一时还不会消灭。欲知恩典之概念,务先明了中国人生活之优美的简朴性,中国人的理想社会,常为一种“寡政教,省刑罚”的社会。中国人的政府与法律的概念常深染着人类情感的色彩。中国人普遍地不信任法律与律师和高度机械化的社会。他们的理想中的社会是:人民皆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②,是一个保存着上古③淳朴之风的优良生活的社会。在这样的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环境里头,乃有所谓“恩典”的出现,亦在此等社会环境里头,乃有古代中国特性中最优美的感恩报德的情绪的兴起,报德心乃适为与恩典互为对照的情绪。此种感恩报德的心情,中国普通平民,尤其是农民,莫不充盈满腹。一个农夫倘受了人家恩惠,将志之终身不敢忘,或竟替你刻一方长生牌位④,供之家屋,早夕礼拜;或则不辞汤火⑤,替你服务。人民盖并无法律的保障,但有听凭县令的慈悲恻隐之心。倘这县官是宅心仁爱的,则仁爱是比之什么都更受人感激,因为它是不期报酬的。会有千千万万的实例,那些乡民围绕着拦住卸任而行将离别的县官的轿子,跪倒尘埃,感泣零涕。这是中国人的感恩图报的最好表现,也就是中国官吏之恩典的最好表示。因为人民只知它是一种恩典,而不知道它是一种公义。这种社会环境,为恩典的发源地,它产生于在势者与需要保护的人二者之间的私人关系。它可以代替公义的地位,往往如此。当一个中国人被逮捕,假定是没有正当理由的,那他的亲族的天然倾向,不是去请求法律保障而在公堂上求伸雪,乃专门去寻找一位认识县长的人居间说项⑥,祈盼特施恩典。由于重视私人交情和面情,这位居间说项者倘其面子庞大得够程度,则常常是达到目的的。这样办理的方法常觉来得简便,而且它的费用比之耽延时日的诉讼节省多多。一种社会上的不平等乃由是而兴起,就是夹有权势的官吏、富豪及有面子的联络人和贫苦阶级——他们的环境没有那么侥幸。……命运主义不单是中国人的智力的习惯,也是孔教传习意识的一部分。信仰命运与名分观念的关系如是密切,致使吾人有句流行俗语,叫做:“安分守己,听天由命。”孔子在称述其自己的精神进展时说:“五十而知天命。”又说:“六十而耳顺。”这个命运主义的原理为人们精力和知足精神的源泉,亦所以产生温和平静的中国精神。因为没有人常能交好运,而好运又不能临到每个人头上,人遂很愿意容忍这种不平等,认为一种合乎天然的法则。经由科举考试之路,有志才干之士常能获得一种上进的机会;更经由运气或经由才干,一个人可由非特权阶级升入特权阶级,就是他的得势的日子。一旦踏进了特权阶级,他便爱弄特权。随着地位的变迁,因生心理的变迁,他乃开始爱好一切社会不平等和一切特权。此种转变的面目,为现代每个革命成功人的显著特例,他握紧他的铁腕以限制报纸言论自由,比之他在革命初期所高呼打倒的军阀还要来得猛鸷⑦。因为现在他有了大面子,他站立于超越乎法律与宪法的地位,交通规则和博物院章程于他微不足道。这面子是心理作用的,仿佛中国人的生理面貌那样有趣,心理的面子更为神妙而动人。它不是一张面孔,可以揩洗或刮须,却是可以“得”“失”“争取”,更可以当礼物一样“赠送”。这里吾们达到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的一点,抽象而不可捉摸的,但却是最高等最精细的规范。中国人的社交往来,莫不依此为准则。

作于1933—1934年选自《吾国与吾民》

〔注释〕 ①德谟克拉西:20世纪初流行的“Democracy”中文音译,即“民主”。 ②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语出《老子》八十章,描述了老子理想中的“小国寡民”的社会图像。是说人民对他们的吃食感到香甜,对他们的穿戴感到漂亮,对他们的住宅感到安适,对他们的习俗感到满意。 ③上古:中国对于上古时代的划分大致以秦王朝为界,即以先秦时期为上古。 ④长生牌位:写有恩人姓名,为恩人祈求福寿的牌位。 ⑤不辞汤火:指不避艰险。 ⑥居间说项:在双方之间调解、说情或促成。 ⑦猛鸷:凶猛,勇猛。〔鉴赏〕 本节选自《吾国与吾民》第六章第七篇《阴性型的三位一体》。在本篇中林语堂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进行了深刻描画,认为中国人无时无刻不受着三位“女神”——面情、命运和恩典的统治。在一个人治的等级社会中,官员的行为具有普遍的随意性。因为缺乏法律的保障,人民遇事只能依靠在势者的恩典。如果遇事者有足够的面子,可以超越一切法律和规范而顺利获得在势者的保护。但如果是处于等级秩序底层的平民,因为没有面子,即使合理合法也不能够被公正对待,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们无力对抗,只能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面、命、恩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全部生活,左右着中国人的所有行为。何谓“恩典”·在中国文化里,恩典很少用在地位平等的人之间,它天然的与儒家倡导的等级秩序相共存。从很多古典文学作品看来,恩典指的是帝王给臣民的恩惠,如《红楼梦》第一[[!GA996]]二回中说:“题本上去,亏得皇上的恩典,没有交部。”后来,恩典泛指在中国等级社会里上级对下级,尤其是官吏对百姓的恩惠。恩典是在势者对需要保护者的恩赐,是不需要回报白白给的,因此得恩惠者往往会对施恩者感激涕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恩典给不给,全看在势者的意愿,百姓所能倚仗的,唯有用面子去向在势者求情。成了,万事畅通皆大欢喜;不成,那就是命中注定。命运问题,其实是人关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社会意识。命定论在古代中西方都很流行,也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命”原与“天”连在一起,合称“天命”,代表着古代社会至高无上的主宰——天的意志。天命观源于西周初期,后为儒家继承。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古人云:“尽人事,听天命。”在儒家的认识里,命运之命与天命之命在一定意义上是合一的。《论语》中子夏有句话:“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这一思想得到了古代儒生的普遍认同,因此“天命”也包含着命由天定的意思。孔子多次提到“命”、“天命”,表示出敬畏之心。他说“君子有三畏”,第一就是“畏天命”(《论语·季氏》)。命运在古代人心目中,是一种人力所无法抗争的力量和必然趋势。人要努力“尽人事”,但人生最终的成败还是在于命运的安排。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中国人普遍相信命运。命定论是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背景下的产物。当人们难以对所发生的现象做出解释,或难以通过主观努力掌控事物发展时,就会盲目地将其归结为神秘的命运。这种命定论后来甚至演变成为命理学,认为一个人一生的吉凶祸福,早在他出生的那一刻就已注定,并由此发展出算命、看相、占卜、求签等迷信活动,且广为民间接受,内中迷信的因素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命定论对中国传统社会也产生了另外的影响,当老百姓在遇到不公和灾难时,总是归结为毫无道理可言的命运,从而转为忍耐,对不平等的等级秩序也普遍表现出承认和服从。林语堂说命运主义,是“人们精力和知足精神的源泉,亦所以产生温和平静的中国精神”,真是准确描画出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作为中国人社交“最高等最精细的规范”之“面子”,林语堂觉得“难于下一界说”,它似荣誉又非荣誉,它看似无形却又无处不在。透过他生动的描述,可以归结出中国人所钟爱之面子的实质:所谓面子就是践踏法律、规则的能力,面子大小就是践踏法律、规则的能力大小。这正是熟人社会、人治社会解决问题的重要资源。中国人凭面子来解决一应社会、政治问题,面子甚至比之命运、恩典更有势力,比宪法更见重视。有面子的人,就可以在等级秩序中享有特权,始终得到保护。中国的群体文化意识认为,人始终生活于社会关系之中,人的价值和角色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得以体现。所谓面子,恰恰集中反映了个体在他人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正因为此,面子比性命还重要,没面子比死还可怕。故而,中国人即使冒着死的危险,也要争得自己的面子。乘轮船时坐在硫黄箱上抽烟,还要乱扔烟屁股以显示自己的面子,最后致轮船着火爆炸害自己及全船人丢失性命。军官乘飞机不顾机师劝告装载超重的行李,还要机师绕场一周以让他在朋友面前卖弄面子大,弄得机师团团转把飞机开到树上去,折断了军官的一条腿。种种可笑可悲的现象,让林语堂断定:“在每个人失掉他的面子以前,中国将不成其为真正的民主国家”,等到“以面子统治的政府让给了法治政府,吾们才能有一个真实的民国”。林语堂的客观、冷静,让其招致不少国人的责骂。非议者认为林语堂把中国人的劣根性呈现给美国,是给我们丢了脸即“面子”,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在给外国侵略中国找借口。然而如林语堂所说:“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万平近《林语堂评传》)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自序中已经预见到这本书将会招致到的批评,他说:“我不欲尝试与人论辩,亦不欲证定我的各项论题,但是我将接受一切批评。”林语堂选择了直陈积弊、激人自省的方式来深入描绘国人的国民性,是“因为我未尝放弃我的希望”,是热爱自己国家而出发的。本书对国人的刻画,在时隔80年后却仍能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足见作者当年的所感所悟,在当下仍然具有非常深厚的现实性。林语堂的冷静和客观,让他的作品能够出于时代而超越时代,这正验证了林语堂的话:“真理终是真理,它将克服任何巧黠的私见。”(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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