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50年代在英国文坛兴起的以反对种种社会弊端、旧的清规戒律和传统的道德信条为内容的文学运动。有人称这一运动是新的“迷惘的一代”*。这一运动，并没有自己的统一组织、纲领和路线，它只是形成了一个有共同特征的松散的文学群体。
1954年作家约翰·韦恩*和金斯利·艾米斯*分别发表了小说《每况愈下》*和《幸运儿吉姆》*，是为“愤怒的青年”文学的开篇之作。1956年青年剧作家约翰·奥斯本*的剧本《愤怒的回顾》*在伦敦皇家宫廷剧院上演，引起强烈的反响，上演时有人甚至把帽子扔向空中，向作者致意。上演后，批评界称誉这个剧本是“力图改变近代许多行之有效的标准”的杰作，是“时髦的骚动”、“时代的象征”。有人还据莱利·阿仑·保仑的自传《愤怒的青年》这一书名称呼这些作家，“愤怒的青年”即由此而得名。其实这一称呼并不确切，因为这些作家在作品中表示的仅仅是牢骚和不满而已，并没有多少愤怒。这些反响说明了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的艺术成就，它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愤怒的青年”文学的代表作品。此后，这种“愤怒派”文学在英国便形成了一股锐不可当的潮流，作家、作品纷纷出现，局面也颇为红火、壮观。这时的作家作品有约翰·勃雷恩*的《往上爬》*(1959)、爱伦·西利托*的《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上》*(1957)、《长跑运动员的孤独》*(1959)、戴维·斯托利*的《运动员生活》(1960)、基恩·沃特霍恩*的《说谎者比利》(1959)、安·杰里考的《疯妈妈的游戏》(1957)、希拉·德拉尼的《初尝甜蜜》(1958)、彼德·沙弗的《五指练习》(1958)、伯纳德·科普斯的《斯特普尼，格林的村庄》(1956)、阿诺德·威斯克的《鸡汤加大麦》(1958)等。“愤怒的青年”作家们大多出身于社会下层并受过高等教育，但当他们出了书，成了名后，“愤怒”换来了桂冠，不满争来了荣誉，原有的愤怒与不满也就悄悄消失了，到本世纪60年代，这一文学运动在英国文学史上也就销声敛迹。50年代，在法国、西德、西班牙以及北欧各国也出现了“愤怒的青年”文学家及其作品。
“愤怒的青年”文学之产生有其社会的、思想的和文学的根源。战后英国社会现实是不能尽如人意的。1945年，工党政府上台。它打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号实现了某些政策，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实现了“充分就业”，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但这些仅是昙花一现，到1951年，工党政府的改革完全失败，债台高筑，特别是政治改革，早已成为画饼。1951年上台的保守党政府，连工党政府改革的诚意也没有。人民普遍感到的失望，便在青年一代中表现和喷发出来。另外，这些不满的青年，他们参加过二次战，饱受了战争之苦，在社会生活中又普遍感到一种受压抑的情绪，于是要求改变现状、冲破旧的清规戒律和道德观念的思潮便油然而生。其文学的原因是人们对长期以来的意识流文学感到厌倦，英国文坛竟认为乔伊斯*的《为芬尼根守灵》*和吴尔夫*的《海浪》*给英国文学带来了灾难。约翰·韦恩*也认为，现代主义小说的高峰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此后就衰落了。要求一种新的文学来刺激英国文坛，这已成为英国文学史发展的总趋势。
“愤怒的青年”文学特征是表现对于社会现状的普遍的不满，对社会现有秩序的全面的攻击；塑造不满社会现实，努力跻身于上层社会的“反英雄”人物；背景多是外省，特别多是伦敦北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和乡间；它用现实主义手法，也用意识流手法揭示人物内心的隐秘活动；描写的男性形象均较女性形象坚实、丰满，但表现性行为的放纵则比较常见；作品中多有一种耐人寻味的美的艺术境界等。
“愤怒的青年”文学的出现是英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是“迷惘的一代”*文学的继续和发展，它为50年代声色黯然的英国文坛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新的生机，它是一支短暂的富于音响效果的战斗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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