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清水里的刀子》

重读《清水里的刀子》

◎白草

《清水里的刀子》完成于1997年，次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5期。那时候的文学氛围是好的，单纯，甚至可说纯粹，只要发现一篇好作品，朋友们都会相互告知，交流阅读感受，比自己发表了还要高兴。我读小说后，很快写了一篇短评。其实，当时我读石舒清作品不多，也不了解他这个人。故而短文中我把石舒清归入废名、汪曾祺一类，归入田园抒情类风格，显然属于瞎说。后来，《朔方》编辑部吴善珍老师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谈《清水里的刀子》，文章末尾纠正了我的看法，吴老师温婉、善意地写道：“你这说法不对，石舒清小说风格别属一路，他的名字就已有所显示，既舒且清啊。这篇文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也把它作为一种对自己的教训，写文章时不可妄下断语，乱开口。

2001年，《清水里的刀子》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那时我负责编辑《新消息报》“原野”文学副刊，做了一期专版，其中有一篇我对石舒清的访谈，里面说道，小说得奖应该是他创作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由此跨入全国作家行列。石舒清似乎并不愿多谈作品以及获奖事，他说了一句至今我都难以忘记的话：“我们宁夏青年作家的资质和心态比较而言是不错的，希望大家互相鼓劲，稳稳地写下去。”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句话所包含意义甚深：一个地区的文学环境、风貌之良好与否，会影响到每一个写作者。同期我还发表了南台老师的一篇祝贺文章，南台老师写道，对作家而言，写小说犹如“生孩子”，俗话说“不生孩子不知道肚子疼”，现在“孩子”得到社会认可了，肚子没白疼，是值得欣喜的。

后来我与石舒清由相识至熟识，多少了解一些他的写作情况。20世纪90年代，石舒清还在老家工作、生活，每到周末，便独自骑着自行车往南华山而去，一路走走停停，天高地旷，有时到坟园里面，一待便是大半天，看着野草小花在风中摇曳，小虫飞来飞去，寂静而又热闹，抬眼望去，长空碧蓝如洗，有鸟儿划过。我想，他此时所体验到的，一定是某种充溢胸间的生命和感动。诸种体验，转化为他的创作资源。借用杨万里的一个描述，即是“万象毕来，献余诗材”。

关于小说本身，石舒清曾对我说过，《清水里的刀子》在他目前所有作品当中，并非为自己最中意、喜欢的一篇，可偏偏就是这篇获了奖。访谈时，石舒清说过，正因为评上了，所以大家争着说评上的理由，倘若未评上呢？那当然还有着一堆没评上的理由。他自己也一直思考，为什么会是《清水里的刀子》，而不是《恩典》《盗骨》《乡土一隅》《小青驴》《旱年》《开花的院子》等其中的任何一篇？《清水里的刀子》一定在哪一点上触动了社会的某种心理，或传达出了文化上的某种需要，或感应了时代的某种神经，因而才被选中。他隐约觉得，90年代有一时段，社会文化心理上对生死观念感到兴味和兴趣，而表现了回族生死观的《清水里的刀子》，恰于此时诞生，或许正好提供了另一种相近的看法，成为时代心理需要的一部分，亦未可知。

《清水里的刀子》无疑已成为石舒清的一个代表作，这是文学史的力量，非作家所可左右，各种评论、言说和阅读行为早就累积并扩大了作品的内涵，以致有些内涵和意义，恐怕连作家本人都会觉得陌生。但小说的基本主题毕竟是确定的：它写了生死观念。从通识角度说，小说包含了一个人人皆懂的简单道理：这是大自然为人所准备的礼物，人人有份，绝对公平，再得意的人，最后也要谦卑地领受。坟院之门，就是生死之门，在这里多站站，多想想，是有好处的，觉悟的人便会产生一种“觉悟的幸福”。小说的优异之处，是把简单的道理写得生动、新鲜，而又略带伤感气息，整个文本显得元气淋漓。记忆中昨日鲜花般年轻好看的媳妇，今天转眼成了一个坟包，以及清澈得像要生出莲花的水，皆为小说出彩之笔，意象新颖，令人难忘。即此亦可见出石舒清丰富的想象力。

小说还有一个主题，至今未被注意到：纪念亡故的人，一枚枣子和一匹骆驼的分量相等，这是一个基本理念，亦是纪念的真正含义。可是，在世俗化过程中，渐趋于骆驼的分量重于枣子，牛的分量重于鸡、羊。观念变异体现于父子之间，因而产生分歧，形成小说内在张力。父子并未出现对立、矛盾，却于歧异中，把一个近乎于宿命般的、需要到了特定年龄才可体会的认识或观念，显示了出来：儿子怕人说闲话，要把仪式做得隆重些；可在已多少参透了生死的父亲眼中，所谓纪念，只要记在活人的心间，便够了，与牛羊何关。倒是那头与自己相伴的老牛，让他生出一种深深的愧疚。人与猫狗相处得久了，亦会产生出不舍的情感，何况大牲如牛——一头被役使的牛，背上挨了多少鞭子，“度过了自己艰辛的一生”，想及此，老人“觉得愧疚而难过”。我以为，这才是小说文本今天需要挖掘出的一个主题，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地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一头将要离世的老牛身上，体会到了混合着难过、不舍、愧疚等情感，这一点，与传统中国文化中生命平等以及人道观念深相契合。倘说小说多出了一点什么，那就是，老人凭着感性意识，认识到连一头老牛都“知道”自己终结之时日，自己生而为人，竟然不知道大限何时来到。实际上，这一点也与优秀传统文化深相契合：动物感应天地自然之气，有如小说中这头老牛，当然感应到且“知道”了——“牛宁静端庄地站在那里，像一个穿越了时空明澈一切的老人。它依然在不缓不急、津津有味地反刍着，它平静淡泊的目光像是看见了什么，又像是什么也无意看”。石舒清不会把牛写成人的角色，那样太过火、亦太煽情。他只是写到，我们看它“像”一个老人，仅此而已。牛还是那头牛，可那多出的关于生死描写的部分，会令人信服地接受。

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我也观看了。画面优美，具有强烈的冲击力。两个非职业演员，本色自然，我感觉就在演员想要演出“自己”时，又显得拘谨起来，似乎被什么牵绊着，尤其饰演老人的演员，未能把一种精神和韵味尽情、尽兴地表现出来。也许，这是挑剔的说法——小说文本中对老人形象的刻画，原本采用了心理描写。心理描写乃小说特权，却是电影艺术的弱项。诗有别材，非关书也；电影亦当“有别材”——它关乎演技、故事以及视觉效果，此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