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钟志清
【作家简介】施姆尔·约瑟夫·阿格农(1888—1970)，生于波兰加西利亚一犹太商人、学者之家，自幼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1908年第一次赴巴勒斯坦定居。1913年赴德国，讲授希伯来文学。1924年重返巴勒斯坦，直至逝世。
早在德国期间，阿格农广泛地阅读了大量德国文学、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作品，以及法国文学的德译本。他也有着深厚的希伯来古典文学修养，所以一些读者认为他的创作是犹太民间文学的缩影，另一些则把他看作最为勇敢的现代主义者。他一方面缅怀向往犹太民族光辉的历史，同时又勇敢地面对各种传统价值互相冲突的20世纪。
阿格农之所以后来只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是因为每当他读到《摩西五经》、《先知书》等犹太经典文字时，不禁联想到古代宝贵的民族财富毁于一旦，内心充满了悲痛，这悲痛之情使他的心在颤抖。在颤抖之中，他提笔写作，就像一个被流放的王子，居住在自己搭建的小棚子之中，诉说祖先昔日的辉煌。他用含蓄优美、意味深长的希伯来语表现悲剧与死亡主题，反映犹太民族国破家亡的苦难历程及他个人痛苦的人生体验。
阿格农创作的长篇小说主要有《新娘的华盖》(1919)、《宿夜的客人》(1938)、《前天》(1945)。他也有许多短篇佳作，如《黛拉婆婆》、《千古事》等。他的短篇小说兼备内容与形式、文体与韵律的完美，将希伯来短篇小说推向了“艺术的高度”。此外，他还创作了结构典雅的散文、编纂了民间故事集和拉比训言选，还发表有自传体的随笔。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近20种文字。1966年，阿格农与德国作家奈丽·萨克斯同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得此奖的第一位以色列作家和第一位希伯来语作家。
《黛拉婆婆》，徐进夫译，载《当代以色列小说选》，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
【内容提要】在如今的耶路撒冷圣城，住着一位高龄的老太太，她是那样闲适自在，跟你年轻时所见过的老婆婆一般无二。她为人正直而又聪慧，仁慈而又谦和；她不仅眼中流露着慈悲怜悯的神色，而且连脸上的每道皱纹，亦莫不显示着福慧安详的光彩。
我对她有所认识，是从最近我再度返回耶城时开始的。那天，我到哭墙附近去拜访一位学者朋友，由于路径不熟，正不知所措，提着水桶途经此地的黛拉婆婆，主动为我引路。数日之后，我又到旧城探望一位法师的年迈遗孀，又与她相遇，后来便熟识起来。我也从别人口中了解到有关她的一些情况，人们说她是一位圣徒，名副其实的圣徒。因为她不是去探视病患，就是去安慰穷人，再不然就是去做些不求报应的功德。从前，她非常富有，她把钱都用于慈善事业上了。而今，她只能勉强度日，亲自缝制衣服。
黛拉托我的学者朋友向我说她想见我，我便奉邀而来。她的房间不大，有着耶路撒冷过去通有的石墙和弧形的天花板。若不是放着一张小床和一张放着陶瓶的桌子，我还以为这是一个祈祷之所呢。其中少数几样点缀——一盏铜手灯，一只铜水壶和一盏同样质料的吊灯，加上一本祈祷书，一本圣经，以及一册参考书，使得这个房间呈现一片唯有教堂始有的宁静淡雅之美。
她先是把法师夫人已在夜里归天的噩耗告诉了我，而后请我代她写一封短信。其间她对我说“假使我知道我们的救世主明天将会来到的话，我当然愿在这个尘世多捱一天。但过了一天又一天，我们的救世主仍迟迟不来，多活一天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又有什么庆幸可言?”黛拉婆婆已显出明显的疲惫之意，于是写信之事被推到第二天。
第二天，我如约前往。我不知有无必要去得那么早；假如我多等些时间再去的话，她的寿命可能也多延长些时间的。我刚一见到她，就觉得情形发生了变化，她那一向露着光彩的脸，现在更加容光焕发；她的小屋也变得更加光耀。黛拉婆婆向我讲述了她的经历：她曾与一位神秘教徒希拉格订立婚约。父亲发现这一秘密后，将她另配他人。后来，丈夫也信仰了神秘教，并在追寻神秘教徒希拉格的途中染病身死，几个儿子也分别在瘟疫与意外事故中夭亡，只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她要我代她写信给希拉格，表示已原谅了希拉格给她带来的一切痛苦。此时，黛拉分明知道希拉格已于30年前去世，她是要把信封放在一个瓶子里，随身带到另一个世界。因为她深信：“天国中的人都认识希拉格，而上帝的邮差都非常可靠”，“他们一定会替我把这封信送到的。”
写毕信后，黛拉婆婆去为死者和生者处理业务的机构，办理租约。办理租约的人告诉她：“时间已经将它注销了”，她“已成了不朽的神仙了”。我不禁愕然，原来我一直以为她办的租约是指房契，不料却是在办一些后事。
第二天早上，我再到旧城那边，准备向她请安，听到的却是她已去世的消息。她已经离开我们孤独地走了。
那间卧室就如祈祷过后的祈祷所一样，显得沉静而又肃穆。就在那石铺的地面上，一道黛拉婆婆沐浴过的小小溪水，仍在那里静默地流动着。
【作品鉴赏】犹太民族的历史，是一部苦难深重的历史。随着家园的失落，他们被迫在世界各地流亡，吟唱着一曲曲生命的哀歌。他们哀叹生之不幸，渴望收复失落的国土，祈盼救世主早日来临。对历史的凭吊，对家园的渴求，对自身的怜恤，成为每个犹太人无法摆脱的责任。一般说来，希伯来语作家对人类的状况均不太关心，他们只着力于犹太人处境的描写，所以有些评论家认为：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作家发展了一种仪型论的系统而非性格刻画的方法。因为他们最关心的乃是犹太民族——它的特质——当前或最终的命运。他们所探讨的不仅是“作为一个人的意义如何?”而是“作为一个犹太人的意义如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创作中的风格，不仅是作家个性的表现，同时也是嵌在某种文化环境中的人格的表现。
阿格农是当代希伯来语作家的杰出代表。他一方面渴慕和缅怀犹太人的光辉历史，同时又勇敢地面对各种传统价值互相冲突的20世纪。他在耶城创作的短篇小说力作《黛拉婆婆》，用一个百岁高龄老妇人的故事，交织着犹太人的宗教、文化及民族意识，技巧圆熟，读来颇为动人。
阿格农在女主人公黛拉身上融进了自己的民族审美理想。在他笔下，这位高寿妇女正直聪慧，仁慈谦和，眼中流露着慈悲怜悯的神色，脸上的道道皱纹显示着福慧安详的光彩；平日里，她不是去探视病患，就是去安慰穷人，是人们心目中的圣徒。她恪守传统的道德规范，不惜经历几个世纪的磨难，静默地等待着救世主的来临。显然，黛拉已不只是一个动人而又好奇的人物类型，而是那业已逝去了的世界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她为阿格农那个业已逝去了的世界的独特伟大——它的把日常生活转变为特种的神圣养生法的能力，作了示范说明。阿格农也只能在一位生于四五代以前的人物身上，看到神圣的东西。因此，这篇小说既是一位圣徒式妇人的画像，同时也是一首悼念那业已逝去了的生活之道的哀歌。文中不时暗示过去的伟大和现在的缺憾，如残废寡妇抱怨火炉今不如昔，黛拉宁肯请人用鹅毛笔写信而不用钢笔等。诚然这种暗示本身不免带有某种狭隘的民族复古主义成分，但也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内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黛拉在故事的结束时辞世，一方面披露出传记小说的结局；另一方面也是一向注意语调与细节描绘的阿格农，在用一种颇富深意的死亡与遗弃形象结束本文。“黛拉已经丢下我们走了”，她的世界也离我们远去，此乃作品的寓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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