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奥若宾多(Aurobindo Ghose，1872—1950)，印度著名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国大党激进派领导人之一，1910年后成为瑜伽①信奉者和宗教哲学家。
奥若宾多1872年8月15日生于印度加尔各答。父亲是个医官，最初希望儿子接受西方教育，七岁就把他送到英国求学。由于不满英国殖民者残暴地欺压印度人民，后来他在书信中又用民族主义思想陶冶儿子。奥若宾多在剑桥大学念书时，参加该校印度籍学生组织的各种活动，发表爱国主义演讲。这成了他在1890年印度文官考试中，成绩优异而未被录取的真正原因，从而使他亲身感受到英国对印度人的歧视。离英前，他在伦敦参加印度爱国学生秘密组织：“莲花与短剑”，宣誓要为解放祖国贡献力量。但这个组织还没有开展活动，其成员就纷纷离开英国。奥若宾多也于1893年回到印度，先在巴洛达土邦政府部门服务，后任巴洛达学院副院长。
在英国读书时，奥若宾多以为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颇有起色;回国后，他看到的却是沉寂的情景。他起先感到困惑，通过几个月的观察，自认为找到了症结。1893年到1894年初，他写了一组文章，标题为《除旧布新》，匿名发表在孟买《印度教之光》周报上，对国大党的路线作了尖锐批判。文章指出国大党局限于要求改良的目的“是错误的”，它用以指导运动的精神“不是真诚和全心全意的”，它使用的方法“不是正确的”，它选择的领导人“不配作领导人”。简言之，“现在给我们带路的人是瞎子，纵然不是全瞎，也是只有一只眼”。
1895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新局面。这年，蒂拉克提出了争取司瓦拉吉(意为自治)的纲领口号，为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制定了革命目标。国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开始发动和组织群众，为司瓦拉吉而斗争。马哈拉施特拉、孟加拉等地还出现了一些主张暴力革命的秘密组织。
奥若宾多看到这个新潮流的涌起，无限兴奋。1902年，他首次参加国大党年会，晤见蒂拉克，表示支持司瓦拉吉政治纲领。他和孟买、孟加拉的秘密革命组织建立了接触。这时，在他心中，一个解放印度的战略计划逐渐形成。这就是：一面广泛发动群众，利用合法形式进行斗争，把国大党变成领导群众斗争的战斗司令部;一面在全国各地建立秘密革命组织，训练革命者，准备武装斗争，以便在条件成熟时，用暴力夺取全国胜利。在国大党内小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人中，他是第一个把合法斗争和武装斗争相互配合，作为完整的斗争策略，制定了明确计划，并力图付诸实施的领导人。
这以后，奥若宾多派人到孟加拉建立秘密组织。他本人也数次到孟加拉了解秘密组织的工作情况，还和领导机构设在孟买的一个西印度的秘密组织有过接触。
奥若宾多进行革命活动时，曾以西方各国革命斗争史为借鉴，以欧、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作指针。随着运动的开展，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单纯袭用西方的思想不利于印度的复兴，印度的民族运动应该扎根于印度自己的文明、自己的传统之中。用他的话说：“未来的伟大应当建筑在过去的伟大的基础上”，“过去的理想的伟大是未来更伟大的理想的前提”。他强调要以印度文明的价值标准重建印度。他认为，印度文明应该集中地表现在印度教学说上。这样，奥若宾多就把政治和印度教思想掺杂在一起。这个倾向首先表现在他为发动爱国青年参加秘密革命组织而写的《巴瓦尼女神庙》这本书上。该书用宗教术语阐述秘密革命组织的行动计划。奥若宾多指望，政治斗争披上宗教外衣后，能利用人们对宗教的热情，唤起他们的爱国激情，为扩大秘密组织打开一条道路。
1905—1908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进入高潮。孟加拉人民反分割斗争很快发展为群众性的抵制英货和司瓦德西(意为自产)运动，在印度各地引起广泛的反响。蒂拉克号召人民把反分割、抵制英货、司瓦德西和争取司瓦拉吉的斗争结合起来。这个号召在孟加拉得到以比·巴尔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热烈响应，也遇到了来自资产阶级和地主方面的强大阻力。正是在这个重要时刻，奥若宾多辞去在巴洛达的职务，来到孟加拉，全力投入这场斗争。他很快成为孟加拉公认的激进派领导人之一。
最初，奥若宾多担任民族学院的院长。这是孟加拉激进民族主义者为实行民族教育而创办的一所高等学校。不久，他应比·巴尔的邀请，参加了《向祖国致敬报》的编辑工作，成了实际上的主编。他认识到，孟加拉运动深入发展的关键，是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力量组织起来，从温和派手里夺取运动的领导权。他和比·巴尔一起，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反复强调：组织起来，公开作为国大党一个派别出现的必要性;号召各地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密切配合，统一行动。他的努力取得了成果。据他后来回忆说，1906年国大党年会之前，他召集了一个国大党先进青年集团的会议。他们决定公开成立一个新的政治派别，和蒂拉克领导的马哈拉施特拉的相应集团携起手来，共同对温和派进行斗争。他们还决定，把《向祖国致敬报》变成孟加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这样，当国大党1906年在加尔各答举行年会时，孟加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就有可能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强大力量出现在年会上，从而大大增强以蒂拉克为首的全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阵容。在这次年会上，奥若宾多和蒂拉克一起对温和派进行了斗争，终于使年会通过了司瓦拉吉、司瓦德西、抵制英货和民族教育等决议。
在国大党激进派领导人中，奥若宾多的观点在当时是最激进的。蒂拉克出于策略考虑，故意只提司瓦拉吉而不明确提出独立的口号(但他从一开始就明确，司瓦拉吉就是要求独立)。1905年，蒂拉克提出把消极抵抗作为争取司瓦拉吉的斗争手段后，奥若宾多对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发展了蒂拉克的思想。他认为，一个被压迫民族对于外国统治实行有组织的抵抗有三种手段：消极抵抗，非武装的积极抵抗和武装抵抗。采取哪种手段要依情况而定。三者是互相联系、可以转化的。他说：“只要统治当局的行动是和平的，……消极抵抗者就谨守消极态度。如果政府超出这个界限，后者决不会束缚自己的手脚，哪怕是一分钟”。奥若宾多这个思想的意义在于，他认为武装反抗是合法斗争的后盾和斗争的最后手段，这就指明了合法斗争和武装斗争之间的正确关系。把消极抵抗和武装抵抗衔接起来，这是奥若宾多思想的独到之处。
1905年以后，由于运动的目标、道路已基本明确，发动群众的根本途径在于，把反帝斗争和改善下层人民的境遇结合起来，并提出明确的斗争纲领。但奥若宾多没能这样做。他认为诉诸宗教是发动群众的最好办法。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给印度政治灌注宗教热情和精神性，对在印度造成一个伟大的强有力的政治复兴是不可少的条件”。
1907年，殖民当局在镇压群众运动的同时，加紧拉拢温和派。温和派决定收缩运动，于是在1907年国大党年会上制造分裂，把所谓“极端派”排除出国大党。运动面临逆境。奥若宾多束手无策，仅以“宗教民族主义”的说教鼓动群众。说什么：“民族主义是一种来自神的宗教”;为争取司瓦拉吉而斗争就是完成神赋予的使命，就是对神的虔诚;“当你相信神，相信神在指导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世界上所有力量对存在你身上的神，对这个不生不死、刀枪不入、水火无伤的神是无能为力的”等等。他在孟买等地发表这类演讲时，曾使一些爱国青年热血沸腾。但在热情过后，没有给运动带来丝毫进展。
1908年5月，奥若宾多被捕入狱。当局说他参与个人恐怖活动，但始终找不到确凿证据;一年后，被释放。被捕入狱的突然打击，出狱后政治形势的变化，使他感到沮丧。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我进监狱时，整个国家响彻了‘向祖国致敬’的呼声，充满了民族的希望，这是从衰落中重新站起来的千百万人的希望。当我从监狱出来时，我还想听到这个呼声。然而，这里只有沉寂，全国一片死静，人民似乎意志消沉。……没有人知道出路何在。”
在这种情况下，奥若宾多丧失了信心和勇气。虽然他并没有立即脱离政治运动，但是从他出狱后办的两种报刊——《达摩》和《作业瑜伽信奉者》的内容上，甚至名称上，都可以看出，他对政治斗争的热忱已被对宗教学说的热情所取代。人们从上述报纸上还能读到继续斗争的号召，但主要是号召人们依靠修身养性、自我完善的办法，争取最终达到与神冥合。印度的复兴运动已被解释为精神运动，政治斗争则被说成是实现精神解放的序曲。他的报纸越来越像宗教团体的喉舌了。
奥若宾多利用印度教发动群众，没有把群众运动发动起来，连他自身也让印度教所征服。既要领导革命，又做瑜伽信徒，这本身就是矛盾。在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后，他自然就越来越倾向后者。
但是，广大群众依然把他看作领导人。秘密组织成员继续找他联系。有人建议他继续办《向祖国致敬报》。对此，殖民当局感到不安，决定再次对他进行迫害。
奥若宾多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出走。有人劝他流亡到英属印度以外的地方继续进行政治斗争。他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彻底转向宗教。
1910年2月底，他秘密来到法属昌德尔那戈尔， 4月赴法属本地治里，在那里隐居，从事瑜伽，研究哲学。后来，他在自己的记述中把这一行动说成是接到神的指令，并解释说，他已经看到，英国将迫于印度的抵抗和国际事件的影响而允许印度独立，因而，他个人参与政治“不再是绝对必要了”，相反，摆在他面前的“精神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清楚，“应集中全力进行这项工作”。奥若宾多终于成为印度政治舞台上一颗倏忽即逝的流星。
从隐居本地治里起，奥若宾多就不再参与政治，他办的刊物《雅利安》虽不点名批判英国殖民统治，也不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以任何评论，然而，他对帝国主义榨取印度财富，对帝国主义的垄断、集权化和对外扩张提出批判，期望印度能够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反对日本侵略，支持同盟国反法西斯的战争。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他去信表示祝贺，声称他建立自由统一的印度的梦想正在变为现实。
奥若宾多在隐居地集结了一批弟子，形成一个修道院，悉心研究和实践瑜伽。与此同时，他总结了以往的印度教哲学，吸取西方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和资产阶级先进思想，提出了一套精神进化论哲学，对印度资产阶级哲学体系的形成影响很大。
他的这一套精神进化论哲学，尽管整个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但就其社会观来说，其中一些论点，如社会进化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人类的大同”，世界上将不再存在“压迫、倾轧、对抗和战争”;国家与国家间将在同一精神的基础上相互尊重，共同发展，最终达到人类统一等等，表明他渴望建立一个民族平等的世界。不过，他的哲学不是指引人们去进行反帝反殖斗争，而是鼓吹精神进化、自我完善。这种哲学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起不了指导作用，至多表示对美好前景的向往。哲学上的矛盾正是他生活道路上的矛盾的真实写照。
奥若宾多的主要著述有：《关于瑜伽的解释》、《圣哲行传》、《人类统一的理想》等;1952年，在他逝世两年后，出版了《战后的诗篇》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