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苏轼·三槐堂铭并叙》散文名篇鉴赏

唐宋八大家《苏轼·三槐堂铭并叙》散文名篇鉴赏

天①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②曰：“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③之寿，孔、颜之厄④，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⑤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⑥，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⑦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⑧，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⑨，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⑩，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11}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12}，其孙德裕{13}，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懿敏公之子巩{14}，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录之。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荫{15}；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16}。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17}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注】

①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最高权威，为万物主宰。这里指天的意志。②申包胥：春秋时楚国大夫。③盗跖（zhí值）：跖，据传为春秋末期人，曾率众数千人攻城掠地，横行一时。旧时被诬为“盗”。④孔、颜之厄：春秋末期，孔子与其徒颜回等人在游说各国诸侯的途中曾被困于陈、蔡之间。⑤贯：贯穿，经历。⑥晋国王公：指王祜。⑦三公：宋代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此处为朝廷重臣的泛称。⑧魏国文正公：王旦，王祜的次子。⑨左契：古代的契约分为左右两联，债权人持左联，债务人持右联，索债时需两联当面验对。⑩懿敏公：王素，王旦之子，累官至工部尚书。为人刚正不阿，不避权贵。{11}李栖筠：字贞一，赵郡人。唐时举进士高第，累进工部侍郎。{12}吉甫：李吉甫，字弘宪，唐宪宗时两度为相。{13}德裕：李德裕，吉甫之子。遭人打击，贬官潮州、崖州，卒于贬所。{14}巩：王巩，王素之子，号清虚先生，擅作长诗，是苏轼的诗友。{15}荫：引申为保护、庇护。{16}砥平：像磨刀石一样平坦。{17}皇：通“遑”，闲暇。

北宋初年，兵部尚书王祜写文章、做官都很出众。他相信王家后代必出公相，于是在院内种下三棵槐树，作为标志。后来，王祜的儿子王旦果然做了宰相，当时人称“三槐王氏”。苏轼同王旦之孙王巩是朋友，时在湖州任上，便应其请求，为王巩家中的“三槐堂”题写了这篇《三槐堂铭》。

本篇由叙和铭两个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叙，是记叙性的文体，主要是讲述写作本篇铭的由来；后一部分铭是正文，由四言韵体写成。苏轼这篇《三槐堂铭并叙》，对王祜、王旦、王懿、王巩等王氏家族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其中对王旦的评价更是充满赞誉。

本文开篇就突兀不凡，不铺叙主人公的功德懿行，以一句“天可必乎？”开启文章，提出自己的困惑：天意到底如何，“必”与“不必”的命运到底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接着，苏轼对天道之说提出诘难，反对了因果报应的说法。并引入古人申包胥的观点来说明白己对这个疑问的看法：天道和人道是相互作用的。人们之所以会有“必”与“不必”的疑问，是因为世俗之人在说天道的时候，往往不能等到其最后的时刻就谋求其结果，所以当没有看到自己所希望的结局时，就以为天道茫茫，不能扬善罚恶。苏轼认为，这都是因为“天之未定者也”如此，为善的人就懒得再做善事，为恶的人却更加肆无忌惮地干坏事。自然就出现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这种反常的怪异现象。并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来核定验证这个道理，提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的道理，以此作为全文的中心论点。

第二段由第一段引接而来，回答文章开头的诘问，以三槐堂的由来和渊源变化为论据，证明“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的中心论点。苏轼认为，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一定会有厚德载道之人臣出现。这是泛说前人“厚施”与后人“得报”，然后具体说明“三槐堂”的由来。认为是由于王巩的先祖王祜“厚施”，侍奉了太祖、太宗两代皇帝。他文武忠孝，德行操守高尚，所以担当宰相之职应该说是众望所归。

接下来，文章宕开一笔，先批评了世人在报应问题上的浮浅、短见。图报应恨不得如同做买卖一样，立时交换，唯恐白白做了善事福报落空。而王巩的先祖，却只是注重修炼自己的德行，将回报的事情交付于天道，而且交付于未来。所以他的善报是必然的结果。这是通过进一步论述“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和“仁者必有后”，来歌颂王氏的高尚德行，并寄托了更加光明昌盛的未来。进一步深入论述王氏宗族方兴末艾之势，同时进一步批判世俗对因果报应的偏见。

文章的最后，是正式的铭文。用四言韵语赞颂了王氏三槐的茂盛，王氏几代人德行的高尚，进一步说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积德，子孙获报”的规律。启发人们扬弃浅识短见，不要侥幸能不劳而获，启发人们不要急功近利，而要厚积善德，方能够获得庇佑。这种“前人积善，后人得福”的说法未必准确，但绝不是迷信，对于促进社会避恶扬善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后人评论

钱丰寰评本文：“先以疑词说起，后以正意决之，方见文势曲折之妙。”（《苏文忠公文选》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