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的分裂：商禽的散文诗《鸡》

命名的分裂：商禽的散文诗《鸡》

我想世界上大致只有两类诗吧，一类是专为第一次阅读而写的，这类诗中写得好的会让人在重新阅读时仍然有一种初次读到的感觉，似乎它是在证明人不可能两次读到同一首诗。另一类诗则是为多层次的深度阅读、歧义阅读，甚至反阅读而写的，在这类诗作中读者几乎找不到初读的痕迹——就像在博尔赫斯的《沙之书》中读者翻不到第一页。台湾当代诗人商禽享有盛誉的散文诗作显然属于后者。我在初读商禽的散文诗时，不仅隐约有一种似乎已不是第一次在读的感受，而且有几个彼此不同的自我共同在阅读的奇特感觉。对此我的理解是，商禽的这类作品具有某种非即兴的、复调写作的性质。说得明确一点，作者在这些作品中所写的很可能只是对某些事先写下的东西的改写或重新书写。至于什么是事先写下的，我以为这不仅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恐怕也正是作者本人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想要加以辨认和追问的吧。批评家们曾用种种术语来指称这个事先写下的东西，例如匿名书写，前写作，先于个人写作的一般书写形式，集体原型，文本互涉，等等。问题是，对于得失寸心知的具体写作过程而言，所谓事先写下的东西即有可能是被带有典范性或权威性的正常话语加以定型的，亦即某种风格化的东西，但更多的时候则呈现为难以描述的失语症状，仅仅是词与词、词与物之间飘忽不定的变量联系，或是那种“什么都不是”的欠缺、空白。这意味着，写作在辨认和追问什么是先于写作的东西时，很可能自身也反过来被辨认和追问着。我在商禽的一首散文诗中看到了这种双向指涉的辨认和追问。这首诗的题目是《鸡》，原诗如下：

星期天，我坐在公园中静僻的一角一张缺腿的铁凳上，享用从速食店买来的午餐。啃着啃着，忽然想起我已经好几十年没有听过鸡叫了。

我试图用那些骨骼拼成一只能够呼唤太阳的禽鸟。我找不到声带。因为它们已经无须啼叫。

工作就是不断进食，而它们生产它们自己。

在人类制造的日光下

既没有梦

也没有黎明

不少熟悉商禽作品的读者都注意到了“小说企图”作为一种修辞策略在商禽的散文诗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商禽本人也曾对写作和阅读过程中视、听、嗅、触、想诸感受同时“全官能的开放”予以强调，他认为这样的开放状态“为那诗中的意象在心中准备了舞台，那些意象才能次第地，重叠地在那里上演。”很难说《鸡》这首散文诗中的“小说企图”到底是什么，但诗行中那时而闪烁时而隐忍的小说笔法及舞台氛围却是清晰可辨的。作者在诗的第一段层次分明地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戏剧写作不可或缺的构成性要素，但通常却为诗的写作所回避。我们不必由此断言商禽是持“非诗”的立场来写诗，不过他的散文诗与德里达所设想的那种开放性写作——即在一个作品中同时说几种语言写几种本文——确有相似之处。我的意思是，在商禽的散文诗作中，小说笔法、舞台情境、诗意内核，所有这些全都彼此敞开，相互渗透，由此产生出某种既是直观的、又是经过折射的文字秩序。商禽散文诗的语言是移动的，具有明显的陈述性质，但妙的是事物一经商禽的陈述就会获得不可陈述的语言品质。这正是商禽的写作秘密之所在。

星期天，我坐在公园中静僻的一角一张缺腿的铁凳上，享用从速食店买来的午餐。啃着啃着，忽然想起我已经好几十年没有听过鸡叫了。

上述诗句显得像是对一个典型的小说句子的直接仿写，但在仿写后面却已暗含了诗的修辞意图。试想“铁凳”何其牢固，作者却别有用心地用具有反讽意味的“缺腿”去修饰它、限定它。缺腿的铁凳，这一逆喻是否暗指物质文明基础的某种欠缺呢？无论如何，缺腿的铁凳与现代人的日常行为“坐”构成了某种有可能产生动摇的不确定关系，其中含有一个常识性的悬疑：能坐得稳吗？这当然是个从小说阅读法派生出来的悬疑，如果我们从诗的立场对此加以追问，“坐得稳吗”这一关于人的状况的悬疑就会变形为“铁凳站得稳吗”这样的关于物的状况的悬疑。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悬疑同时也是针对词的状况的。“铁凳”是全诗最重、最坚硬的一个词，也是整首诗作中唯一站立的词。但这是那种跛脚的站立。就修辞策略而言，“缺腿”一语双关地同时指出了物与词的欠缺。诗人置身于这双重的欠缺之中：坐在缺腿的铁凳上，用跛脚的词写作。还有更深刻的、也许只有敏感的诗人才能发现的欠缺：诗人因食用“从速食店买来的午餐”（我猜这是炸鸡之类的食品）而怅然联想到“已经好几十年没有听过鸡叫”。这一诗性联想别具深意，直接带出了一个根本性的追问。

我试图用那些骨骼拼成一只能够呼唤太阳的禽鸟。我找不到声带。

“骨骼”是一份午餐中吃剩的、不能被消化掉的东西，普通的人将其视为垃圾，诗人则神经兮兮地试图用这些垃圾骨头拼出“一只能够呼唤太阳的禽鸟”。化腐朽为神奇正是诗人的本性之所在。读者也许注意到了，作者在这里试图使词语站立起来。“骨骼”与“铁凳”一样，是具有硬品质的词。铁凳缺腿，骨骼则缺少一副声带。即使诗人能够用这些骨骼拼成一只呼唤太阳的禽鸟，那也只能是徒具其形，不闻其声。换句话说，诗人能够从骨骼之中创造出一个身体，却不能从这个身体创造出诗的语言。这是诗的最根本的痛苦：诗所诉说的正是诗自身的无以言说。

前面已经提到过，商禽的散文诗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事先写下的东西的重新书写。这是一个将个人写作与集体前写作资源同时包括进来的相互辨认过程。《鸡》在这方面是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读者不难看到，作者竭力想要从午餐享用的速食之鸡身上辨认出那只能够啼叫的鸡。鸡的啼叫声在这里意味着什么是一目了然的。但是作者“找不到声带”——

因为它们已经无须啼叫。

作者发现，在他用来当午餐吃的鸡与“呼唤太阳的禽鸟”之间是没有共同性的。这是两个相互排斥的命名，在命名的后面汇聚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生存方式、历史含义。诗人在一个命名中对另一个命名的辨认和追问，最终变得难以辨认和不可追问。不过，这一辨认和追问过程不仅唤起了对立词的交替使用，而且导致两种命名方式以及潜藏其中的两种思维逻辑的直接对质。在这里，讲求实际效率的现代工业社会对鸡的命名可以表述为：鸡不是用来啼叫而是用来吃的。这一命名在观念上和事实上把鸡变成了食品工业的一部分。

工作就是不断进食，而它们生产它们自己。

鸡的存在价值，鸡的生长过程，鸡与人类生存、与自然环境发生关系的方式——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成了现代食品工业的乏味的技术性环节。在这样的鸡身上去寻找呼唤太阳的声音显然是徒劳的，因为像“声带”这类多余无用的东西，正是鸡在“进化”成为现代工业产品的历史过程中必须扬弃的农业文明之残留物。进化之后，鸡的身上只剩下孤零零的实用性和操作性，没有想象的余地，没有任何神秘感。我想，工业社会之所以从失语的角度去命名鸡，是基于这样一个工具理性的认识论逻辑：没有鸡叫太阳不也照样升起吗？但是我们的祖先并不这么看。他们在千百年前就已经用“呼唤太阳的禽鸟”来对鸡做出了命名。这一东方式的命名后面潜藏着一个诗性的神话思维逻辑：有了鸡的啼叫，然后太阳才被呼唤出来。诗人商禽在对此一神话逻辑加以辨认和追问时，一定会被洋溢其中的那种诗意地生活在大地上的生存态度所深深地触动，因为诗人在工业社会的理性逻辑中已经找不到这样的诗意生活态度了。谁也否认不了工业文明逻辑的正确性，但是，排除了诗意和神话，仅仅依据工具理性的正确性去命名事物，结果也许并不那么美妙。

在人类制造的日光下

既没有梦

也没有黎明

人类究竟丧失了什么呢？既没有丧失鸡，也没有丧失太阳。但是鸡却丧失了声带，它们现在一声不吭，成了生产出来的产品。太阳照旧升起，但丧失了序曲般的鸡啼声。人、鸡、太阳，三者都孤立地存在着，彼此之间的联系已经丧失了往昔那种梦幻性质。

如果仅仅将作者对这种联系的丧失之思考，理解为作者是在抒发怀古之思和质疑后工业文化的快餐品质，这当然不会错，但对《鸡》这首诗的解读仅限于此的话，则我们的阅读行为仍未超出正常话语的范围。实际情况是，作者在此诗中同时说几种语言写几个本文：第一段是用叙述性文字写出的，第二段的文字带有超现实隐喻和命题判断的混合性质，第三段则被赋予了分行排列的简短格言样式。作者显然审慎地考虑到了反常话语对写作意图的干扰作用，考虑到了在正常与反常之间出现替代性话语的可能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另一种修辞上的可能性，亦即在同一个所指中唤起对立词的交替使用。例如，第一段出现的“速食鸡”与第二段出现的“能够呼唤太阳的禽鸟”，这两个命名所针对的是同一个主体、同一个所指，但却毫无共同性，只能被视为对立词的交替使用。如果前一项命名在现代文明的历史语境中属于正常话语，那么后者的命名显而易见是反常的——这是一种过时的、失语的、受到遮蔽的命名。作者对此一命名的追问意在招魂。但是此魂为谁而招？为只剩几根骨头的传奇物种吗？还是为丧失了传奇性的庸碌人生？

也许那只剩几根骨头，丧失了声带的“呼唤太阳的禽鸟”是诗人自己的自画像？两种相互抵制的命名行为有可能将命名者以匿名方式嵌入写作之中。一种替代性的话语出现了：由于写作“找不到声带”，诗人所说出的只是诗本身的不可言说，要说出这不可言说，只能使用替代性话语。这意味着，商禽在《鸡》这首诗中对所谓“事先写下的东西”的追问和辨认，实际上是在追问和辨认自我，那个幽灵般隐而不显的自我。对鸡的命名只不过是为匿名的自我找到一种替代形式。也就是说，写作相当于在自我的匿名状态中打开或者关掉那命名的开关。正如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艾吕雅（Paul Eluard）在一首诗中所写：

我轻轻触碰一个开关……

也许触碰这一开关会有助于我们理解《鸡》这首诗的隐秘主题：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写作所面临的深刻危机并非命名的危机，而是联系的危机。命名在经历了不可回避的分裂和变形之后，诗人从这命名已经找不到自我与宇宙的诗意联系。在这首诗中，对“鸡”的命名，分裂为“速食鸡”和“能够呼唤太阳的禽鸟”，这不仅唤起了词的对立，而且直接导致了词与物联系方式的对立。现在命名的分裂发生在“鸡”这个词项上，一个词分裂为两个相互不能识读的对立项，因为赋予这两个对立词以确切含义的历史文化语境是相互割裂的。“鸡”这个词在速食文化的当代语境中，已成为一种处理身边琐事（诸如填饱肚皮、选择不同口味之类的琐事）的方式，它在用法上，与“铁凳”“速食店”“生产”“制造”和“工作”大体相似，都是关于社会认可的习惯性表达，其涵义和属性是由使用时的日常生活之社会学环境、而不是美学环境决定的，因此我们看不到这个词与世界的精神性联系。但同样是“鸡”这个词，一旦置于诗性神话思维的历史语境，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古代中国文人对“鸡”的命名是典型东方式的，此一命名所揭示的并非一个确定的主体，而是某种精神状态。简而言之，不是鸡，而是鸡啼声。这一点可以从李贺的一句诗“雄鸡一声天下白”和成语“闻鸡起舞”得到印证。“鸡”在上述两个语段中都并无实体，而只是一种暗中升起、四处传开的声音。这种声音是无止境的，它一经命名就会内化为精神音乐。而诗人需要这样的声音作为中介，以便和宇宙对话，以便翩然起舞。理解了古人对鸡的命名后，再回过头来读商禽所写的诗句“我找不到声带”，我们的感触可能会更深一些。“声带”在古人对鸡的命名中是一个被放大了的词，比鸡还大，这里存在着博尔赫斯所说的“局部大于整体”的奇异可能性。并且，“声带”一词是起“转义”作用的开关，丧失了声带，“鸡”这一命名就无法完成从肉体性存在到精神性存在的转义。

《鸡》这首诗在风格上是成熟的、节制的。商禽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因为洞悉了种种分裂和丧失，而将写作等同于粗疏的价值批判。我不认为《鸡》这首诗是在简单地以过往时代对鸡的命名来否定现代生活中的“速食鸡”。商禽真正关心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的状况：写作与前写作、词与反词、命名与匿名、个人与宇宙，这些对应项彼此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社会语境的历史变迁对写作行为的影响又是怎样的；以及，什么是写作过程中被追问的、被记住的、被重新书写的，什么是丧失了的，什么是剩下的。我之所以用成熟、节制这样的字眼来表达我对商禽写作风格的看法，是因为商禽在写作中既不带怀旧病，也没有沾染怀旧病的反面，即德里达称作“海德格尔式的希望”的东西。

这篇短文对《鸡》这首诗的讨论基本上是封闭式的，没有与商禽的其他诗作联系起来，也没有涉及诗学理论界对商禽的种种研究和评介。实际上，把这首诗放在商禽的其他诗作以及诗学界对他的评论中去阅读，效果会更好一些。商禽对自己的写作持一种近乎苛刻的严谨态度，所以作品不多，写作逾40年仅出版了两本诗集，其中第一本诗集的书名是《梦或者黎明》。读者不妨将这一书名，以及将奚密在一篇讨论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主义的重要文章中提出的“梦和黑夜是（商禽第一本）诗集中最重要的象征”这一见解，与《鸡》这首近作的最后一小节“在人类制造的日光下/既没有梦/也没有黎明”联系起来考察。奚密的文章同时还特别论及商禽诗中两层语意（比喻性的和字面性的）不着痕迹地连接甚至混淆在一起，以及字义逻辑与日常生活逻辑的叠加所造成的那种“奇妙的”（marvelous）超现实效果。这种效果，我们在阅读《鸡》一诗时同样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有理论癖的读者甚至可以从更为广阔、更为复杂的文化批判视野去解读这首诗。例如，将作者在啃“速食鸡”时对“能够呼唤太阳的禽鸟”的追问，与当下后殖民主义思潮对文化身份的深度追问联系起来——就文化符号的识读而言，前者属于舶来品，后者则是乡土中国的产物。又如，“找不到声带”是否与李欧梵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现象时提到的“阉割象征”有关？鸡“无须啼叫”是否与人类再也无须起舞的现代生活方式有关？读者或许可在类似的联想中将“命名的分裂”解读为“现代性自身的分裂”，亦即李欧梵在《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一文中援引M.Calinescu的说法指出的“两种现代性”的分裂：其一是启蒙主义经过工业革命后造成的“布尔乔亚的现代性”，它相信技术进步，并带有中产阶级的庸俗和市侩气；另一种现代性则是经后期浪漫主义而逐渐演变出来的艺术上的现代性，它崇尚精神世界的内在真谛，反对庸俗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无疑，两种现代性都在商禽笔下经历了命名分裂的“鸡”的身上投下了影子，尽管两者都已变形了。《鸡》所描绘的并非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场景，“速食鸡”所喻指的那种平庸无趣的生存状态也不是中产阶级独有的，它已波及社会的每个阶层。我想，每个人都买得起一份速食鸡吧。因此商禽用“啃着啃着”来暗示一种普遍的生活节奏真是妙不可言：它单调麻木，毫无趣味，同时触及了现代性的肉体和骨骸。很少有人会像商禽那样试图从骨骸去辨认和追问现代性的另一面。我想奚密之所以认为商禽是一个现代主义者，正是基于商禽对现代性另一面的固执追问。即使是在只剩几根骨头并且找不到声带的情况下，他仍然没有中止这一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