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原文注解与鉴赏

〔注释〕符：表现。雅郑：此处指雅乐及淫靡之音。铄(shuò)：熔铸。凝：感染。笔区：指文苑。谲：变化。诡：诡异。鲜：少。归涂：归途。熔式：效法；经诰：经典。熔式经诰：效法经典。方轨：并行。复：深隐不现。(nóng)：浓厚，此处喻丰富。炜烨：光彩鲜艳。枝派：头绪绵密。摈：摒弃。摈古竞今：摒弃陈旧，追求新颖。舛：不合。乖：背离。苑囿：范围。肇：开始。贾生：贾谊。长卿：司马相如的字。诞：狂放。子政：刘向。昭：明白。孟坚：班固。懿：美好。平子：张衡。淹通：广博通达。仲宣：王粲。躁竞：急躁通锐。公幹：刘桢。气褊：性情偏激。情骇：情思惊人。嗣宗：阮籍。叔夜：嵇康。安仁：潘岳。士衡：陆机。恒资：恒久不变的气质。初化：初，开头；化，显现。翻移：改变。雕琢：指学习修辞。雅制：端正体裁。合数：符合原则。环中：轴心。凝真：正确的才气。靡：倒。指倒向正确的一面。

(夏广兴)

〔鉴赏〕本篇中心是讲文学风格的形成和文学风格的基本类型，中心思想则是“因内符外”，意思是说，文学创作活动是人的“情性”外化为文的“体式”过程，即内在的隐秘的独特的思想感情外显为语言文字的风格，这内与外是相符的，个性与其风格是对应的，各人的文章的体式不同是其“本心”和“情性”不同。刘勰为了论证他的这一观点，对“体”与“性”都作了分析，特别是把“性”分为“才”、“气”、“学”、“习”四项，并着重说明这四项如何与“八体”相对应。为了阐释刘勰的“因内符外”说，我们先从他的“体”的概念谈起，次谈他的“性”的概念，最后谈“体”与“性”两者的关系。

(一)　“体”的概念。《文心雕龙》一书中“体”字大概出现了80余次。在不同的语境中的意义是不同的。这里考察的是“体性”之“体”及其相关的意义。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中，一般把“体”理解为“体裁”和“风格”，这种理解大体上是不错的，但不是一种很完善的理解。《文心雕龙》中的“体”字，有的地方明确是指“体裁”，如：“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辩正然否”(《论说》)，“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附会》)等。这些地方所说的“体”明显是指文章体裁。有的地方，明显是指风格而言的，如：“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体性》)，“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体性》)等，这都是直接谈风格的。可见刘勰笔下的“体”确有体裁和风格这两种含义。但“体性”的“体”是什么概念，其范围是不是就囿于“体裁”和“风格”这两个意义上，就还需要讨论。如果把“体性”的“体”仅仅理解为体裁和风格，那么这种理解就存在一个困难，就是从体裁到风格之间跨度太大，似乎一下子就从体裁跳到风格，两者之间没有中介环节，而缺少中介环节二者就难以建立起联系。这一点在一些研究者那里也感觉到了，如王运熙教授等提出了一个“文体风格”的概念置于“体裁”与“风格”之间，这个思路无疑是好的，但“文体风格”的概念能不能成立，就可以质疑。他们所说的“文体风格”，是从曹丕、陆机、刘勰等人的相似的说法中引申出来的。如“夫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曹丕《典论·论文》)。有的学者认为这是风格的客观因素，所以叫做“文体风格”。

(二)　“性”的概念。刘勰在《体性》篇谈到风格形成的原因时指出：“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刘勰认为“性”或者说“情性”可以分为四项：才、气、学、习。才、气是先天的“情性”，学、习是后天的“陶染”。就风格的形成而言，先天的才、气是潜能，后天的学、习是释放潜能的条件。这比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文以气为主”的著名的说法进了一大步。值得注意的是，刘勰认为，先天与后天的四个要素与后面所讲的“八体”有关。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版注意到这一点，他说：“刘氏所说的八体可以归纳为四类：雅与奇为一组，奥与显为一组，繁与约为一组，壮与轻为一组。这四组就是所由构成风格原因的四类。雅与奇只体式言，体式所以会形成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就视其所习，所以说‘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奥与显指事义言，事义所以会形成两种不同的风格，有待其学，所以说‘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繁与约指辞理言，形成之因视其才，所以说‘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壮与轻指风趣言，形成之因视其气，所以说‘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在这里，雅奇、奥显、繁约、壮轻是两种相等的不同的风格，雅郑、浅深、庸俊、刚柔又是两种相对的表示优劣的评语，两相配合，固然不能尽当，但是雅奇与习，奥显与学，繁约与才，壮轻和气，却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还可以这样比附。在此四类之中再可以综合为二纲，这即是他所说的‘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情性出于先天，所以才与气可以合为一组，所谓‘才由天资’。陶染出于后天，所以学与习又可合为一组，所谓‘学慎始习’。”这是把“因内符外”和“表里必符”的思想，作了细致的对应描述。当然这样机械的整齐对应可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但其中似乎也有可以参考的地方。

(三)　“体”与“性”对应关系及其二重性。在风格与人格的对应问题上，刘勰提出了“因内符外”、“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和“表里必符”的观点。这种思想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易》：“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守者其辞屈。”这是把人的行为与人的言语风格联系起来考察的意思。其后有扬雄的“心画心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也。”扬雄的“心画心声”说，可以说是最早把人的语言、书辞与其作者的人品联系对应起来，对后代影响很大。陆机《文赋》：“夸目者尚奢，惬意者富贵，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刘勰的“因内符外”说或“表里必符”说，是对上述观点的发挥与完善。应该说这种观点反映了一般情况，也是真正的作家力求达到的境界。但在实际中人格与风格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精神现象，人格与风格之间存在着千变万化的关系，难于一概而论。只看它们之间的一致性，简单地因人格而论作品，和简单地以风格推论人格，不考虑各种变动不居的情况，是知其然，不是其所以然。人格与风格不一致的情况是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黄侃的意见值得参考，他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说：“因文见人，非必视其义理之当否，须综其意言气韵而察之也。”我的基本看法是，刘勰的“因内符外”说或“表里必符”说大体上是不错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人格总要这样或那样地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不表现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人的语调和韵调，是在长期的生活和艺术实践中形成的，深入到人的无意识层面，成为人的不可改变和不可剥离的内心生活，往往在不经意间就会流露出来。那么为什么又说人格与文格有时不相类呢？主要是因为文学作为一种“依存美”，不能不延伸到意识的层面，延伸到理性的层面，在意识和理性的层面，作者是完全可以进行自我调控的，这样作者就有故意夸张、作伪的可能。所谓“巨奸为忧国语，热衷人作冰雪文”(钱钟书语)的情况也就这样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