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奸论
辨奸论
【原文】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着[65]。月晕而风,础润[66]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67]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68],而利害夺其外[69]也。
昔者山巨源[70]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71]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72]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73],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74],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75],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76],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77],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78],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79]之衣,食犬彘[80]之食,囚首丧面[81]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82],竖刁易牙开方[83]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84]。”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85],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86],悲夫!
【注释】
[65]见微而知着:微:微小,指刚显露出的苗头;着:明显。见到一点苗头就能知道它的发展趋向或问题的实质。
[66]础润:柱石回潮湿润。
[67]疏阔:抽象渺茫。
[68]好恶乱其中:爱好和憎恶扰乱了他们的内心。
[69]利害夺其外:利害得失又左右着他们的行动。
[70]山巨源:山涛(205─283),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
[71]郭汾阳:郭子仪(697—781),祖籍山西汾阳,字子仪。唐代着名的军事家。
[72]遗类:子孙后代。
[73]不忮不求:不妒忌、不贪污。
[74]中主:中等才能的君主。
[75]鄙暗:鄙陋昏庸。
[76]夷齐:伯夷、叔齐。
[77]与人异趣:与一般的人志趣不同。
[78]浣:洗。
[79]臣虏:罪犯。
[80]犬彘:猪、狗。
[81]囚首丧面:成语,头不梳如囚犯,脸不洗如居丧。
[82]大奸慝:奸,邪;慝,恶。非常奸恶的人。
[83]竖刁、易牙、开方:齐桓公时期的三个小人。
[84]赫赫之功:显赫的功劳。
[85]不遇之叹:不遇明主的慨叹。
[86]知言之名:有远见的名声。
【译文】
事情有其必定要达到的程度,道理有其本该运行的规律。只有天下那些心境沉静的人,才能够从微小的迹象中预知日后显着的变化。月亮四周出现光环,预示天要刮风;柱石回潮湿润,表示天要下雨;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至于世间人事的变化,情理形势的因果关系,它们因抽象渺茫以致难以理解,千变万化而不可预测,更不用与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了。而即使贤能的人对此也有不知道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爱好和憎恶扰乱了他们的内心,而利害得失又左右着他们的行动。
从前山涛见到王衍,说:“日后给天下百姓带来灾难的,一定是这个人!”汾阳王郭子仪见到卢杞,说:“此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要被杀光了!”从今天来说,其中的道理固然可以预见一些。依我看来,王衍的为人、容貌还有谈吐,固然有欺世盗名的地方,但是他不妒忌、不贪污,追随大流。假如晋朝不是惠帝当政,只要有一个中等才能的君主,即使有成百上千个王衍,又怎么能扰乱天下呢?像卢杞那样的奸臣,固然足以使国家败亡,然而此人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打动别人,言谈不足以影响社会,如果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又怎能受到重用呢?从这一点来说,山涛和郭子仪对王衍和卢杞的预料,或许也有不完全正确的方面。
现在有人嘴里吟诵着孔子和老子的名篇,身体力行伯夷、叔齐的清高行为,收罗了一批追求名声的读书人和郁郁不得志的人,相互勾结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自以为是颜回、孟子再世,但实际上阴险凶狠,与一般的人志趣不同。这真是把王衍、卢杞集合于一身了,他酿成的灾祸难道能够说得完吗?
脸上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服,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却不是这样,他穿着罪犯的衣服,吃着猪狗般的食物,头发像囚犯,面孔像家里死了人,却大谈《诗》《书》,这难道合乎情理吗?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很少有不是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种人。这个人借助最崇高的名声,来掩盖还没有暴露的祸患,虽然有愿意治理好国家的皇帝,和敬重贤才的宰相,还是会推举、任用这个人的。这样,他是天下的祸患就必定无疑了,而决非仅仅王衍、卢杞等人可比。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勋。”假如这个人没有被重用,那么我的话说错了,而这个人就会发出不遇明主的慨叹,谁又能够知道灾祸会达到这种地步呢?不然的话,天下将蒙受他的祸害,而我也将获得有远见的名声,那实在是太可悲!
【解析】
对于本文,学术界颇有争议,一说为刺王安石所作,一说为邵伯温伪托之作。把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提出“见微知着”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因为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着,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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