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涛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42万字，2017年10月第1版，59元）
△这本书将传统的精英思想史与“新文化史”的有关方法结合起来，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孕育、形成、发展及其内涵，作了系统深入的整体性考察和阐释，既注重历史脉络的精心揭示，典型文本的发掘解读，以及重要概念的透视剖析，也重视国家体制、政党政策、关键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影响和意义分析，努力呈现了此一观念得以社会化的诸多历史面向。共4章：①清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的酝酿；②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与传播；③“中华民族”符合认同的强化和深化；④全面抗战前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大普及。结语：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及其认同特征的再认识。
○黄兴涛（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认为：通观清末民国时期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及符号认同，不难发现，它是一种受到西方人类学和政治学双重意义上的民族思想与政治现实综合影响的中国产物，也是在特有的民族格局和历史处境中得以出现和形成的政治文化现象。换言之，20世纪前半期现代中华民族的认同运动，正是在中与西、历史与现实、人类学与政治学的民族观等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晶。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最早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
○历史上的“中国”，最初之义为“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之王畿；后来又用来指称“中原”，引申为中原王朝。其近义词有“中土”“中州”“中夏”等，经常与“四夷”相对使用，指称“诸夏”即华夏族及其活动的地域。
○“清承明制”，但满人皇帝却建立起了独特的军机处和秘密立储制度，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君相体制和皇位继承制，从而表现出自己的个性。
○梁启超、章太炎和杨度等人，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者。
○民国初年袁世凯正式以民国临时大总统和大总统名义，在国内各民族总体意义上对“中华民族”一词的使用不仅较早，而且还是相当自觉的，他把北京皇城的正南门（明朝时称“大明门”，清朝时称“大清门”）改名为“中华门”（此门一直存在到1959年，位置在今毛主席纪念堂附近），把大总统府建在中南海，将乾隆为香妃特建的宝月楼改建为正门，命名为“新华门”，正以表明他要把各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名为“中华”的民族和国家之意。
○“中华民族复兴”的理念和话语，就其核心概念“中华（或中国）民族”与“复兴”旨趣之明确组合的思想自觉形态而言，可以说形成于民国时期，大约在1920年开始出现，“九一八”事变之后逐渐风行全中国。但若溯其源头，还得从清末孙中山“振兴中华”论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谈起。
○五族说：汉、满、蒙、回、藏；六族说则往往加上“苗族”；七族说则加上“韩族”即“朝鲜族”。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之所有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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