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0月，青年学生的思想反叛已发展成为政治行动。他们要求制定宪法，结束军人独裁统治，要求民主、自由。学生的示威游行遭到当局的镇压，酿成10月14日大规模流血事件。之后，全社会都行动起来，工人罢工、农民夺地，他侬、巴博被迫下台。“10·14事件”对泰国社会各阶层震动极大。民主成了潮流，各种思潮极为活跃，各种杂志如雨后春笋，青年诗人和短篇小说作家也配合形势，写出许多带有鼓动性的作品，泰国评论家把这三年称为“百花齐放”时期。这一时期青年们热血沸腾，大声疾呼，敢想、敢说、敢为，一下子冲决了束缚他们的政治网罗，这对于思想解放大有好处，但诗人和作家还没有时间冷静下来，深入思考，把思想化为形象，而是急于把作品变成一种理念，创作上出现了一些缺乏艺术感染力的简单化、概念化的作品。
1976年10月6日军人头目他宁·盖威钦上台，对学生、工人、农民领袖镇压、逮捕和杀戮，又一次造成大流血。一时间白色恐怖又一次笼罩泰国，大批青年其中包括文学青年不得不潜入深山，参加了泰共领导的武装斗争。报纸杂志纷纷遭殃，当局宣布的禁书就有几百种之多，思想活跃的空气一扫而光，泰国文学又一次走入低潮。1977年江萨上台，实行“招安”政策，对思想、文艺的控制有所松动，出逃的作家纷纷返城，文学才开始缓慢地复苏。但是，在短短的三年之中生命两次受到威胁的作家们又经历一次分化和组合。
1978年以后，泰国文学渐渐趋向多元化。以前存在的文学营垒、文学派别、文学思想的对立和斗争趋缓并渐渐消失；文学创作再没有令人瞩目的中心和共同关心的主题；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作家都有机会，但也都有困惑。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但没有出现了不起的作品。
现实主义的回归和反映革命斗争作品的风行
“10·14”运动使尘封已久的20世纪50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重见天日。“为人生，为人民”的作品成了70年代青年的生活的向导和斗争的武器，读者对这类文学作品需求十分旺盛，而且这种需求还带着浓重的时代色彩，也就是说青年们对文学作品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需求超过了艺术欣赏方面的需求。然而，70年代毕竟已不是50年代，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青年们面临的问题也有了很大的不同，50年代的作品在开禁之初他们感到新鲜，时间一长就感到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需要了，这就是新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产生的基础。
“10·14”运动和10月6日的屠杀之后，有正义感的作家都力图反映这些重大事件，然而，由于环境的压迫，作家还没有与这些事件拉开距离，还没有充裕的时间去总结和思考，虽然不少作品都涉及了人民群众斗争这些事情，但大部分是间接的，很少有将这些作为基本情节正面去写的作品。比如维特亚功·强恭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春天一定会到来》就写了一个知识分子到意大利去培训劳工，遇见了第三世界一个与劳工有关的国家的人，作者通过小说中的外国人之口，评论了泰国的“10·6”事件以及经济、社会等问题。作者把政论和小说结合起来，把这些问题分析得很透彻，读后会使人意识到变革一定会到来。
《暖妩的道歉之词》是通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名叫暖妩的小女孩之口叙述（而不是描写）了“10·6”前后的事件，比如当局对人们的迫害，自由的被剥夺，叔叔的生命受到威胁，不能不进山参加武装斗争，有人则亡命国外等。小说用孩子天真、直率的语言嘲讽了当权者的大人物，辛辣之余还让人体会出一点火药味。也有通过爱情去写“10·6”事件的，如青年作家瓦·宛拉扬昆的《理想的爱》写了一对相爱的青年男女分手的故事，做出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选择。维沙·坎塔的小说《献给美好的爱》以1973年“10·14”事件到1976年“10·6”事件为背影，描写了一个青年演奏家纯洁无私的爱情。
直接地、正面地描写革命斗争，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泰国群众革命运动的实际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是老作家素瓦·哇拉迪罗。他一鼓作气，在20世纪70年代末接连写出了《剩余的时间》《红鸽子》和《同一国土》三部影响巨大的作品。
《剩余的时间》是一部中篇，它真实地描写了爱情并不能超越政治，当爱情和理想发生冲突之时，人们不能不面临人生道路抉择的严酷考验，这是当时反独裁斗争的年轻人常常会遇到的问题。
《红鸽子》通过一个泰国作家瓦查拉在中国的见闻和经历，描绘了中国解放初期的新面貌，他与海燕的邂逅，以及对他们身世的描写，具体地叙述了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斗争过程，小说流露了一个来自“自由世界”的作家对新社会的留恋、羡慕和向往。
小说的女主角名叫海燕，是个24岁身材匀称美丽的女孩子。在1957年庆祝五一节的天安门观礼台的茶座上，她一眼就认出了“我”是泰国人，她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泰语，因为她母亲曾长期生活在泰国。第二天一早她打来电话，中午请“我”吃饭，做东道的是海燕的母亲邱同志。她是个著名的侨领，因为不愿意接受当局的命令在华人的学校里开设泰文的课程，因而受到了泰国独裁政府的迫害，1942年她和丈夫双双离开泰国，辗转到了上海。
中国经过了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蒋介石却要消灭共产党，于是国共两党又打起了内战。海燕的哥哥建国早睡早起，读书刻苦用功，非常听话，但是却交了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做朋友。海燕平时顽皮而活跃，晚上总是很晚才回来，看样子也不像在读书。母亲为女儿担惊受怕，后来校长找上家门，方知海燕已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父亲和女儿摊了牌，但女儿慷慨陈词，讲出国民党如何卖国，美国又如何为蒋介石撑腰，父亲无言以对，因为自己过去也是这样教育子女的，他没有理由阻止海燕为正义而斗争。但是海燕的革命活动却殃及了父亲在大学里教书的职业，校长和右翼教师群起而攻之，父亲站在女儿一边，据理驳斥无理的攻击，愤而辞职，建国也因此丢掉了富翁的女儿。
海燕等人领着一批游行队伍来到上海大厦，高呼“反对内战”和“美国佬滚回去”的口号，但游行的队伍被警察冲散，海燕被击倒。母亲和哥哥本来就对这次游行不放心，这时正好赶到。建国救起了海燕，自己却遭到毒手，而且当场被捕，这倒使他清醒了，终于在感情上彻底扯断了和富翁女儿的联系。在法庭上建国十分坚强，他的罪名是“制造交通混乱”“殴打治安人员”，但可笑的是控告被打的“治安人员”身材魁梧，毫发无损，而“打人”的人却遍体鳞伤，母亲用事实说话，把法庭弄得无地自容，最后只判罚款20元，当庭释放了事。
虽然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学生领袖却被赶出了校门。海燕的父亲王路教授又被特务暗杀，邱女士和子女一起躲到了南京。此时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1949年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邱同志在上海任职，建国和海燕在南京的和平委员会工作。
《红鸽子》对邱女士一家反对蒋家王朝的斗争并没有平铺直叙，它是穿插在泰国作家瓦查拉对北京、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地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以及“我”——泰国作家瓦查拉对海燕的爱慕之情描述之中的，最后以海燕没有拒绝“我”的爱情结了尾，不过海燕所给予我的爱并不是男女之间通常的爱，而是一种情操高尚的信任、爱护和鼓励。
这部长篇小说写得非常真实，对泰国和中国的描绘都是如此。小说基本上是以中国为背景的，展示的又是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推翻蒋家王朝的斗争，但是中国的读者也找不出它的破绽。它很像是一个爱国华侨的一部家史，因而具有普遍意义，但其实它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因而更具有典型意义。
在泰国，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是泾渭分明的，但素瓦·哇拉迪罗是少数几个二者可以兼得的作家之一。《红鸽子》适当地采用了通俗小说的某种手法，在艺术表现上也获得成功，比如说在塑造人物的同时注意了故事的可读性；情节的紧张曲折又搭配上了中国各地的风情和“我”内心感情的抒发，这就使小说的节奏有张有弛；小说高度颂扬了为国家为民族而斗争的崇高美，但又避免了革命道理的简单说教。
素瓦写的是中国的事，但谁都清楚，他这部作品首先是给泰国人看的，这很像是普罗米修斯偷天火给人间，泰国的青年在那时是很需要这火的。《红鸽子》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发行了3万多册，是普通小说发售量的十几倍，创造了这类作品发行量的最高纪录。
《同一国土》于1978年连载于现已停刊的《民族报上》，后出了单行本。这部长篇小说以1973年10月14日运动后两三年间的变化为背景，以强·本巴和珍妮的爱情为主线，描写了青年对待革命、理想和爱情的不同态度，写出了学生运动的深入、发展、分化和重新组合。
强·本巴这个革命者的形象可以说是众多学生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英雄的代表，他是经历了血与火的试炼才放下笔杆拿起枪杆走他的人生之路的。强从不讳言他出身的“低贱”和贫穷。为了摆脱贫困，为了将来能混上一官半职，他学习起来废寝忘食，但到了大学二年级，他醒悟过来，认识到当官并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只有人民才能为自己揩干脸上的泪水。他更加发愤读书，争取学位，但目的却是要唤起人民，为自己的家乡的人民服务。正因为有了这种思想基础，他便舍生忘死地参加了“10·14”运动，并成了著名的以反叛罪名被逮捕的13名被告之一。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强回到了他的故乡汪达沟。他变卖了供养他读完大学的母亲唯一的果园，开了个律师事务所，又为老百姓建了个简易图书馆。他为老百姓打官司，告诉老百姓不必向以主子自居的官员顶礼膜拜。强·本巴的这些举动很快被当局说成是煽动，是“共产党行为”，因而被捕。强虽然很快被释放，但他的名字却上了黑名单，回故乡三个月便被刺，伤势严重，一般人都以为刺杀他的是本地的警察局长，因为强正在控告他迫害农民，二人的矛盾十分尖锐，案子也没结束，但是刺客并不是本地人，而是“上面”派来的，除掉强，可以把罪名强加在这个警察局长的头上。强懂得这是一次政治暗杀。当更大的迫害袭来之时，强·本巴和他的朋友不能不进入丛林，选择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在爱情的问题上，强·本巴认为“爱情是男女间思想和感情的凝聚，而结婚是阶级意识的结合”。他对珍妮说，“我爱你，但我并不希望你成为我终生的伴侣，而是希望你成为照亮被压迫、被剥削、被麻醉、沉沦于无知无识境地的人民前进道路的一支火炬。我爱你是希望抛弃所属的阶级给你规定好的生活。”这虽然有点“左”，但把人民的利益、革命的利益置于爱情之上却不同凡响。
珍妮这个形象的塑造也是较为成功的。她曾经在“10·14”运动中出生入死，对强·本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那时他俩都是“大学生中心”的委员，强是法政大学法律系三年级的学生，珍妮在朱拉隆功大学语言文学系一年级学习。但她出身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个有名的律师，生活、思想感情的不同，使她在前进的道路上包括她对强的感情进程中都不能不遇到种种羁绊和磨难。强虽把她当作理想的知音，但珍妮爱他并没有更多地考虑他的理想，只觉得1973年10月那种风风雨雨的日子已经过去，为理想而斗争的任务已经过去，她还没有足够的勇气离开父母、家庭以及生活中所拥有的一切，她需要有足够的时间考虑这个问题，要求强给她一个期限，强却说：“没有期限，有人可能长，有人可能短，有些人一辈子也不行……所以你应该为自己规定时间。”
1975年底，她收到强的一封信，强说，他一经选择了道路，就绝不后退，直到金色的阳光照亮国土。而珍妮却陷入了举棋不定的矛盾痛苦之中，连做梦都梦见家人在两个相反的方向拉着她，要把他撕成两片。在强的一边，她看到的是崇山峻岭，父母那边却是阳关大道。后来强的母亲和另外两个乡亲来到珍妮的家，请她到强的家乡去当小学校长，学校已筹建完成，只等珍妮去看一看还要准备什么。这件事突如其来，强事先也没和她说起过，珍妮觉得很为难；但听来人的谈话，又知道强把一切已安排停当，珍妮又难以出口拒绝。当她前去那里亲眼看到学校是个高脚木屋，得知教师没有工资，看到孩子们都光着上身，裤子无异于抹布……乡亲们接待她却极为诚恳热情，一种崇高的使命感使珍妮毅然地签了字。
素普·帕冬桑迪是个投机分子，他是个富商子弟，大学没毕业就回家当了自家保险公司的经理助理，两个月后自任经理。在“10·14”事件中，他在枪林弹雨中贪生怕死，失魂落魄以致强骂他是个怕死鬼，但子弹没长眼睛，反而擦破了他的小腿，于是素普的名字登在报上，反而成了“十月英雄”。
素普和强·本巴过去曾是朋友，但是后来却话不投机。强走了以后，素普又把手伸向了珍妮，他介绍珍妮到一家大银行工作，那儿工资高、待遇好，珍妮的母亲夸他心眼好，珍妮的父亲对他的认识却相当深刻：“无利可图的事素普是不会干的。”果然，不久素普便向珍妮求婚了。“10·14”事件中素普是“英雄”，政治气候一变，他又参加了政府的党，准备了500万铢竞选经费，未来的组阁将会有他的份儿。珍妮对这个野心家的评论十分准确：“素普是个可怕的人，他把自己所学的知识用于利己的目的。他一方面说自己愿意为改变社会贡献一切，但实际做的却是阻止这一天的到来。他一手准备迎接新社会，当胜利的那一天，他会有一面小小的旗帜，但在胜利之前他可要大捞一把。他不断地变换着颜色，能适应各种社会。”
这部长篇小说彻底地否定了泰国现存的制度，大胆地颂扬了革命，肯定了武装斗争以及知识分子献身于人民事业的必要性，其内容之尖锐是罕见的、空前的。
作者素瓦·哇拉迪罗是一位著名的老作家、老艺术家，曾任泰国作协主席。1923年生于泰南，20世纪50年代即已成名，是当时“为人生”文学运动的一位重要作家。1957年曾率泰国艺术家代表团访问中国，因从事进步活动被捕，坐牢四年有余。中泰建交后又多次访华，是中国人民的一位老朋友，1994年获国家艺术家称号。他写通俗作品常用笔名拉皮蓬。
作家不变的关切点：反映社会弊病和人民痛苦的作品
揭露社会弊端，反映人民痛苦的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本是常见的题材，但这类作品也容易被人扣上“蛊惑”“煽动”的帽子，因而在整个60年代基本匿迹，偶尔出现没有多少锋芒的一两篇作品也被大量的无事生非的言情小说所淹没。但社会问题的存在和人民的疾苦的存在，作家是无法视而不见的，所以禁锢一除，这类作品便大量涌现。这些作品应该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但是作家处理这些题材的方法却有很大的不同，大体来说有两种风格，一种是在行文上常常避其锋芒，在表现手法上追求诗化和散文化，罗曼蒂克的气息颇浓，这主要是一些被称为“新浪潮”的作家；另一种手法比较传统，被称为写实派或者叫作“实写派”。
“新浪潮”青年男女作家以前是写诗写短篇小说的，他们的作品常常提出一些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1976年10月6日事件以后，政治气候严酷，创作自由受到限制，于是他们便采取“绕道而行”的曲折方法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在表现形式上下了更大的功夫，他们用散文的语言、诗的语言去写小说，在小说中又常常夹杂一些诗，这类作品一出世就受到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欢迎。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是皮奔萨·拉宽奔、尼班（玛古·奥拉迪）、素奇·纳宋卡的作品。
皮奔萨·拉宽奔是一位不错的诗人，既写格律诗，也写自由诗。他把写诗的某些手法运用到写小说上，作品追求意境，讲究文采，注意外在包装。他以泰国最北部的边远地区做背景，以自己去那里做教员的生活体验为依据，写出了他第一部中篇小说《山谷阳光》。大自然的美景，不同于曼谷的边远农村的另一种生活，贫困的农村，淳朴的民风，立刻引起了大学校园的反响，使这部小说获得了成功。后来的一些作品，如《鲜花与爱曲》《给我一点爱，可以吗？》增添了一些罗曼蒂克气息。《青青的草原》最初发表于1976年的《妇女》周刊上，它和《山谷阳光》一样都是以泰北夜丰萱府为背景的，两部作品的内容和表现方法都很相似，强调的是儿童应该享受自由的生活以及他们渴望摆脱死板教育制度束缚的心理。这本书获得了1978年发展图书出版事业委员会（1～14岁）的少年读物奖。《天蓝色的鸟》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意放弃安逸的城市生活而到农村去工作，他们想改造社会，建设国家，但现实又无法使他们实现抱负。
皮奔萨的小说反映的是边远地区人民生活的贫困和苦难，这其实是一种沉重的主题，但作者使用的却是浪漫的笔法，因而赢得了更多的读者。躲过了“新闻检查官”的眼睛，稿子能够在发行量极大的《妇女》周刊、《丽人》等中性杂志上发表，这是“得”。但也正因为用这种手法处理题材，便淡化了主题，给苦难涂上了一层玫瑰色，这便是“失”，这其实还是在用城里人的眼光看世界。皮奔萨后来的作品多有重复，有影响的小说没有再出现。
尼班是获得成功的另一位青年作家，他的第一部小说《蝴蝶与鲜花》发表在《妇女》周刊上，并且与皮奔萨在同一年里获得了少年读物奖。小说写的是南方的一个工人家庭，苦难生活的重担落在长子一人身上，小说以主人公梦想与心爱的情人过平静的田园生活作为结局。它笔调明快，语言生动，很吸引人，能够打动读者的心，但是结尾的处理近于幻想，不大真实，作者把现存的世界看得过于美好。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为“新浪潮”争光的一部作品。
素奇·纳宋卡是位连环画作家、新闻工作者，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转而从事文学创作。他出版了三部作品：《申赛丽》（1978年）通过一个女孩申赛丽的叙述，写了首都一位工会主席以及老百姓与一个矿主等地方恶势力之间的斗争，小说的结尾以1976年10月6日事件为背景，主人公不得不藏匿起来。这部处女作简捷明快，引人入胜，但是9岁的小女孩写得有点大人化。第二部作品《精工精工》揭露了南方四个府官场的腐败，指出农民夺地运动是官逼民反的结果。但是由于提出的问题太多，铺陈过广，失于粗糙，形似一篇长篇报告。最后一部作品《屠杀》（1981年）揭露了贪官污吏利用手中的武器所干的坏事比罪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草菅人命，为所欲为，国土成了他们的领地。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插进不少男主角的艳遇，借以吸引读者，加之人为制造的矛盾太多，使它几乎成了一部惊险小说，而所要反映的主题却被冲淡了。
“新浪潮”作家扩大读者群，使自己的作品能适合具有较低文化水平的读者的努力也产生了效果。瓦·宛拉扬昆在《曼谷》杂志上发表了滑稽小说《晶体管收音机与爱的符咒》，内容是写一个爱唱歌的农村青年逃避兵役，来到曼谷的种种遭遇。查冷沙·艾安在《家魂》杂志上发表的《年轻的县助》也是一本通俗读物。
“新浪潮”作家对儿童文学创作也有贡献。
尼维·甘泰腊做过12年教员，他的儿童文学作品有一定深度。《中午十二点》写的是学校午休，一位漂亮的女教师指使一个饿肚子的女孩子买果条（米粉）的故事，把女教师的心态、她对学生的居高临下和一个因为贫穷中午没饭吃的女孩子的心境写得十分真切、感人。读完这篇小说会使人意识到人与人之间不消除地位差别的隔阂，感情是无法相通的。发表在《妇女》周刊上的《郊外的路》写了两个家庭地位悬殊的儿童，幼时两小无猜，但是家境的差别却使他们日益疏远，工人的儿子本勒不得不成为雇工，他的生活和一帆风顺的小康之家的孩子成为对比，正像郊外的一片黄土的崎岖的道路一样。住在首都贫民窟的孩子常常被人认为是肮脏的、粗俗的和品行不端的，但是玛诺·他侬西写的《男生通·殴崔》却把这种人家的孩子写得和其他孩子一样是诚实的、有趣的和厌恶不平的。作品描绘了贫民窟中人们的困苦和欢乐，也写了他们的迷信和落后。
玛拉·康沾是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作家，他的小说《沐浴月光的村庄》获得了青年小说奖。作品反映的是边远山区孩子的纯朴遗风，他们虽然物质匮乏，贫富差别很大，但彼此却能和衷共济，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友情和真诚。帕侬·南特帕里格的《渔民的孩子》写的是穆斯林子弟和渔民的孩子，他们由于鱼粉厂的开张，生活受到了影响。玛诺·告沙尼的《凯内上学》是一组系列短篇小说。章隆·方春拉吉的《田间小棚》写了一群农村的孩子在广阔的大自然中自由自在的生活，小说揭示了教育在农村无法普及的原因。
“新浪潮”的青年作家们的儿童小说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展示了孩子们热爱大自然、天真无邪的纯洁心灵，以及他们对学校和家长的严格管束的反感。作家们用自己童年的甜蜜回忆挖掘小主人公的内心，但有时却把大人的思想和感情强加给了他们，使他们说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话，有时写得也不够细腻。但是语言比较生动、形象，很像是诗。
“写实派”作家之中较为突出的有康喷·本他威、尼米·普米塔温和康曼·昆开等。
康喷·本他威因长篇小说《东北的儿女》而蜚声文坛，该小说获1976年国家图书工作委员会奖，后又获东盟文学奖。他的作品记录了亲身经历，写了东北部的天灾和贫穷。《东北血》写了东北青年的苦斗和挣扎。1977年获奖的《赶牛头人特明》，写了赶牛人的艰难和生活的颠沛之苦。康喷·本他威写的是纪实性作品，几乎是生活的实录，缺乏艺术的剪裁。它客观地反映了东北部人民的生活，但站得却不高，因而也就没有多少发人深省的东西。
尼米·普密塔温（1935～1981）长期担任乡村小学校长，他把职业的经历变成了小说的素材，作品反映的大多是教育问题。《金脖圈儿》曾获1975年东盟文学奖的提名，小说写的是一位农民因捉到了一只稀有的美丽的山雀“金脖圈儿”而招来的横祸，表现了人民身受官吏迫害的痛苦。其他的小说都是有关教育问题的。《把象草献给老师》获得了1974年泰国图书馆协会奖，写的是一个献身于乡村教育的教师，遇到许多障碍，抱负无法施展。他的一组有关教员的小说还有《乡村教师》《学校里的地狱》《踏着粉笔灰》《把断橹献给艄公》《女教师被劫记》等。
康曼·昆开也是一位反映教育界问题的作家，《民办教师的手记》1977年获奖，后来作者又把它改编成了电影剧本，名曰《乡村教师》。这部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泰国东北部人民的生活，描绘了这里人民的欢乐、痛苦和辛酸；使读者看到了人民的纯朴、勤劳、善良和勇敢，以及他们为改变落后、愚昧所进行的斗争和遭遇的挫折；看到了官僚和奸商怎样勾结在一起，主宰着人民的命运。小说在艺术上总的来说是成功的，缺点是典型人物的概括尚嫌不足，对于人物的内心世界缺乏深入的剖析，因而人物的行动就缺乏足够的根据。另外，矛盾和冲突没有作为一个主线贯穿整个故事，因此前半部就显得有些拖沓。
另一位青年作家本初·吉姆维里亚写了《革命县长》《乌黑的天》在读者中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总的来说，70年代后期以来揭露社会的弊病，反映人民痛苦的作品日见繁盛，创作是有成绩的，但写农村、写社会弊病的也都没有在《甘医生》的基础上再深入一步；写边远地区的教育也没有写出多少新意，这类文学作品面临着一个如何突破的问题。
社会小说和心理小说的兴起
1973年10月14日运动和1976年10月6日事件，对通俗小说的创作至少产生了两大方面影响。
（1）促使通俗小说关心政治。脱离社会，脱离时代，精心编织一个好人坏人的、家庭的、爱情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故事是泰国通俗小说的一般特点。正因为如此，它才迎合了不同阶层的消闲口味，拥有众多的读者，才一次次地躲过了政治对文学摧残的厄运，在“万木萧疏”的景况下它居然能“一枝独秀”，但是1973～1976年却做不到了。政治找到了每一个人的头上。一场空前浩大的群众运动像一架巨大的卷扬机把全国的民众都卷了进去，面对揭露出来的那么多黑暗丑恶的东西，你是赞赏还是反对？你要独裁还是要民主？国家向何处去？普通老百姓都会有一个态度，作家岂能例外？
（2）促使通俗小说调整了内容和写作方法。通俗小说绝大多数是一场热热闹闹的轻松的爱情故事，其场景无非是充满野趣的别墅、海滨的沙滩、丰盛的宴席、温馨的小屋。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不多。在群众运动中当代文学受青年攻击最厉害的就是通俗小说，它被冠以“腐水”的“雅号”，有史以来第一次受到冷落，而一向“寂寞”的现实主义作品却空前走俏。这就促使畅销小说作家不能不调整自身。
通俗小说有自己的发展轨迹，有它自身的创作规律。上述两大影响，加上通俗小说作家追赶时代的自身努力的这一合力，就使通俗小说在社会小说和心理小说的创作上找到了出路，成了20世纪70～80年代的一时之盛。
1973年以后走红的通俗小说作家关心政治并把它写入小说成了一种时尚。格莎娜·阿速信就不讳言两次事件对她创作方向的改变起的促进作用，她在长篇小说《转向的风》就表达了她对国家前途的忧虑，西法在《火色的爱情》中对青年学生运动表示同情，在《为什么》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得出她认为正义是在印度支那人民一边的。刚刚走红的女作家当斋的两部长篇小说《女部长》和《发光的烛火》充满了政治内容，描写了青年一代和父辈之间的鸿沟。南特娜·维拉春是一位刚刚登上文坛的女作家，她写罗曼蒂克小说，但是包含有反映政治和社会的内容。这位女作家与其他女作家不同，她开始写的是反映社会的小说，后来转向“畅销书”的写作，在少女中拥有较多的读者。她的《奔波赛游记》写了一位获得硕士学位的女学生到农村工作，但遇到的种种问题最终又不得不使她回到城里生活。《孔雀喷泉》描写的是为农民办事的一位年轻的县长助理和一位农村女开发人员受到警察和地头蛇排挤的故事。
这些女作家的一个共同点是对社会的丑恶和病态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揭露。
但是畅销小说作家也有从反面去“关心”政治的，如《沙昆泰》杂志，最突出的作家是特玛延迪，她写过许多通俗小说，在文坛是有影响的。那时她的丈夫（后来离婚）是秘密侦缉队的一名中校，她自己也和军方有着密切的关系。她的立场和观点一开始就极清楚，不过当时她还看不出军方将来的命运如何，所以没有作声，第二年她就跳出来与青年学生为敌了。她在《沙昆泰》杂志上接连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又写了一部长篇《爱情的完结》，以便借题发挥。
《仙人》是一个科学幻想故事，讲来自另一世界的神秘暴力，主角是上述世界的一个女人。他们所处的世界是有纪律的，但那里的人没有心，没有感觉，只是劳动生产，当没有用了的时候就得死去，或者被弄去做肥料。作品中许多段落中的描写是影射作者所想象的“共产主义社会”的。
《失去了爱》写一个财主家的浮浪子弟同一个交际花的爱情故事，但作者却节外生枝地让他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特别是在左翼运动中工作的积极分子。这些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出现，好像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但深入一看，却对自己所宣布的理想没什么信念，仿佛只是说些流行的时髦话，而所作所为又与此大相矛盾。作者除了直接攻击之外，还采用种种挖苦手段，把进步营垒常用的各种词语用在小说里，加以歪曲，或使之产生可笑的含义。
她的长篇小说所塞进的也大致是这方面的内容，不过更加无聊罢了。
作家中像特玛延迪这样的人是很少的，它是通俗小说创作中的一股逆流，也是文学创作上的一股逆流。
这一时期女作家在创作上的另一种变化是对心理学的倚重。它的明显标志是出现了一种心理小说。心理描写是任何小说都有的，但这种小说是把心理学运用在创作和塑造人物上，企图通过分析心理现象来揭示隐匿在内心深处的精神原因，这显然源出于西方的精神分析派，但泰国作家揭示其“精神原因”却又和社会因素联系起来，这又和精神分析派不同而具有批判意义，在写作上又多多少少地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方法，但又是泰国化了的。
在泰国，心理小说是由家庭小说演变而来的，开创这类小说先河的是西法，她的长篇小说《啊，玛达》（1971年）写的是家庭生活，女主人公反复无常，在家里主宰一切，一切人必须服从她。小说中不少人物都是性变态者、性虐待狂，作者运用心理学来说明，主人公性格的形成完全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自《啊，玛达》问世以来，不少作家把性变态者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比如腊·娄加纳的《失落的爱情》（1973年），格莎娜·阿速信的《莲茎宝座》，素婉妮·素坤塔的《爱儿》《爱的锁链》（1974年）等都是如此。1976年格莎娜·阿速信索性把性变态作为主要内容写成了《紧闭的大门》，另外一部作品《主根》也有这样的内容。写这种心理小说最著名的要推索帕·素婉和沃·维尼查亚恭。索帕·素婉专攻过心理学，做过心理医生，她在《影子》中写了一个在一次灾难中失去了生殖器的男子的变态心理。在《日落山阴》中写了一个因家境过于富有、娇宠无度、厌恶男人的肮脏，而对美丽、干净的女性却十分喜欢的女人，而《月影》中的人物却与此完全相反。在《雾中之爱》中，她企图说明缺乏父母之爱、受着大人的严格管束、环境的逼迫，会使孩子产生变态心理。在《回头风》中说明环境对人成长的作用。
心理小说的诞生有其社会的原因，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生存竞争使人在心理上产生的压抑和绝望，声色犬马的娱乐方式，人在精神上的困惑萎靡，都使人在心理上产生异化和畸形。心理问题在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变态”就成了一种“出路”。男人女性化，女人男性化，同性恋，同性卖淫等，在泰国社会早已悄然出现，欲求生理变性者也不乏其人，这类社会现象的存在正是此类小说出现的社会基础。
心理小说写了人的心理变态，但大多数并没有色情的内容，作品对社会或多或少都有些批判和揭露，虽然没有找到病根，但它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八十年代以来的短篇小说创作
泰国的短篇小说创作散见在各种报纸杂志上，每年大约400余篇。在通常的情况下，由作家、诗人、评论家、文学研究者和大学语言文学教师组成的泰国语言书籍协会，每年都要成立评选委员会，选出上一年的优秀作品，从中评出“最佳短篇小说”。获奖的作品只占泰国短篇小说创作总量的很小一部分，但从作品的内容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大体可以窥见泰国短篇小说创作的主流和概貌。
在泰国，短篇小说的作者主要是中青年作家，他们总是在这方面崭露头角后才去写长篇小说的，因此，可以说，短篇小说是有志于文学创作者踏上文坛的阶梯，每年的评选活动也会推出一批文学新人。
1980年最佳短篇小说的获奖者沃·维菩就是一位文坛新人。他的《献给活着的人》是一篇针砭时弊、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发人深思的优秀作品。小说的主人公本玛是一个中年小贩，一天夜里，在回家途中遇见两个恶棍正在凌辱一个少女，他不是挺身而出，而是偷偷地溜回了家。本玛从前并不是这样的，他曾经见义勇为，解救过别人的危难，最看不惯苟且偷安的人。但是，使他寒心的是，当他遭到流氓的报复时，大家除了看热闹之外并没有谁前来相助。因此，他从反面得出教训，还是少管闲事为妙。但是，使他震惊的是，第二天他却听说，一个风烛残年的踏三轮的老人泽大伯告发了两个恶棍，歹徒被警察抓走。可是他们通过贿赂被释放了。那一天，本玛回家路过一处满是残垣断壁的荒凉的地方，看见昨天作案的两个歹徒正探头探脑，不一会泽大伯又踏着三轮车迎面而来，车上坐的正是其中一个歹徒的哥哥，这些蹊跷的事情使本玛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没有多加思索便奋力追赶上去。但是当快要追上泽大伯的时候，却犹豫起来，他为什么要去吃苦头呢？最终还是折了回去。在家里，他坐卧不宁，仿佛看见了那残垣断壁中泽大伯的血迹，他撇开了个人的考虑，一种崇高的感情支配了他，这一次他义无反顾，迈开了双脚，飞快地跑去搭救泽大伯。可惜晚了，泽大伯已经躺在血泊里死去。
这篇作品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展示了现实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它所揭示的主题正是人的内心世界里普遍存在的一个病症。社会上，强奸、凶杀、抢劫不断发生，人人感到不安全，但是却又信奉这样的信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于是见死不救，稍有危险，就要退避三舍，因而，流氓、恶棍和歹徒就会横行无忌，就会像苍蝇、蚊子和臭虫一样很快繁殖起来，灾难就会有更多的机会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恶性循环。作者给这篇作品冠以《献给活着的人》的题目，正是向人们提出了这个关系到每一个人切身利益的严肃问题。小说的成功之处不仅仅在于它所揭示的主题具有重大的思想意义，还在于它运用了感人的艺术手段表现了这个主题：小说对主人公本玛的遭遇、思想变化、内心世界的矛盾和冲突几起几落的细腻描写，是真实、合理、细致而生动的。读者会对他第一次见危不救而不满，也会为他过去的英雄行为而欣喜；读者会怨恨他的自私与犹豫，也会为他最后觉悟而鼓舞，但是泽大伯死去的遗憾却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心里。作品不是以说教直露地阐述主题，而是通过情节的发展，让读者自然地悟出其中的道理，这就使这篇作品有了动人的艺术魅力。
伊·潘沾的《山岩的伤痕》写的是一个采石工人品·南帕来致残、惨死的遭遇，是1981年的最佳短篇小说。
这篇作品笔力雄浑、气势博大，仿佛使我们看到了一处荒凉、空旷的采石场全景：高耸陡峭的石壁，令人望而生畏；破旧的粉碎机在轰鸣；工人用笨重而原始的工具无休无止地劳动；住的是不蔽风雨的茅草棚……受尽老板敲骨吸髓的剥削和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品·南帕来勤劳、好学、恭顺而随和，如果为自己而工作他会生活美满，但是在老板的手里他不过是个会说话的工具，所以灾难接踵而至：在一次山岩的崩塌中摔成重残，最后的结局是被粉碎机的砂石所吞没。
这篇作品从主题思想看并没有多少惊人之处，使人钦佩的是作者运用环境和气氛的烘托来刻画人物的简练手笔，以及他对采石工人生活的深厚积累。广积薄发、简洁、凝重是这篇作品的艺术特色。作者伊·潘沾是泰国南部人，1951年生，做过中学教师，现从事刊物的编辑工作。他的创作原则是“忠于生活”“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我们从这篇作品也不难看出他的确是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泰国短篇小说做出较大贡献的还有一些青年作家，如阿萨西立·探马错、查·勾吉迪和派吞·丹亚等人。
阿萨西立·探马错是华欣人，1947年生于曼谷。幼年时家境小康，后来父亲的船在海上沉没，家产丧失殆尽，生活困顿。他先前只读过中学。成年后曾做过国家统计局的雇员，到边远地区做过绘制地图的工作，后来才读大学，在《沙炎叻评论周刊》任编辑。他的短篇小说集《昆通，你在天亮时回来》（1978年）曾获1981年东盟文学奖，这是泰国文学的最高荣誉。他的作品《舞娘》《下弦月夜的稻草香》和《金壳虫》三篇被选为1980年的优秀作品。三篇作品中，以《舞娘》最佳。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渔家女儿，因为容貌出众，小伙子们都想博得她的芳心，但姑娘却进了城，在一个颇有名气的班子里当了舞娘，并且和班子里弹吉他的青年结了婚，常在饭店里和庙会上表演民间舞，小伙子们出于嫉妒，议论她、骂她。后来，她的丈夫在和别人斗殴中死去，她带着孩子回到故乡的海边。这时，在她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到渔家女的影子了。她年轻时髦、皮肤细嫩、妩媚动人，小伙子们都想等着看她的笑话。然而，她用自己的行动恢复了渔家女的本来面貌，从而改变了大家的看法，赢得了人们的敬佩。
小说提出了与世俗相反的另一种价值观和审美观。作者认为经过海上两三年的风吹雨打，勤劳的渔家女，虽然脸是古铜色的，手是粗糙的，浑身有一股海腥的气味，健壮得像一个男子汉，但她是美的。“我看到了她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另一种美，它比过去的美更有价值，更长久，我想，正是这样的女人才是创造世界——至少是渔民的世界——的一分子……她很可能是星辰，是海鸥，是天边绚丽的色彩，或是一朵美丽的白云，不管她是什么也罢，总之，会使我们已经十分美丽的渔村更加美好。”
这种对劳动美、自然美、质朴美的讴歌与颂扬，在一般的泰国文学作品中是难以读到的。
《下弦月夜的稻草香》写的是流入城市的一个妓女对乡土的眷恋和对初恋的回味。《金壳虫》写的是童心的颟顸可爱。
阿萨西立·探马错在写作上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作品俊逸、隽永、质朴而清新，不少作品像一首诗、一幅画。在泰国，把文艺散文也算作小说。阿萨西立的某些作品其实称为散文更合适。他写作的动机是要“为地位低下的普通老百姓说话”“以便读者同情和了解他们”。他的作品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精雕细刻，基调是健康、积极、向上的。泰国著名评论家素帕·沙瓦迪拉在评论他的作品时说：“阿萨西立·探马错是这样一位作家，他的作品不仅仅是人们余裕闲暇时读来消遣的作品，还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的作品不是读完便可抛在一边或使人堕入甜蜜遐想的东西，而是发人深思、使人得到新的感受的作品。坚定与动摇、真情与虚伪、沉默与呼唤、疑问与希望，这些就像一道火光闪烁在他的短篇小说之中，闪烁在我们这块被摧残、沉寂了许久的文学国土上。”
查·勾吉迪是1982年和1994年两度长篇小说东盟文学奖的获得者。关于他的整个创作我们将在本章第五节里详述。他的短篇小说取得的成绩也很大，如《交尾的狗》就表现了作家对社会风气的极大关注。小说写一个老头被狗咬了，从此见狗便打。由于年纪大了，眼神不济，把在泰国海滩下进行“天体浴”、在光天化日之下群交的西方游客误认为黄狗在交尾，用棍棒对他们进行了一顿严厉的惩罚，读起来痛快淋漓。小说使用的显然是嬉笑怒骂的漫画手法，但它并不是荒诞无稽的。作者把人喻为狗，像是骂人，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这种把人的道德和尊严都一扫而光的“性解放”究竟与禽兽又有多大差别呢？
如果说查·勾吉迪的《交尾的狗》从正面谴责了西方某些游客对泰国社会道德的污染，那么，另一位东盟短篇小说获奖者瓦尼·乍隆吉加阿南的《我们住在同一条胡同里》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社会上性犯罪的严重情况的。小说描写一个青年偷偷地爱上了一个女学生，当他想向她倾吐爱情时，却发现这个纯洁得像一朵素洁的小花的少女在夜里被奸杀了。读完这篇作品，人们的心情是沉重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泰国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犯罪也成了严重的问题。旅游业的发展虽然给国家赚得了大量的外汇（占国家外汇收入的第二位），但也促使色情场所日益兴隆，西方的“性解放”也是随之而到的“舶来品”之一，它严重地腐蚀着青少年，败坏社会的道德，成了触发社会犯罪的一个引信，有识之士对此关注，为此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派吞·丹亚，1957年生，本名丹亚·桑卡潘塔暖，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学位。1979年发表处女作，1983年获曼谷图书馆优秀短篇小说奖，1986年获泰国书籍语言协会鼓励奖。他的短篇小说集《堆沙塔》1987年获泰国文学最高奖东盟文学奖。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十月》出版于1994年。
《堆沙塔》写的是童趣。旱季里，天热得要命，五个孩子下河去戏水，为首的是一个大脑袋男孩，非要跟着来的有一个小不点的女孩，是他的妹妹，她自然是没资格下水的，于是便在河边玩起了沙子。她筑起了田埂，盖起了房子，栽起了树，种上了花，她无限珍爱地用她的小手筑起了她的“家”。可玩扎猛子玩累了的一个顽皮的小男孩上得岸来却把她的“家”给毁了。小女孩恼火极了，眼里噙满了泪水，她只好重造。这回她想造一座佛塔，但是男孩子们玩水激起的大浪，一次又一次地把佛塔冲垮。但是她跟新来的不敢下水的男孩小伙伴说，塔冲倒了，沙子不还在吗！“人家说沙子和水是一起来的，水天天有，沙子就天天有，它不会没有的，咱们得重造！”在他们的齐心协力之下，经历一次次的失败，一座高高的佛塔终于在太阳的烈焰高照下，在河边上高高地矗立起来了……
《在桥上》写的是一对在桥上狭路相逢的斗牛的遭遇。一场斗牛的输赢动则30万铢，但养牛的雇工一天的工钱不过30铢，如果运气好，养的牛牯赢了，他不过能在庆功的喜宴上美美地吃上一顿，解解馋而已。斗牛的喂养和训练是极其严格的。在养牛人的眼里今早可是个绝好的日子，他赶着牛又走又跑差不多已有10公里，这已足够，但是他还得牵着牛“转转沙滩”，因为踩沙滩可以使牛蹄的筋骨更强健。他还要牵牛逛逛街市，那里人声鼎沸，嘈杂喧闹，好使斗牛身处“疆场”之时处变不惊。当然了，这牛不是他的，却是他养的，他也可以在众人面前炫耀一下。养牛人遛牛的沙滩在河的对岸，必须把牛牵过小桥才能到达。小桥极窄，只能容一头牛通过。其实没有哪一个养牛人会异想天开牵着牛过这座小桥的，因为它只是用粗铁条固定在河的两岸架起的猴子才能过去的桥，不熟悉这座桥的人爬着过去也是心惊肉跳的。说来神了，别的养牛人做不到的事，他养的牛却可以大摇大摆地过去。他自然不会想到别人也能完成此项“壮举”。他牵牛上桥以后自己得退着走，却发现桥和牛的表现都有些异常，原来桥的另一端上来的也是一头牛，而且是头斗牛，它们已望见了对方，并且发出了挑战对方的闷吼。他大吃一惊，感到了危险。两个养牛人都动了肝火，都命令对方退回去，但是他们却都退不回去了，因为牛根本转不过身去。正在危急时刻，身上绑着胶桶的割胶人也上了桥，让两个养牛人给他让路，因为桥的摇晃已使他桶中的胶汁所剩无几。此时为救儿子一命亟须过桥买药的一个中年女人也冲上桥来，让人家给她让路……此时斗牛在桥上已拉开了架势，两个养牛人夹在中间，轰然一响之后是桥、牛、人的同归于尽……
这是两篇寓言式的小说，讲的是“有志者事竟成”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这些尽人皆知的道理，道理并无新鲜之处。小说的价值在于前者写出了童真，没有造作之态；后者写了一个特殊的场景，不该发生的事，全都发生了；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因而发人深思。
80年代以来的短篇小说从内容上看涉及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刻画的人物有农民、工人、小贩、乞丐、妓女、资本家、医生、儿童等。
短篇小说以农村为题材的不少，大部分写的又是东北部地区，那里是泰国最穷，土地问题、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方。颂基·杏松的《卖牛》就写了由于天旱，农产品价格低，种什么都赔本，不得不卖掉耕牛，面临破产的境地，以及抢劫盛行、民不聊生的情景。
同农村里的穷人一样，城市里的穷人景况也不好，因为在城里，“钱”更能决定一切。尼维·甘泰腊的《医院》和巴瓦·巴帕堤翁的《不可缺少的人》，都是以医务界为背景的。前一篇写公立医院的医生玩忽职守，不管病人的死活，“预约的医生不来，来的医生又没空”。医院成了“屠宰场”。虽然城里私人诊所林立，然而去那里“要有很多钱，有了钱什么事情都痛快了”。作者感叹道，医院如果这样办下去，更多的病人将被僧医、巫医争夺过去。后一篇写一个对于一个小姑娘说来不可缺少的老妇，医院却提出了“用贵重的药物来挽救一个老太婆是否值得，她对社会有什么用”这样的疑问，拒绝予以救治，宪法上规定人与人是平等的，但事实上金钱才能决定人命的贵贱。
80年代以来作家的笔触更加宽泛，短篇小说中某些描写世态的作品，仿佛把我们带到泰国的街头，展开了社会生活一角的画面。这里有喝醉了酒、以互相残杀为乐趣的醉汉（《痛苦的人》），有专门以猎取女人为能事，最后终于栽了跟斗的骗子《（首都人》），有强作欢笑的妓女（《点兵门》），有永远蹲在寺院的门口，几乎与电线杆和垃圾桶一样变成了一个物件的乞丐（《好公民》），有对伙计们骂不停口而对恶势力却唯唯诺诺的小饭馆的老板娘（《日夜市场》）。作家们对这些人有的予以挞伐，有的寄予同情。他们的职业不同，性格迥异，然而作家努力描绘的是他们的灵魂以及他们的向往。
总的来说，80年代以来的短篇小说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是有进步的。这主要是因为作者在观察生活、认识生活、体验生活上有了较大提高的结果。当然艺术手法也不是无足轻重的，一个创作态度严肃的作家应该博采众家之长，调动一切可资利用的艺术手段为作品所要表达的内容服务。过去，泰国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常犯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毛病，主要是因为作者缺乏生活，与作者的艺术手段不高也不无关系。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在社会上站住脚，必须在两方面努力。当然，就当前泰国短篇小说的创作现状而言，前者仍然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当前，泰国的短篇小说有不少是平庸的。比如，儿童文学中写出儿童的心理、儿童的性格、儿童的活气的作品就不多；又如写贫穷，不少作品无非给读者一个“苦”字，细节不够丰富，人物性格不够鲜明。另外，题材较为狭窄，有新意的作品还不很多，特别是有重大意义的现实题材的作品更少。
小说创作的新天地：查·勾吉迪对题材的突破
泰国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对泰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曾经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但如果谈它的缺点，那么其中之一就是这种文学从一开始，在某些作家的某些作品中就有概念化、图解化的毛病，而且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20世纪70年代两次政治事件以后，销声匿迹几近20年的现实主义文学重又勃兴，但是政治因素消减以后，被掩盖的老毛病重又摆在面前：创作观念老化，题材重复，没有新意，读者锐减，这种文学有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面前。
查·勾吉迪的贡献是他突破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老框框，在选材上大胆创新，这不但使他自己的作品有了一个新的境界，也给文学界以有益的启示。
查·勾吉迪是龙仔厝府人，1954年出生在一个卖杂货的小店主家里。自幼生长在小镇上的查在读中学的时候就萌发了当作家的愿望，但初中毕业后却进入了工艺学校学印画，毕业后做了皮包生意。然而在此期间他却积累了大量素材，1979年发表中篇小说《胜利之路》，1980年写出了第二部中篇小说《走投无路》。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失败者》得了“楚卡拉盖”奖，后来又在1979年底得了泰国作家协会短篇小说的鼓励奖。1981年出版的《判决》影响最大，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赞扬。泰国书籍评选小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泰国委员会1982年书籍发展委员会把它推选为1981年最佳长篇小说，接着这部小说又获得了1982年度东盟文学奖，1983年他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平常事》问世，查一跃成了文坛名人。此后他的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腰刀》（1984年），中篇小说《水中漂起的烂死狗》（1987年），长篇小说《疯狗》（1988年），后来他去了美国，归国后1994年中篇小说《时间》再获东盟文学奖。他是泰国文坛唯一两次获东盟文学奖的作家。
《判决》中的主角是一个小学校里普普通通的杂役，名叫发。只因为收养了父亲死后遗下的年轻的精神有些不大正常的继母，便被说成与继母有染。人们捕风捉影，不断地在这个虚构的事实上添枝加叶、涂抹色彩。他有口难辩，因为这时已没有人相信真话。他是纯洁的、清白的，可是人们拒绝承认。在人们的眼中他成了大逆不道的人，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失去了人的尊严和价值。他只能借酒浇愁，以至上瘾，于是又成了“酒鬼”，因而被解除杂役工作，断绝了生活来源。校长又趁机侵吞了发存在自己手里的5200铢存款。然而谁会相信这个卑微的“酒鬼”抗争的醉话呢？巧取豪夺者成了“不与小人一般见识”的君子，而被侵吞者却成了中伤别人的罪犯，他被警察逮捕了。由于校长出面“说情”，发又当面道歉，这才被释放。精神上的折磨早已使发染上重病，在他获得“自由”的当天晚上就死了。然而事情并没有完，他最憎恨的人（校长）成了他葬礼的主祭者。他的尸体成了别人盗名窃誉的工具，成了新建的焚尸炉的实验品。
在这本书的前面作者有一句题词，称它是“人们正常地、冷酷地制造出来并施加于人的一个普通悲剧”。这是打开理解本书主题思想的一把钥匙。
《平常事》这部中篇小说告诉读者，人们眼中司空见惯的平常事其实并不平常。
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情节很简单：一座古老的木屋里，住着四五户人家，人们鸡犬之声相闻，但是却难得往来，人们把别人的与己无关的苦痛一律视作平常事。
这两部作品颇能说明查·勾吉迪在选材上的创新和突破。人们写了千百遍的，他没有写。他抓住了人们司空见惯但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的某些“小事”，从中提炼出本质的东西，加以典型化。这不但避免了与别人作品的雷同，使作品具有了艺术上的新鲜感，同时也证明了作者观察生活、发掘生活、提炼生活的卓越能力。
《判决》中发的悲剧并不是什么为非作歹的土豪劣绅剥削压迫造成的，而是人们嘁嘁喳喳的嘴制造出来的，是一种听风就是雨的舆论，是传统的偏见、世俗的眼光对他做了不公正的“判决”，把他推上了绝路，而校长这个伪君子更趁火打劫。在社会上人们是惯于看人行事的，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传统的偏见总是把人分成高贵的和低贱的，高贵者和低贱者发生了争论，真理肯定在高贵者一方，因为高贵者的人格是“高尚”的。明明是校长侵吞了发的存款，发却得了一个诬赖别人的罪名，发是个“酒鬼”，酒鬼的话哪能当真！校长明明是个男盗女娼的家伙，但他的话人们却坚信不疑。人们笑贫不笑娼！世俗的眼光总是抹杀人的一切高尚情操，总是以小人之心度人。发收养了年轻的继母就是存心不良，在一个屋里住就必定有染。当他们追问发是否和继母睡过觉，而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失望，多么不愿意相信啊！于是“宣判”“制裁”便接踵而至。这个悲剧的制造者大多数也许是无意的（校长除外），但这是社会的一种灾难，而人们并不觉得，也许世世代代“照此办理”，因此就更加可怕。
《平常事》的选材也是很奇特的，作者没有写老太太生活如何穷困，女儿工作如何劳累，受到了怎样的压迫和欺凌，得了癌症以后又如何没钱医治，求告无门。作者把老太太母女二人放在一座木屋的背景下展示了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刻意描写的正是这种关系。这篇小说没有什么紧张曲折的情节，一般的作者也不大会注意这个题材，因为它是琐细的、平淡无奇的，作者正是从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捕捉到了带有普通意义的社会问题。
各国的历史上都有一些助人为乐的佳话，各个民族也都有殷勤好客的淳朴民风，敬老扶幼、解救人们的危难都是被认为最美的伦理道德而受到称赞。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被商品交换关系所代替，有利的人们去做，无利的人们便避开。于是人们之间不再温情脉脉了，不再同舟共济了，不再多管“闲事”了。人与人之间冷漠了，社会呈现出一种病态，这种病态正是金钱奴役的结果。作者感到了这一点，他用艺术的手段，通过一座木屋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典型，解剖了社会，揭露了病源。
法国伟大的雕塑家罗丹说过：生活中并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其实现实主义是有生命力的，它在泰国20世纪80年代所遇到的“危机”，仍然是文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解决了这个基本问题，艺术表现手法才有所附丽，文学才能前进一步。
泰国一位评论家杰达纳·纳卡瓦查拉认为：“《判决》很可能是冲破泰国当代大多数文学作品框框的一部书，不管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它将有助于把泰国当代文学作品从被人们所讥讽的‘腐水’的泥淖中拯救出来。”这个看法是极有见地的，也许是对查·勾吉迪作品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时间》从创作思想上看，其实是和《判决》和《平常事》一脉相承的，不过是更多地反映了他对生活的哲学思考，写法也更多地借鉴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这也许是他几年国外生活体验的产物。小说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通过一个剧场由上了年纪的电影导演——“我”来叙述，表现的是一群养老院的迟暮老人的人生所思所想和人生经历。舞台上显著的位置挂着一座时钟，告诉人们所有事情的发生时间，这就是小说的主题：人生幻灭，大家都是时间的奴隶。他把小说、舞台剧和电影脚本杂糅在一起，时空颠倒，读这部小说很难让人打起精神，但寓意明确，这其实也是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创作的普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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