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命辞

绝命辞

陈天华

呜呼我同胞!其亦知今日之中国乎·今日之中国，主权失矣，利权去矣，无在而不是悲观，未见有乐观者存。其有一线之希望者，则在于近来留学者日多，风气渐开也。使由是而日进不已，人皆以爱国为念，刻苦向学，以救祖国，则十年二十年之后，未始不可转危为安。乃进观吾同学者，有为之士固多，有可疵可指之处亦不少。以东瀛为终南捷径，其目的在于求利禄，而不在于居责任。其尤不肖者，则学问未事，私德先坏，其被举于彼国报章者，不可缕数。近该国文部省有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之颁①，其剥我自由，侵我主权，固不待言。鄙人内顾团体之实情，不敢轻于发难。继同学诸君倡为停课，鄙人闻之，恐事体愈致重大，颇不赞成;然既已如此矣，则宜全体一致，务期始终贯彻，万不可互相参差，贻日人以口实。幸而各校同心，八千余人，不谋而合。此诚出于鄙人预想之外，且惊且惧。惊者何·惊吾同人果有此团体也;惧者何·惧不能持久也。然而日本各报，则诋为乌合之众，或嘲或讽，不可言喻。如《朝日新闻》等，则直诋为“放纵卑劣”，其轻我不遗余地矣②。夫使此四字加诸我而未当也，斯亦不足与之计较。若或有万一之似焉，则真不可磨之玷也。近来每遇一问题发生，则群起哗之曰：“此中国存亡问题也。”顾问题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学生而皆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已，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乎·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诸君而如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惟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诸君更勿为鄙人惜也。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为，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夫空谈救国，人多厌闻，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几!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至于待至事无可为，始从容就死，其于鄙人诚得矣，其于事何补耶·今朝鲜非无死者，而朝鲜终亡。中国去亡之期，极少须有十年，与其死于十年之后，曷若于今日死之，使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丕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此鄙人今日之希望也。然而必如鄙人之无才无学无气者而后可，使稍胜于鄙人者，则万不可学鄙人也。与鄙人相亲厚之友朋，勿以鄙人之故而悲痛失其故常，亦勿为舆论所动，而易其素志。鄙人以救国为前提，苟可以达救国之目的者，其行事不必与鄙人合也。鄙人今将与诸君长别矣，当世之问题，亦不得不略与诸君言之。近今革命之论，嚣嚣起矣，鄙人亦此中之一人也。而革命之中，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者。鄙人平日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观于鄙人所著各书自明。去岁以前，亦尝渴望满洲变法，融和种界，以御外侮。然至近则主张民族者，则以满、汉终不并立。我排彼以言，彼排我以实。我之排彼自近年始，彼之排我，二百年如一日。我退则彼进，岂能望彼消释嫌疑，而甘心愿与我共事乎·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彼若果知天命者，则待之以德川氏③可也。满洲民族，许为同等之国民，以现世之文明，断无有仇杀之事。故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盖政治公例，以多数优等之族，统治少数之劣等族者为顺，以少数之劣等族，统治多数之优等族者为逆故也。鄙人之于革命如此。然鄙人之于革命，有与人异其趣者，则鄙人之于革命，必出之以极迂拙之手段，不可有丝毫取巧之心。盖革命有出于功名心者，有出于责任心者。出于责任心者，必事至万不得已而后为之，无所利焉。出于功名心者，己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内用会党④，则外恃外资。会党可以偶用，而不可恃为本营。日、俄不能用马贼交战，光武不能用铜马、赤眉平定天下⑤，况欲用今日之会党以成大事乎·至于外资则尤危险，菲律宾覆辙，可为前鉴。夫以鄙人之迂远如此，或至无实行之期，亦不可知。然而举中国皆汉人也，使汉人皆认革命为必要，则或如瑞典、诺威⑥之分离，以一纸书通过，而无须流血焉可也。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若多数犹未明此义，而即实行，恐未足以救中国，而转以乱中国也。此鄙人对于革命问题之意见也。近今盛倡利权回收，不可谓非民族之进步也。然于利权回收之后，无所设施，则与前此之持锁国主义者何异·夫前此之持锁国主义者，不可谓所虑之不是也;徒用消极方法，而无积极方法，故国终不锁。而前此之纷纷扰扰者，皆归无效。今之倡利权回收者，何以异兹·故苟能善用之，于此数年之间，改变国政，开通民智，整理财政，养成实业人才，十年之后，经理有人，主权还复，吸收外国资本，以开发中国文明，如日本今日之输进之外资可也。否则争之甲者，仍以与乙，或遂不办，外人有所借口，群以强力相压迫，则十年之后，亦如溃堤之水滔滔而入，利权终不保也。此鄙人对于利权回收问题之意见也。近人有主张亲日者，有主张排日者，鄙人以为二者皆非也。彼以日本为可亲，则请观朝鲜。然遂谓日人将不利于我，必排之而后可者，则愚亦不知其说之所在也。夫日人之隐谋，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即彼之书报亦俱言无忌，固不虑吾之知也。而吾谓其不可排者何也·“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吾古圣之明训也。吾有可亡之道，岂能怨人之亡我·吾无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朝鲜之亡也，亦朝鲜自亡之耳，非日本能亡之也。吾不能禁彼之不亡我，彼亦不能禁我之自强，使吾亦如彼之所以治其国者，则彼将亲我之不暇，遑敢亡我乎·否则即排之有何势力耶·平心而论，日本此次之战，不可谓于东亚全无功也。倘无日本一战，则中国已瓜分亦不可知。因有日本一战，而中国得保残喘。虽以堂堂中国被保护于日本，言之可羞，然事实已如此，无可讳也。如耻之，莫如自强，利用外交，更新政体，于十年之间，练常备军五十万，增海军二十万顿〔吨〕，修铁路十万里，则彼必与我同盟。夫“同盟”与“保护”，不可同日语也。“保护”者，自己无势力，而全受人拥蔽，朝鲜是也。“同盟”者，势力相等，互相救援，英、日是也。同盟为利害关系相同之故，而不由于同文同种。英不与欧洲同文同种之国同盟，而与不同文同种之日本同盟。日本不与亚洲同文同种之国同盟，而与不同文同种之英国同盟。无他，利害相冲突，则虽同文同种，而亦相仇雠;利害关系相同，则虽不同文同种，而亦相同盟。中国之与日本，利害关系可谓同矣，然而势力苟不相等，是“同盟”其名，而“保护”其实也。故居今日而即欲与日本同盟，是欲作朝鲜也;居今日而即欲与日本相离，是欲亡东亚也。惟能分担保全东亚之义务，则彼不能专握东亚之权利，可断言也。此鄙人对于日本之意见也。凡作一事，须远瞩百年，不可徒任一时感触而一切不顾，一哄之政策，此后再不宜于中国矣。如有问题发生，须计全局，勿轻于发难，此固鄙人有谓而发，然亦切要之言也。鄙人于宗教观念，素来薄弱。然如谓宗教必不可无，则无宁仍尊孔教;以重于违俗之故，则兼奉佛教亦可。至于耶教，除好之者可自由奉之外，欲据以改易国教，则可无必。或有本非迷信欲利用之而有所运动者，其谬于鄙人所著之《最后之方针》言之已详，兹不赘及。近来青年误解自由，以不服从规则、违抗尊长为能，以爱国自饰，而先牺牲一切私德。此之结果，不言可想。其余鄙人所欲言者多，今不及言矣。散见于鄙人所著各书者，愿诸君取而观之，择其是者而从之，幸甚。《语》曰：“君子不以人废言。”又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则鄙人今日之言，或亦不无可取乎·

原载1906年《民报》第2期

〔注释〕　①文部省有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之颁：指日本文部省于1905年11月2日公布的《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取缔”二字有管束、监督之意，不是取消。《规程》系应清廷强烈要求取缔留日学生而作的，知道这一背景后，留日学生八千六百余人集体罢课以示抗议。　②“《朝日新闻》……轻我不遗余地矣”：指《朝日新闻》1905年11月7日的报道。该报道对留日学生罢课作了不实的评价：“此盖由于清国留日学生对文部省命令之解释过于偏狭而生不满，以及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情性所促成，惟其团结之力则颇为薄弱。”　③德川氏：指日本德川幕府。德川家康在江户(今东京)建立的封建政权机构。1867年，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被迫还政于天皇。天皇下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　④会党：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一切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组织的总称。革命党人曾多次发动天地会等会党举行武装起义。　⑤光武不能用铜马、赤眉平定天下：光武，指汉光武帝刘秀。铜马：指王莽代汉以后，河北发生的农民起义，人数达数百万人，但很分散，其中以铜马军为最强大。赤眉：同一时期在山东发生的农民起义，因用赤色染眉作标识，故称赤眉军。　⑥诺威：挪威。〔鉴赏〕　以个人自杀引起较大社会反响，在近现代中国以陈天华、梁济(梁漱溟之父)、王国维三人较为典型。梁济在1918年10月自沉北平积水潭，是殉清而死。王国维1927年5月夜跳昆明湖，其死因虽说有不同看法，但报答大清王朝的因素是无法排除的。陈天华在日本蹈海自尽，其目的与意义同梁济、王国维有本质之别，是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正面写照。陈天华，1875年生。字星台，号思黄。湖南新化人。1903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法政大学。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为军国民教育会)。1904年10月返国，参与组织华兴会，与黄兴准备在长沙起义，事败后再亡命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担任书记部工作和《民报》撰述。促成陈天华蹈海自尽的动因，是《朝日新闻》的不实报道。为抗议“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情性”的诬蔑，陈天华愤而自杀。1905年12月7日晚上，他伏案疾书，直到深夜。8日晨，把写好的遗书挂号寄给在日本留学的杨度。当日下午六时许，有人在大森海岸的海上，发现了陈天华的尸体。9日陈天华投海事为留日学生尽知。《绝命辞》是一蹴而就的，是想着什么写什么，但条理还是相当清晰的。第一、二段论说国家的存亡不取决于外力，“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第三段自述其志向。第四、五段论述排满主义是他的政治主张，对待革命的态度应当“出于责任心”，“出于功名心”是不可取的。第六段论述要收回国家的权利，在于“吸收外国资本，以开发中国文明”。第七段提出，亲日与排日皆不可取，“莫如自强，利用外交，更新政权”。第八段讲对宗教的看法。尊孔教或奉佛教都可以，但不能把“耶教”(基督教)奉为国教。第九段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为结束语，是希望国人能够接受他的主张。在陈天华看来，救国有两条道路：“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他短暂又壮烈的一生践履了这两条。第一条是生时积极有作为，以唤醒世人在民族灾难方面的麻木不仁状态;第二条是以个体生命的结束，来激励人们的爱国救亡的热忱。达尔文的进化论是陈天华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主要理论根据，他认为人类社会，“得有今日者，进化为之也，非自古而然，革命亦其一端也”(《陈天华集》第235页)。他把革命视为人类社会进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由之路，论证了革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从陈天华一生的发展历程而言，又同儒家生死观有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危难之际，有所作为，以兼济天下、伸张正气为己任，是陈天华对生命价值的基本看法。少年时代的他，便萌发了推翻清王朝的想法。21岁时，随其父到新化县城，在一所讲求新学的实业学堂入学。在实业学堂，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拾阅新学中书报残纸，慨然欲任天下事”(徐佛苏《对于陈烈士蹈海之感叹》，《新民丛报》1906年第2号)。陈天华有自知之明，觉得自身的长处是在著书立说上。他说：“吾今有一言奉告业报诸君，救中国之前途、唤醒世人之迷梦者，报之力最大。”(《陈天华集》第17页)其《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著作，以平易通顺的文字，宣扬激烈的民主革命思想，为青年学生和士兵所爱读，成为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培育人们革命思想的重要教材。陈天华被誉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家、宣传家，是与他“作书报以警世”的主张分不开的。当时的革命党人说：“《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诸书，唤越国魂，国内革命思潮所及，军人学子皆受其赐。”(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陈天华“作书报以警世”取得如此的轰动效应，与他对书报等大众传播媒介功能的正确认识有关，也与他“慨然欲任天下事”这一人格理想的践履相关。陈天华蹈海而死，是他爱国救亡精神的升华，也是他笃信儒家“舍生取义”生死观的结果。对贪生怕死的人陈天华是鄙视的。他认为，人生终有一死，但要死得磊落光明。如果人人都有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那么中华民族不会灭种，中国也不会亡国：“若是千人之中有一不畏死者，则天下莫强焉。而奄奄有种绝之虞，则何以故·以畏死敌故。是故畏死者，中国灭亡一大原因也。”(《陈天华集》第11页)他强调“不为无义生”，主张“要舍生取义”(《陈天华集》第86—87页)。他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非常崇拜：“文天祥，史可法，为国死节，到如今，都个个，顶祝馨香。”(《陈天华集》第55页)陈天华的“义”，与传统道德中的“义”有很大的区别，是指反对帝国主义与推翻满清政府的正义斗争，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盖志士迟早一死，不死于政府，必死于外敌。死，一也，又何择焉!”(《陈天华集》第55页)陈天华认为，“空谈救国，人多厌闻”，明知列强在瓜分中国，却无实际行动去反抗之，“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因此，壮烈的牺牲比苟且偷生更有价值。他在东京大森湾投海自尽，决非一时的冲动，而是爱国救亡精神与儒家“舍生取义”的生死观相结合的结果。蹈海义死，不是他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而是想以捐躯换取千百万人的觉醒：“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陈天华把生命慷慨地投向了一种精神追求，以自我牺牲去唤醒国人和留日学生的觉悟，抗议日本报纸对留日学生的诋毁。这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用，仅1905年12月14日一天就有204名留日学生先期归国。先后归国的留日学生总数在二千人左右。1906年5月，在革命党人禹之谟、宁调元的组织下，陈天华灵柩被送回湖南，公葬于岳麓山下。送葬时，长沙学生全体出动，万人的送葬队伍，绵延十里之外。禹之谟等人又慷慨演说，激扬民心，形成反清大示威。以自杀来激励他人，说明陈天华没有找到更好的革命理论。这尽管有缺陷，但他的牺牲毕竟换来了千百万人的觉醒。宋教仁在《陈星台先生〈绝命书〉跋》中说，《绝命书》“一人宣读之，听者数千百人，皆泣下不能仰”，“盖君之意，自以为留此身以有所俟，孰与死之影响强，吾宁取夫死觉吾同胞，使共登于救国之一途，则其所成就较以吾一身之所为孰多耶·咦!此则君之所以死欲·君之心则苦矣”。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