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好像是为劳动才来到这个世上。
很小的时候，外婆就教会了她劳动，挖田锄草、喂猪做饭、缝补浆洗，样样活路拿得起来，在响潭园个个称赞。
母亲十八岁嫁到杨家冲温家，祖父解放前抽鸦片卖掉许多田产，四九年得以划成贫农，但拖着一副抽过鸦片的病体，劳作自然被人瞧不上眼，祖母缠着小脚，一天到晚在堂屋和灶屋间走来走去，絮絮叨叨的数落祖父，几十年都是如此，却于事无补。父亲在村委会做主任，那时的干部特别热爱自己的岗位，一天到晚为村上的事奔波，家里主要靠母亲。上队里挣工分，侍弄自留地，喂猪、养羊、还有一群鸡，母亲几乎没有歇息的时间，碰上个雨天，也不能闲着，要搓纳鞋底的麻绳。正头腊月，家里别的人都闲下来了，母亲似乎比平时更忙，打豆腐、做米酒、熬糖、炸果子，几乎每天都是半宿。正月初一匆忙回响潭园给外公外婆拜个年，就要回家来做饭。因为父亲做主任的缘故，来我们家拜年的就很多，父亲负责给客人敬烟倒茶，给客人斟酒，做饭的事都是母亲操办，有时一天来七八拨客人，灶膛里的火就没有熄过。
1962年，我们在白杨树淌造新屋，母亲正怀着弟弟新楷，为了少请人，每天和父亲天不亮就开始出屋场。黄土一担一担挑出去以后，露出几个大石头，那时炸药紧张，吃过晚饭，母亲就在石头上码上干柴，点起熊熊大火，把石头烧红以后，用冷水浇，听着石头炸裂的声音，母亲一边擦汗，一边还哼起了姊妹歌：
高粱叶叶翠
姊妹来相会
房子造好时，母亲的月份已经很重了，立屋那天，她和父亲手里托着大盘，跪在地上接木匠师傅抛梁撒下的花生、板栗、核桃、包子和硬币，我看见她差点要倒在地上，小姨连忙扶住了她。
搬进新屋不久，新楷就出生了，后来又有了小妹新翠，这时祖母早已过世，祖父年纪大了，更不能做事了，一家七口人，就只有父亲母亲劳动，每年都是缺粮户。为了尽量多挣一点工分，母亲总是拣工分多但是比较累的事做。比如锄草，生产队长和会计一块田一块田估完工分，每块田多少工分写在一块篾片上，把篾片插在田里，锄完草验收质量后凭篾片到会计那记工分。队长和会计插完篾片。母亲就一块一块去看，哪一块工分最高，她就把那一块的篾片拿回来，当然工分高的必定是难度最大的，母亲愿意去做这个难的，不然，你上哪去找工分？队长会计知道母亲的心思，后来插完篾片，就会告诉她哪几块工分高，母亲就感激不尽。
那个年月，尽管父亲母亲拼命劳作，依然没有摆脱缺粮户的命运，每年年终分红时，别人家分到余粮钱，可以去买年货打烧酒愉愉快快的过个年，我们家依然只能拿回一个欠款的单子。母亲倒不气馁，能做的自己做，绝不比买到的年货差，到了腊月二十九，母亲就会回响潭园找舅舅借一两块钱，把一斤酒的酒票用出去，给父亲买一斤酒过年。
直到分田到户，我们家的日子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母亲能吃苦，又特別会种田，粮食多了，猪也喂的大，钱也不愁了，母亲经常会哼起山歌，她唱得最多的是《探妹歌》：
正月探妹是新春
树上的鸦鹊子唱高声
奴的姊妹哟……
母亲一边唱一边纳着鞋底，父亲就说，有没有新鲜的，母亲不理不答，唱的声音更大了。
这样的好日子持续了二十多年，父亲因为庸医乱用青霉素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母亲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十岁，她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但是又必须接受这个现实。
母亲打发伤心而寂寞的日子的方法就是拼命地劳动，她一个人种了十几亩地，而且是我们村种得最好的。不但田里看不到一根杂草，连田边地头的荒草也割得干干净净。她收的菜籽存到榨坊里，去打一次油就在账本上减一次。去年我回老家，碰到榨坊的师傅说，你妈存在我这里的菜油还可以打二十年，她只愿劳动不愿吃不愿喝，一个怪人。
母亲就是这样，每年喂几头猪，卖一头，至少杀一头，但是她却不怎么弄肉吃，火塘的楼板上密密麻麻挂的都是腊肉，不愿吃，也不愿卖。她走进走出看着那些肉，是她的成就，看一看就足够了。去年，母亲已经八十岁了，喂了一头猪，把几个杀猪佬累得够呛，硬是弄不到杀猪凳上去。后来一过秤，四百多斤，母亲喃喃地说，要是我愿意喂饲料这猪还可以喂大些的……
今年，我们坚决不让母亲喂猪了，我们承诺年底给她买一头猪，田也只让她种点小菜。前几天，弟弟来电话说，猪倒是没喂，但是田还是都种上了。我打电话回去问她怎么又种了那么多田，她在电话里说，我这个人，劳动惯了，我不劳动，浑身就不舒服，再说，我看不得田荒了，看着心里就发毛。她接着又说，我的洋芋长势才好，只是到时候没有猪来吃可惜了，我是不是还是买一个猪坯，不然粮食都浪费了。
第二天，弟弟发来一张照片，母亲正在土豆田里施肥，阳光照在她脸上，一脸的喜悦和甜蜜。母亲就是这样，只要劳动着，她就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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