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得利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1817—1895)，十九世纪美国废奴运动领袖，杰出的思想家和演说家。他毕生从事反对奴隶制度的活动，对美国废除奴隶制度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
1817年2月，道格拉斯诞生于美国马里兰州塔尔波特县吐卡霍地方的一个种植场。母亲是一个黑人奴隶，父亲是一个白人。道格拉斯生下来就是奴隶，自幼就在奴隶主残暴的压榨下，备受虐待凌辱，历尽千辛万苦。幼年时，他先在巴尔的摩一个白人家里当仆役，后来又被转卖到种植园里，天天受到“驯奴者”的鞭笞。1838年9月，他在友人帮助下，化装成水手，通过“地下铁道”逃到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终于挣脱了奴隶的枷锁。道格拉斯虽然争得了自由，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仍然处在奴隶主压迫下的南方同胞的苦难。来到北方后，他阅读到由著名的废奴运动领导人加里森主办的《解放者》周刊，参加了废奴组织——“反奴隶制协会”的活动，积极投身于废奴运动。
1841年，他在马萨诸塞州的一次废奴大会上作了关于他自己奴隶生活经历的第一篇演说，博得了加里森的称赞，被邀请担任了“反奴隶制协会”的演讲员。这是他作为废奴主义战士活动的开端。1845年，他出版了《道格拉斯的生活经历》一书。
1845年夏到1847年春，他去英国作旅行讲演。在历次讲演中，他揭露美国南方奴隶制度的种种罪行到处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对英国反奴隶制舆论的形成起了不小作用。1847年，在英国朋友的帮助下，他以150英镑正式“赎得”了人身自由。
归国后，道格拉斯开始创办《北极星报》，直到1863年，很快成为这份废奴报刊的著名编辑。通过报纸对北方广大黑人进行教育，提高黑人的觉悟，促进了废奴运动的扩大和发展。
道格拉斯不仅热心从事反对奴隶制度的宣传，而且以实际行动帮助奴隶的解放。他在四十年代后期就开始帮助奴隶逃亡。他的家成了逃亡奴隶的临时避难所。得到他帮助的逃亡奴隶，估计有数百人之多。
当时在加里森领导下的废奴运动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道德说教，希望奴隶主在“天良发现”之后，自动放弃奴隶制度。他们反对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奴隶主的统治，也反对采取任何政治行动;不主张成立废奴主义政党，反对参加选举及参加政府。应该说，道格拉斯最初在加里森的影响下，也拥护道德说服的办法。但在四十年代末，他开始怀疑加里森的主张，逐渐与道德说教派分手，提倡采取政治行动。在杰出的废奴战士约翰·布朗的影响下，他甚至越来越倾向于采用暴力手段。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奴隶主“同强盗或海贼一样丧失了权利，他们甚至丧失了生存的权利，如果奴隶明天把他们杀光的话，谁敢表示他们不是罪有应得呢?”
然而，道格拉斯的这些激烈言词并没有付诸实践。他虽然拥护暴力，但没有在实际行动上组织或参加武装起义，而是倾向于在合法范围内采取政治行动。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些政治活动上：最初参加了自由党，后来又积极支持自由土地党，到五十年代末又倾注全力去支持新成立的共和党。道格拉斯认为，要与奴隶主作斗争，只能利用共和党这股现成的强大政治力量。如果舍弃这股政治力量，另外去发动少数人搞武装起义，那只能是盲目的冒险，注定会失败。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当1859年起义前夕，约翰·布朗邀请道格拉斯参加起义时，他婉言谢绝。他认为这次起义注定失败，对布朗说：“你们不仅进攻弗吉尼亚，而且也进攻联邦政府，因而你们会引起全国反对你们。而且你们正在进入一个很完善的钢制的捕机中。一旦进去，你们就休想活着出来。你们将受到包围，逃出来是不可能的。”虽然，道格拉斯未直接参加布朗的起义，但还是为约翰·布朗提供了经济帮助。在布朗起义失败后，道格拉斯逃到了加拿大。
1860年11月6日，美国举行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林肯获胜。在选举中，加里森领导的废奴派拒绝支持林肯，因为他们认为林肯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坚决的。以道格拉斯为首的黑人废奴派，则号召人民投票拥护林肯。他说，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二者之间，他毫不犹豫地支持后者，认为共和党“现在是当前参加反对奴隶主要求的一切政治派别的伟大体现”。他企图利用与共和党建立的联盟去全力推动这个政党向左转。
林肯的当选对于美国南方保存奴隶制度的各州是一个直接威胁，因为林肯在共和党的竞选纲领中明确反对奴隶制度扩张到西部领土上去。南方各州的奴隶主阴谋策划脱离联邦、举行叛乱。1861年2月9日， 7个脱离联邦的州组成“南部联盟”选举了临时的总统和副总统。道格拉斯号召群众为保存联邦的统一而斗争。他指出，不应该用空洞的决议去反对叛乱，”必须有剑、步枪、火药、弹丸及在它们背后使用它们的人”。
1861年3月4日，林肯宣誓就任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林肯希望用和平手段解决南方问题，并且声明“不想干涉各州已经存在的奴隶制度”。道格拉斯对林肯的演说极为不满，他尖锐地批评说：“在这样的时刻和这样的局势下，这种否定全部及奴隶制情绪的态度，对林肯先生的头脑和感情来说，真够丢脸的了。”
1861年4月，南方叛乱者悍然挑起内战，攻占了萨姆特要塞。内战爆发后，林肯政府避开奴隶制问题，确定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恢复联邦的统一，而不是解放奴隶。在这个方针指导下，联邦军队扮演了非常奇特的角色，一方面与南方奴隶主军队作战，另一方面却帮助奴隶主捕捉逃亡奴隶。甚至把逃到联邦军队方面来的奴隶送回到主人那里去。此外，林肯政府还拒绝北方自由黑人参加联邦军队与奴隶主作战的要求。
对于林肯政府这种不明智的措施，北方第一个挺身出来反对的便是道格拉斯。1861年5月，他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提醒林肯政府说，宣布解放奴隶和武装黑人，是北方赢得战争的关键。他说：“只有一个轻而易举、简单而有效的办法。火必须用水来淹灭，黑暗必须用光明去驱逐，为了破坏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必须用为了消灭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去对付。”道格拉斯是北方政治家中正确地提出内战的革命任务——解放奴隶——的第一个人。
此后，在许多讲演中，他再三强调：“黑人是大局的关键——是决定整个叛乱的枢纽”。还指出，宣布解放奴隶，“可以推动南方奴隶大批地逃到北方来，从而可以剥夺南方的主要劳动力，使它失去衣食方面的供应”。
但是，道格拉斯的呼吁并没有得到政府的反应。当时，北方黑人踊跃要求参军杀敌，费城的黑人也要求到南方去组织奴隶起义，但被当局拒绝了。这使得道格拉斯感到非常痛心。他认识到，只靠个人努力是不行的，为了推动政府采取革命措施，必须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废奴主义者应该到人民中间进行广泛的鼓动。他建议恢复废奴组织已经停止的活动。在他的奔走努力下，他恢复了与加里森的友谊，并在1861年11月成立了“解放奴隶同盟”。同盟一成立，马上就展开活动，到处宣传解放奴隶的重要性，内战初期趋于沉寂的废奴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
在强大的压力下，也由于客观形势所迫，林肯政府终于在1862年9月22日发表了著名的《解放宣言》，宣布从1863年1月1日起南方奴隶全部解放，并且在1863年初实行了武装黑人的政策。从此，北方走上了以革命方式进行战争的阶段。但是林肯在发表宣言前，于8月22日发表了一封信，表明他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立场，认为拯救联邦是政府的首要目标，解放奴隶不过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而已。道格拉斯有力地驳斥了这一论点，指出，战争是为保存政府而进行的，然而，也应当为消灭一切威胁生命、自由和幸福这个原则的东西而战斗。而首先威胁这个原则的，便是奴隶制度。不管怎样，林肯政府之所以能够作出这样一个重大决策，毫无疑问，与道格拉斯等废奴运动领导人的宣传鼓动是分不开的。
在政府实行武装黑人奴隶之后，道格拉斯为了鼓励黑人入伍作了大量工作。他特别提醒黑人说，这场战争与黑人本身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保卫联邦的战争实际上是一个争取奴隶解放的战争。他把《解放宣言》比作“道义上的炸弹”，要比10万门大炮还厉害，并欢呼说：“永远自由了，啊!长期受奴役的千百万人……你们的解放已经在望了”。在道格拉斯等人的激励下，北方出现了黑人参军的热潮。黑人在内战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从南方逃来的奴隶在内，直接间接参加作战的黑人达43万余人。由于道格拉斯在招募黑人士兵方面的功劳，陆军部长斯坦顿在1863年7月曾许诺任命他为托马斯将军的副官，但由于种族歧视政策，此事终未兑现。
道格拉斯对于军队中的种族歧视政策非常不满。1863年7月底，他为此访问了林肯，痛切指出政府对黑人士兵的压迫政策，并提出三项要求：一、黑白士兵同薪;二、制止叛乱当局虐杀黑人战俘;三、黑人士兵有军功者，和白人一样提升为军官。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1864年7月，国会通过法案，实行黑白士兵同酬，同时有数十名黑人被提升为下级军官。
道格拉斯并不幻想单单解放奴隶就会给黑人带来自由平等的地位。1863年12月3日，在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年会上，许多发言人认为，既然政府已宣布废除奴隶制度，那么该协会的工作就应该结束。道格拉斯表示反对。他强调，在奴隶制度废除后，争取提高黑人地位的任务依旧存在，而最好的办法就是给黑人争取选举权。为此，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驳斥某些种族主义者以黑人属于劣等种族为借口而反对黑人享有选举权的谬论。对于林肯在南方重建计划中剥夺黑人选举权一事非常气愤。在1864年一次演说中，他对白人听众说：“如果你们需要选举权，那末我们尤其需要它。”他指出，如果把选举权给南方黑人，这样就会立刻得到400万朋友，他们就会拿起武器来保卫自由的方舟，保卫联邦。他指责林肯政府剥夺黑人选举权，就是贬低你们朋友的地位，并不是光荣的政策，而是不名誉的政策。以道格拉斯为首的美国黑人再接再厉的斗争，终于对林肯本人发生了影响。他在1865年4月11日最后一次公开谈话中表示：“我本人现在愿意把选举权送给很有知识的有色人以及曾经作为士兵为我们事业服务的有色人”。可惜的是，林肯没有来得及实现他的诺言，就遇刺身死。所以在内战期间，黑人选举权问题一直没有获得解决。
在反奴隶制的斗争中，道格拉斯表现出他是美国历史上一位优秀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尖锐地看出十九世纪中叶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黑人与白人的关系问题。他的这个见解击中了当代美国问题的要害，因为奴隶制问题的确是影响到美国各个方面的决定性问题。
道格拉斯善于针对每一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形势，提出具体任务。在内战以前，他提出要把团结一切反奴隶制的力量作为首要任务。在内战中，他提出了解放奴隶和武装黑人奴隶的问题。在内战结束后，美国面临着被打倒的南方种植场主集团复辟的危险，对此，他早在1864年10月就提出防止的方法——授与南方黑人以公民权与选举权。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道格拉斯为美国黑人解放事业作了突出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不仅是美国黑人的杰出领袖，而且理应属于美国历史上出类拔萃的人物之列。
但是，必须指出：道格拉斯的历史功绩主要是在他的前半生，即内战结束以前。在内战以后，即他的后半生，他作为黑人领袖的作用，就大大减色了。
诚然，他在南方重建时期曾经积极拥护激进派的重建计划，然而他的消极面是主要的。例如，在土地问题上，他没有提出无代价分配土地给南方黑人的主张，而只是要求给黑人以赎买土地的方便条件。又如，1877年当北方资产阶级勾结南方奴隶主集团出卖黑人利益时，他未能挺身而出，捍卫黑人利益，更没有发动群众进行反抗，只是在事后对这种卑鄙的叛卖行为作了指责。
南方重建时期结束以后，他虽然不断批评共和党的反黑人政策，但是他依然幻想依靠这个政党去改善黑人的状况。他虽然始终关心黑人的命运，但是当八、九十年代广大黑人由于对共和党大失所望而同独立的工人、农民运动联合起来争取自身解放的时候，他还是同共和党保持联系而置身于黑人、工人、农民的联合之外。到晚年，他更是迷恋宦海生涯。1877年任华盛顿市法院执行官，后来又担任华盛顿的法院记录官，最后出任驻海地公使(1881—1889)。1895年2月20日，道格拉斯在华盛顿去世。
道格拉斯的晚年之所以丧失了以往的锐气、热情和战斗精神，主要原因是：第一，他的思想始终没有突破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他毕生所追求的最大目标就是把黑人从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经过内战及重建，他天真地认为解放黑人的目标已经达到，这种思想就决定了他后半生的消极态度。第二，他本人在七十年代后，沉湎宦海，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大大提高，在物质生活上与广大黑人群众的距离愈来愈远，从而无法了解黑人的疾苦。
然而，道格拉斯后半生的消极态度，掩盖不了他前半生在反奴隶制斗争中所起的伟大作用和丰功伟绩。正如福斯特所说，道格拉斯是“美国一个出类拔萃的领袖”，是“黑人的最伟大的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