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翼之
我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编年体史书，东周时期，各诸侯国都设置史官撰写本国的编年史。其中，燕、齐、宋、鲁等国均称《春秋》；也有别定他名，如晋称《乘》，楚称《祷杌(táowù)》等等。墨子说他见过“百国春秋”，可见，“春秋”既是春秋时代各国国史的通名，又是鲁国国史的专名。
现存的《春秋》一书，记载了上自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下至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间的历史，包括十二个鲁君，共计二百四十二年。但它还只是鲁国国史的一部分，因为从时间上讲，隐公以前和哀公十四年以后的历史，都没有记载。从内容上讲，它又把记载的范围扩大到了鲁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对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形，也作了广泛的记载。
关于《春秋》的作者，自《左传》的作者以来，多说《春秋》为孔子所修。《公羊传》甚至说，有一种叫《不修春秋》的书，是未经孔子修改的《春秋》的原本，现今的《春秋》是经孔子修改过的。孟子更进一步说，《春秋》是孔子所作。但经过后世史学家的深入研究，有的认为上述的种种说法，都是不可信的推测之辞。他们举出《公羊传》和《谷梁传》都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写上“庚子，孔子生”；《左传》也在鲁哀公十六年写上“夏四月己丑，孔丘卒”这样的话。从这两个例子看来，孔子修《春秋》的说法，是难成立的。因为他不会自称“孔子”，又不能预知自己该什么时候死的。孔子同《春秋》的关系，只知道他曾经把这部书作为他教学生的教材。而且，经孔子这么一用，《春秋》从那时起便逐渐流传到了民间。以后，再由孔门弟子一代一代地传述下去。这些孔门弟子为了纪念孔子，有的就在书上加上了孔子的生年或卒年，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还有所谓“春秋笔法”，前人说孔子删修《春秋》，意在“寓褒贬，别善恶”；又说，孔子要做到“微而显”，“志如晦”，“婉而成章”，因而，字字寓褒贬，后世学者应从它的字里行间去搜寻微言大义。这样一来，便弄得跟猜谜一样，越搞越玄。例如，在《春秋》这部书里，对诸侯国国君的称呼，有这么几种情况：鲁僖公以前，多称之为“某人”，而不称“某侯”。隐公十年“翚(huī)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这里的“齐人”实是齐僖公，“郑人”实是郑庄公，却又不称他们“齐侯”、“郑伯”；鲁僖公以后，仅仅对秦、楚两国之君有时才称“秦人”、“楚人”；鲁宣公五年以后又一变，就连秦、楚两国之君，也不称“人”，而称“秦伯”和“楚子”了。象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这种称呼的改变，不是因为孔子在这些问题上“寓褒贬”，而是反映了由于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在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记事的太史一个接一个，他们各有各的师承关系，各有各的政治倾向和学术观点，从而出现了前后笔调不一致的地方。
鲁国史官编纂《春秋》的目的，固然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春秋》对于诸侯们无聊淫秽、纳贿助乱、仇杀奔逃等事，也敢于揭露，甚至，对周天子也不客气。如隐公元年，就记载了周平王向鲁惠公的妾仲子赠赗(fèng，送给丧家的送葬的东西)的事。《存秋》的作者认为这是为君的不守君道，不成体统，记上这一笔，为的是让后来的统治者有所警惕。
《春秋》是春秋时期各国史书中幸存的一部，其余的所谓“百国春秋”都亡佚了。而且，春秋以前的夏、商、周都没有史书流传下来，《尚书》中的某些篇，只称得上是古史的片断，后来，西晋初年在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也只是一个拼凑起来的残本。因此，《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几千年来，一直受到重视，是由它的价值所决定的。
在写法上，《春秋》过于简洁，这部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历史的史书，总共只用了一万七千个字，叙述史事又省略史实过程，仅记结果或结论，要读懂它，弄清每事的原委，实在不容易。如隐公八年，在一条里只记下了一个“螟”字，它仅告诉人们，这年发现了螟虫，具体在什么地方?是否成了灾?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后世的学者，对《春秋》作了许多的引申和解释。《春秋》又被儒家各派尊为“经”，对它的解释称为“传”。到了汉代，这种“传”已有五种之多。包括《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谷梁传》、《夹氏传》和《邹氏传》各十一卷。后两传早已亡佚，现存的前三传，就被称为“春秋三传”，是我们读《春秋》时应着重对照和参证的。只是，《左氏传》一书，有很多学者认为它不是解经的，它本是独立的历史著作，应名为《左氏春秋》。
《春秋》记载最多的是政治活动，其中又以各国之间的征战比重最大，占了全书的百分之四十；会盟和朝聘各占百分之二十；婚丧、祭祀等占百分之十；还有百分之十，专记日月食、星变、虫灾、地震、山崩、雨、霜、雹、冰、水旱等自然史方面的变化情况，这实在是很可宝贵的一份历史资料，长期以来，却不为人们所重视。我们知道，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最主要的是农业生产，在科学不发达，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自然变化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尤为密切。就据《春秋》所记，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算：在这段时间里，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有三十年发生了干旱，时间又集中在夏历的五、六、七三个月，这正是庄稼开花、打苞和结实的时节，对农业生产十分不利。又如水灾和虫灾，前者发生九次，后者发生十四次，也都发生在夏秋之际，对农业的危害自然很大。而且，这五十三次水、旱、虫灾，有四十八次集中在桓公五年到襄公二十四年这一百五十八年里，平均每三年多便发生一次，有的年份，几种天灾同时发生，有时接连几年降灾不已，这些都为说明这个时期黄河中下游一带，人民生活的痛苦程度和社会经济的残破状况，提供了具体的历史资料，这自然是十分珍贵的。
《公羊传》
《公羊传》十一卷，相传为齐国人公羊高所撰。公羊高是孔门弟子子夏的学生，他口述《春秋》的微言大义，四传至玄孙公羊寿。汉景帝时，公羊寿和他的学生齐国人胡毋子都最后著录成书，即今本《春秋公羊传》。
《公羊传》是专为解释《春秋》而写作的，它不是用史实去疏证经文，而是逐字、逐句地解释《春秋》，以问答体逐层阐说大义。它的史料价值不高，但却能使读者理解《春秋》的字义，对了解先秦时期的名物制度和礼仪制度有一定的价值，如春秋时期的“士”是一个复杂的阶层，《公羊传》就列举出“士”有“元士”、“上士”、“中士”、“下士”和“士民”等等，这就为研究春秋时期的阶级关系提供了资料。还有对“初税亩”的解释：“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也较为明确。此外，对井田制的解释，也都很值得重视。
西汉时期解经，以公羊家学派最为盛行。《公羊传》在汉景帝时成书，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公羊学家以现实观点解经，被称为“今文经学派”，在政治上，他们主张“大一统”，对于巩固汉代封建国家的统一，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有其积极作用。
《公羊传》的注释本有东汉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唐徐彦疏)，收编于《十三经注疏》中。清代有刘逢禄的《公羊何氏解诂笺》和《公羊何氏释例》以及陈立的《公羊义疏》等。
《谷梁传》
《谷梁传》十一卷，旧题谷梁赤撰，赤或作喜、嘉、俶、寘、淑。相传他和公羊高同为子夏的弟子，《谷梁传》是他的后传弟子，根据他的口述记录，在西汉时著录成书的。
《谷梁传》也是专为解释《春秋》的。其起讫年代及体例，都和《公羊传》相近，虽彼此详略不同，又互相补充和引用，但《谷梁传》比较审慎、质朴，是研究战国、秦、汉时期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注释《谷梁传》的有晋代范宁的《春秋谷梁传集解》和唐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合编于《十三经注疏》中。清代钟文烝撰《春秋谷梁传补注》二十四卷，兼采汉学、宋学，对范宁的《春秋谷梁传集解》加以补充，是清代学者注解《谷梁传》较为完备的一种，收入《皇清经解续编》。近人廖平的《谷梁古义疏》也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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