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宜黄县县学记

宜黄县县学记

宜黄县县学记

【原文】

古之人，自家[161]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自幼至于长，未尝去于学之中。学有《诗》《书》六艺、弦歌洗爵[162]、俯仰之容[163]、升降之节[164]，以习其心体、耳目、手足之举措；又有祭祀、乡射、养老之礼，以习恭让；进材[165]、论狱[166]、出兵授捷之法，以习其从事。师友以解其惑，劝惩以勉其进，戒其不率，其所为具如此。而其大要，则务使人人学其性，不独防其邪僻放肆[167]也。虽有刚柔缓急之异，皆可以进之中[168]，而无过不及。使其识之明，气之充于其心，则用之于进退语默之际，而无不得其宜；临之以祸福死生之故，无足动其意者。为天下之士，为所以养其身之备如此，则又使知天地事物之变，古今治乱之理，至于损益废置、先后始终之要，无所不知。其在堂户之上，而四海九州之业、万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则随所施为，无不可者。何则？其素所学问然也。

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169]去于教也。其动于视听四支[170]者，必使其洽[171]于内；其谨于初者，必使其要[172]于终。驯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积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则刑罚措；其材之成，则三公百官得其士；其为法之永，则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则虽更衰世而不乱。为教之极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从之，岂用力也哉！

及三代衰，圣人之制作尽坏，千余年之间，学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体性之举动，唯其所自肆，而临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讲。士有聪明朴茂[173]之质，而无教养之渐，则其材之不成，固然。盖以不学未成之材，而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后，而治不教之民。呜呼！仁政之所以不行，贼盗刑罚之所以积，其不以此也欤！

宋兴几百年矣。庆历三年，天子图当世之务，而以学为先，于是天下之学乃得立。而方此之时，抚州之宜黄犹不能有学。士之学者皆相率而寓于州，以群聚讲习。其明年，天下之学复废，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释奠[174]之事以着于令，则常以庙祀孔氏，庙不复理。

皇祐元年，会令李君详至，始议立学。而县之士某某与其徒皆自以谓得发愤于此，莫不相励而趋为之。故其材不赋而羡，匠不发而多。其成也，积屋之区若干，而门序正位，讲艺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积器之数若干，而祀饮寝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从祭之士皆备。其书经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无外求者。其相基会作之本末，总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

当四方学废之初，有司之议，固以谓学者人情之所不乐。及观此学之作，在其废学数年之后，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内响应而图之，如恐不及。则夫言人之情不乐于学者，其果然也与？

宜黄之学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为令，威行爱立，讼清事举，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时，而顺其慕学发愤之俗，作为宫室教肄[175]之所，以至图书器用之须，莫不皆有，以养其良材之士。虽古之去今远矣，然圣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与学而明之，礼乐节文之详，固有所不得为者。若夫正心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务，则在其进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邻族党，则一县之风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归，非远人也，可不勉与！县之士来请曰：“愿有记。”其记之。十二月某日也。

【注释】

[161]家：家族。周代以二十五家为一闾，闾有巷，巷首门边设家塾，用以教授居民子弟。

[162]弦歌洗爵：弦歌，弹奏琴瑟，奏雅、颂。洗爵，洗酒杯，周人宴会时有洗爵礼节，即主人敬酒时，从几上拿一酒杯，先洗一洗，然后斟酒献客，客人饮毕，则置酒杯于几上。客人敬主人亦如此。

[163]俯仰之容：在祭祀、宴会等交际中的礼仪。

[164]升降之节：宴会、祭祀时，登堂或上车时的礼仪。

[165]进材：提拔、任用贤才。

[166]论狱：对诉讼案件的判决、定罪。

[167]邪僻放肆：邪恶而毫无顾忌。

[168]中：中正、适度。

[169]斯须：片刻，一会。

[170]支：通“肢”。

[171]洽：协和。

[172]要：约束。

[173]朴茂：诚实、厚重。

[174]释奠：古代在学校设置酒食以奠祭先圣先师的一种典礼。

[175]宫室教肄：统称老师学生办公、住宿、上课的地方。肄，教授，教导。

【译文】

古代先人，从家族到国家都设有学校；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从学习状态中离开过。学习的内容有《诗》《书》和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项技能，有演奏和朗诵各地采集上来的诗歌，洗涤酒杯再向客人敬酒的酬答礼仪，低头和抬头的姿势，进来和退下的步法，因此来使他们的内心、身体、耳目和手脚的一整套符合规范的动作形成习惯。又有祭祀、乡射、养老这类典礼，因此来使他们端庄严肃，谦逊推让形成习惯。还有选用优秀人才，区分轻重审断案件、出兵祝胜、凯旋献捷的程式，因此来使他们对将来所要承担的职事形成习惯。通过老师和学友来解开他们的疑难问题，凭借奖励和惩处手段来勉励他们不断上进，使他们对不遵从教诲引起警惕。古代所订立的施教内容、方法与学规大体如此。学校教育人的重点，是务必让每个人通过学习修养品性，不光是避免其走上歪门邪道、随性放肆。虽然每个人性格有刚柔缓急的差异，都可以进入学校（培养），而没有“过”和“不及”的极端情况出现。学校让人的见识开明，正气充盈于胸间，那么人们在人生进退和是否发言时的表现，就没有不恰当的地方；面对生死祸福这样的大事，也不足以改变人们的信念。既然要使他们成为天下的士子，像这样通过完备的学习来修养他们的身性，又让人们知道万事万物的变化，古往今来国家兴旺混乱的规律，至于哪些有害哪些有益、哪些该放弃哪些该保留，哪些为先哪些为后、哪些为头哪些为尾这些事情的关键，学校没有不让学生知道的。学生在学校里，四海九州的大业、治理国家的谋略都能够学到。等到离开学校而担当治理天下的大任、位列官员之中的时候，就按照情况的不同而施行相应的治理，没有不恰当的。为什么呢，这是他一直以来学习的结果啊。

所以人们作息、饮食、日常活动这类小事，直至修养好自身，掌握治理国家天下的要领，都是从学习中得来的，而片刻也脱离不开教导啊！耳目和四肢要做的那些事情，必然叫他同内心协调一致；在开始就小心谨慎的地方，必然叫他贯彻到底。根据习性来使他们循序渐进，用日积月累的良好习惯促使他的成功。哎呀！这教得多么到家啊！因此，良好的风俗形成之后，刑罚就搁置不用了；那样的人才培养成功，三公百官就获得足能胜任的士子了。把它作为法式坚持下去，中等资质的人就可以做到安分守己；它深入人心，即使经历衰败的时代，人们也不会动乱。教育的极限达到这般地步，鼓舞全天下，但是人们却意识不到自己是在跟它走，这哪里还用得上动用强制性的力量呢？

等到夏、商、周三代衰落，圣人创设的教育制度全部被破坏。千余年来，即使学校有留存的，也不是古代办学的方法了。人们的秉性举止，只随其心意；而处理政务统治百姓的方法，根本就不再讲授了。读书人有聪明质朴的本质，但是却没有教育修养的熏陶的过程，那么他们的不成材就成为了必然。用不学习不成才的人作为治理天下的官员，又逢治理衰微、社会积弊的时候，这样来治理没有受到教化的百姓，哎，仁政之所以得不到施行，盗贼强盗案件越积越多，这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大宋兴起已经几百年了。庆历三年（1043），圣明天子谋划当世的要务，把兴学列为首位，在这时，天下各地的学校得以设立。可正值此时，抚州的宜黄县，仍然没有学校。士子中求学的人，都一个接一个寄宿在抚州州学，大家聚集在一起，讲论研习。第二年，天下各地的学校再次废止，士子也都离散而去。但是春秋两季祭奠先圣先师的大事，因在法令上做出过永远遵守执行的规定，就常借孔庙祭祀孔老夫子，孔庙又不再做修整。

皇祐元年（1049），遇到县令李君详到县里，开始商议兴立学校。县里的读书人某某和他的门徒都宣称一定要致力于兴办学校，没有不互相勉励并欣然出力的。因此，兴立学校的建材没有通过摊派就有很多剩余，能工巧匠没有通过征召就来了很多。县学的建成，累计砌房屋共有许多处，而门墙和先圣祭室、讲诵经典的厅堂，供士子住宿的房间，全都一所也不缺少。累计起器物的数目共有若干件，而祭祀、饮水、睡觉、吃饭的用品，全都一件也不少，校内的雕像与画像，从孔老夫子以下，直到陪同受祭的贤士，全部一个都没落下。所需的图书，无论经典史籍，诸子百家，还是文人墨客的文章，没有需要向外边去借的。从新修学校勘察选址到建设完工，总计只有数天而已，是多么的计划周详且建设神速啊！

在各地学校荒废的时候，主管部门的官员议论：认为兴办学校这个事是老百姓所不喜欢的。等到看到宜黄县学校的兴建，在此学校荒废很多年以后，只是这里的县令的一个倡议，就让四方百姓积极响应，唯恐不及地谋划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人说老百姓不喜欢学校的说法，真是这样吗？

宜黄县求学的人，本来就有很多优秀的士子。而李君担任该县县令，权威得到贯彻，仁爱得到树立，争讼平息，政事大有起色，他所实行的县政，是很好的！趁贤良县令在任的时候，又随顺当地向往求学、发愤用功的习俗，修建成老师和学生教诲研习的地方，图书、器物、用具等必需品无不应有尽有，用来培养那本来属于良才的士子。尽管古代距离今世已经很遥远了，然而圣人的典籍都还保存着，他们讲过的那些话仍可以考察，他们制定的那些法则仍可以求取，让士子共同学习并明白他的道理。其中礼乐方面各种仪式的详细规定，当然存在着不能再全部照搬的东西，至于像使内心纯正，修养好自身，肩负起治理国家天下的重任，就在于怎样教育士子们朝这目标迈进了。先使一个人的品行得到修明，推广到一家去；一家品行得到修明，再推广到乡里邻居、同一族的亲属去，这样，整个县的风俗就形成了，人才就涌现出来了。教化的推行，道德的回归，并不远离世人啊！能够不劝勉吗？宜黄县的士子前来请求说：希望有篇记文。这篇记文记于十二月的某一天。

【解析】

本文作于皇祐元年（1049）十二月，曾巩时年31岁。在此以前，庆历三年秋，欧阳修、宋祁等人曾谏上兴学。于是，第二年遂昭告天下皆立学。欧阳修《吉州学记》中记载此事：“学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视其学之兴废。”曾巩师从欧阳修，欧阳修此语恰为本文之所本。

文章并非泛泛地劝学，而是完全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从政治的角度集中阐发了兴学的意义。本文先从学及教，由学、教而言及其与修身、修礼、育贤成材、移风易俗、劝善兴国的关系。随后阐明废学造成的弊端，从反面说明兴学的必要性。一正一反，借古讽今，雄辩地论证了“学校，王政之本也”这一观点。

清人吴汝纶《古文辞类纂点勘》引方苞云：“子固笃于经学，颇能窥见先王礼乐、教化之意，故朱子爱而仿效之。”又引刘大櫆云：“源流备悉，抒写明畅，是大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