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凌虚台记
苏轼
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既以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这篇文章为苏轼任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签判时作，当在嘉祐八年(1063)。其时凤翔太守为陈希亮(字公弼)。关于它的写作还有一段趣事。《河南邵氏闻见后录》说：“东坡作府斋醮祷祈诸小文，公弼必涂黑改定，数往反，至为公弼作《凌虚台记》……公弼览之笑曰：‘吾亲苏明允犹子也，某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邪?’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陈希亮是苏轼的前辈同乡，对他很是器重，尤其是对这篇《凌虚台记》极为激赏。
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记》中说：“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月日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然而作者在此文中，除了简要地交代台的修建缘由及经过外，对其他营建诸事了无所涉，甚至也没有对高台的落成命名表示祝贺，对台主的闲情雅致进行赞美，而只是以台的修建为媒介，就自然和人事的变化无常问题，谈了一些寄想深远的宏论，显示了构思上的独特之处。
面对新建成的高台，作者想到的是：“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然后便紧切“台”字，在与“废兴成毁”四字时时呼应的过程中，逐层推衍论证，给人以足致触发深思遐想的启迪。
作者先言台的从无而有。当其建造之前，谁能想到它今天会耸立于荒野之上呢?接着话题一转，说兴成废毁，总是相互交替，以至于无穷，那么，高台再从有而无，复变为一片荒野，实在也是很难预料的。这段议论，从兴成着笔，而又归结到废毁之上，构成了第一层的论证。
接着，作者又说，高台的这种变化无常的命运，其实已在登台所见的秦、汉、隋、唐四朝宫殿的遗址中得到了预示。推想当初它们那种宏大坚固的气势，无疑是百倍于此台之上，然而数世之后，剩下的只是一片丘墟。宫殿尚且如此，何况一座土台呢?在这一层议论中，作者既以宫殿的兴成废毁的变化映衬出了凌虚台的必然结局，同时也说明了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成而毁，难以长久存在的。
第三层，作者以“台犹不足恃以长久”，来映衬出人事得失的飘忽不定、难以把握，指出如果有人“欲以夸世而自足”，那就会显得很可笑。这样，作者就由对物的命运的论证转向了对人的命运的思考，从而将文意引向深入。
在作者看来，物质世界只是一连串兴成废毁的轮转循回，而人的一生又更象雪泥鸿爪那样表现为一种暂时性和流逝性，那么，置身于自然和人事的种种无常变化中，个体有限的生命能否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呢?对此，作者的回答是肯定的：“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至于这种真正可以永久依靠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却没有明说，在给人们留下一个值得深思回味的问题之后，全文便戛然而止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苏轼的其他作品中，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八声甘州·寄参寥子》中，作者说：“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表现了对沧桑世变的否弃和超脱;其《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又说：“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表现了对人事变化的一种超然旷达的观照;而其《临江仙·夜归临皋》所言的“夜阑风静穀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则更是在说明，人生应最终把持的，不是外在的追逐，而是一种内在的依持和归向。如果对人生的意蕴有了这份妙悟和参会，那么便能从容地“游于物之外”，“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记》)，从而在自然和人事的种种无常变化中，发现和把握一个个有意义的美的事物，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安慰和寄托，这便是作者所言的“世有足恃者”的底蕴。
这篇文章，构思新颖，立意深刻。对世事沧桑的兴叹和议论，足以引发读者对人生哲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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