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1835—1901)，日本近代思想家、教育家，文明开化运动的先驱者和启蒙者之一。
十九世纪开始，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已觊觎东方，准备在远东夺取殖民地。当时最大目标是老大帝国的中国。日本也在其中。因此，一些有识之士从十九世纪初期起，就提出购买西方军备，以强固国防，抵御外国势力的侵入。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并使之沦为列强割据的对象。中国的遭遇唤醒了这些有识之士。他们认为，救日本的根本之计，惟有改革，吸收西方新的知识。可是，他们的要求遭到了镇压。福泽谕吉就是在这种环境中，于1835年1月10日(日天保5年12月12日)生在当时已成为商业城市的大阪。他的父亲百助是中津藩(现大分县)的下级武士，当时正在中津藩驻大阪的一个机构中任会计。福泽谕吉两岁时父亲去世，随母亲和兄姐回到九州的故乡。那里接近萨摩，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威胁而产生的感受，比大阪要深刻。
福泽谕吉从大阪回乡，长大后和一般下级武士家庭的子弟同样，在当地藩塾中接受儒学教育。尊王攘夷是当时儒学思想的具体表现，他们也要求改革，但首先要维持原体制。这种思想无疑也影响了青年福泽，因此他也想上长崎学习;可是对于一个下级武士家庭来说，到长崎游学，实在不是件易事，尤其在经济方面。福泽在他哥哥三之助的多方活动下，以照料当时在长崎学习的家老奥平的儿子为条件，于1854年2月，由奥平资助到了长崎。在那里，福泽学到了语文知识，也懂得了一些炮术的内容;可是由于不堪家老的儿子奥平壹岐的虐待，毅然离开长崎，而想上当时政治中心的江户(以后的东京);可是到大阪时，被他哥哥留下。不久在长兄的帮助下，进了绪方洪庵的适塾(适适塾)学习，继续钻研兰学。
绪方洪庵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学者、教育家，在日本文明开化史上占有很高地位。当时他在大阪设立的适塾，除教授兰学外，着重培养教育学生们的实学思想。在那里学习过的人中间，有不少是以后在日本各地开花结果的新文明种子，福泽谕吉就是其中之一。
在适塾受教育的时间虽不长，但对以后福泽思想的影响却很大。从这时起，他的思想从儒学转到西洋的实利主义，后来又从怀疑和敌视“汉方医”，鄙视中国、朝鲜而主张“脱亚论”，其思想根源，部分就在这里。
1856年他21岁时，由于长兄逝世，不得不回乡承继家业;但一个月后，他又向适塾提出继续求学的要求。
1858年(日安政5年)中津藩命令他到江户，担任藩属兰学塾(庆应义塾的前身)的教员。他在江户结交了一批兰学者，又下决心要学英语。1860年(日万延元年)福泽得知幕府将派遣一个使团前往美国，交换日美友好条约批准书，他就设法当上军舰奉行①木村摄津守的从仆得以随行。
福泽这次出国，时间虽不长，获益却匪浅。回国后，幕府命他在主管对西洋交涉事务的外国方中工作，专门翻译外交文书。1861年(日文久元年)结婚后，又担任遣欧使团随员，于12月出国。这次出国有一年之久，能较详细地考察欧洲国家的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
两次出国，使他有机会亲睹，直接吸收一些西欧的先进文明;这样，更进一步地激发了他的反封建意识，使他下决心从封建秩序中脱身出来。1866年(日庆应2年)秋，福泽毅然放弃佩刀的权利(佩刀是士族的特权，平民不许佩刀)，反对尊攘派等等，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现。
回国后，福泽致力于介绍西洋文明的工作，从1866—1872年(庆应2年到明治3年)，他撰写、出版了不少这类书刊，如《西洋事情》、《西洋旅案内(西洋旅行指南)》、《条约十一国记》、《掌中万国一览》、《英国议事院谈》、《世界国尽》等等，介绍欧洲的政治制度、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阐述自由、法治是文明的主要条件等。他指出当时中国的顽固保守派，在鸦片战败后，仍然不顾国家面临的危机，一昧盲目排外，使国家濒于垂危;日本的尊攘派，在他心目中也认为同样是不顾国家安危的顽固派，只知高唱排外，而不问国家的前途。他说：“日本国人而有真正报国之心，则不应喋喋于开锁之利害，而当谋富强之开国”。他反对当时尊攘派那种不务实际，而唱高调的做法，和他以后讲求实利的思想，完全是一致的。
1867年(日庆应3年)10月，德以幕府最后一代将军德川庆喜把政权归还给天皇，12月发布王政复古令。由于当时政情的复杂，所以日本的政局反陷入大混乱，次年发生了戊辰战争。福泽在这一年的上半年，又随遣美使团到了美国。在国外，他买了大量有关经济、法律、史地和物理方面的书籍，准备回国后深入研究欧美社会的构成原理和产生这种文化的基础。可是他这种行为却受到了幕府的谴责和处分。这使他加强了摆脱政务，专力于教育、思想方面工作的信念和决心。1868年(日明治元年)8月，他辞去了政府的职务，专心从事庆应义塾的教育;次年，又分余力从事出版，致力于文明开化的启蒙普及工作。
作为一个教育家，他特别重视人才的培育。早在1862年(文久2年)，他在致岛津祐太郎的信中，就一再提及“当今之急务固属富国强兵，然富国强兵之本，唯在专心培育人才。”他对庆应义塾，付出了极大的心血;除规定塾则，注重纪律外，还在生活健康各方面注意学生的成长，如设立医务室，提倡运动。在塾中采取不分师生，一律平等的做法，以贯彻他“不培养统治者，也不培育被统治者”的教育目的。他这种教育目的和方法，在明治初期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当时不但庆应的学生人满，就在日本各地，也纷纷仿效而成立了不少类似的学塾。福泽本人，也在京都、大阪和德岛等地设立过分校，并向公私立学校输送过师资。无怪以后，他在《福翁自传》中说：“(洋学)由我形成了西洋方式的独家专卖。”这样做当然会使毁誉并来，反对他的人就用其姓名的谐音“吹法螺的福泽，说谎话的谕吉”以讥刺。更有因对日本在维新后所采取那种脱离实际的文明开化政策不满，而归咎于他说：“文部卿在三田”(三田是庆应义塾所在地)。尤其是1872年《劝学篇》(有译作《学问之道》的)出版后风行一时，非难责怪之声也日见增多。
《劝学篇》中，福泽主张人和人之间，应平等和独立，只有每个人能独立之后，国家才能独立。人身的独立，必须反对以当时卑屈的封建道德观来学习西洋文明。这种提法，显然是针对日本在开国以后，一切屈从于欧美的情况而发的，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当头棒喝。从中也可以看出，他虽主张文明开化，可是怎样去达到这目的，却和当时在朝的想法并不一致。
1875年，福泽又出版了《文明论概略》一书，批判当时日本社会上流行的，只在生活上、风俗上洋化的做法。他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野蛮、半开化和文明三类，日本则列于半开化国家之中。说：“仿效西洋文明为日本今后之急务，然其顺序应为： 人心→政法→衣、食、住。”他不但这样主张，而且还以身作则，例如他的不穿西装是很有名的。
早在1873年，他就和森有礼、西周、加藤弘之等人组织明大社，以文明开化的启蒙为己任。这社和次年出版的《明六杂志》，在日本的启蒙时代起了先驱者作用，发生很大影响。福泽作为一个思想家，在这方面确是具有旗手的作用。
作为一个思想家，福泽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他主张从思想入手以改革民心：“兵乱虽治，而人心骚动未止，……宜假此佳机，一扫旧习之惑溺，导以新制，改革民心”。他主张实利，反对空谈。1869年，他在致松山栋庵的信中，就曾极力主张：“一身之独立而有一家之独立，有一家之独立，才能使一国独立，天下独立。而其能致一身之独立者，无他，唯先开其智识耳。”他还提出“争利即争理”的口号，主张限制汉字，把迂阔繁琐的文体改为平易简学而确实的文体，介绍和引进簿记制度，提倡“尚商立国”。他曾在其所办的《时事新报》中大声疾呼：“不要妨碍富豪们的进步”，“国家的富强，在于贸易的发达”。这和他早年在《明六杂志》上反对外国人杂居时的论调“旅行者杂居，虽便于商业，但商业之权而操之在彼，则损亡之源也。”是一致的。他这种把日本引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在明治维新以后促使日本加速向资本主义推进过程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福泽不仅在思想上提出这些主张，而且还脚踏实地地贯彻到行动中。庆应义塾就是在他这种思想指导下，由他亲自经营管理而成了在日本现代培养出实业家最多的学府。
在政治上，福泽的自由主义思想，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他提倡普及民智，人民有参政权，主张设立国会。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福泽这种思想，不能不认为是比较先进的。当然，福泽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启蒙时期，有他进步的一面，但也有反动的一面。在福泽的思想中，存在着很深的弱肉强食的想法，这表现在以后他所发表的“脱亚论”中。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封建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并逐步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当它的羽毛丰满之后，武力稍强时就企图用军事上的侵略，以增加其资本积累，加速其发展。侵略朝鲜和中国的行动，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产生的。对于这些行动，当时日本有识人士中不乏起而反对的，特别是知识分子;可是作为文明开化启蒙者之一的福泽谕吉，却并不如此。在这一系列的侵略事件中，他始终是支持这些非正义行动的强硬论者。
1885年(日明治18年)福泽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有名的‘“脱亚论”。他认为，中国和朝鲜，对日本来说，都是同处亚洲、东方的恶友，应该远绝。他主张，日本的文明开化，要全部都向西洋学习，像中国和朝鲜那样不知改进，依然迷恋于古风旧习的国家，必须加以抛弃，以免成为日本的负担。
甲午战争发生以后，他除捐出私财一万元以充军费之外，还逐日在他所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社论，鼓励士气以支持这次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中国战败之后，他在致山口广江的信中说：“现在邻邦中国和朝鲜，也包括到我文明圈之中，诚为毕生愉快之事，实出意外。”他认为中、朝的战败，是日本输出“文明”的机会。因此， 当他听到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军时， 竟发出这样的叫嚷：“歼灭一切丑类”，要没收所有土地，把全岛都收为国有领地，建立一个远东的新兴帝国。
福泽谕吉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是有其两面性的。他崇尚西洋文化，极力主张日本模仿、吸收其优点以加速日本的文明开化;但同时，由于他出生在封建社会，青年时代受到皇国史观的国粹思想影响很深，加上资产阶级思想中的侵略思想也给了他深刻的印象。因此他在批判儒家思想，尊攘的国家主义思想的时候，实际上又承受了其中最反动的部分。作为文明开化先驱者的福泽，同时又成为“脱亚论”的倡导者，从外表上看是很矛盾的，实质上其思想根源却是一贯的。
1901年(日明治34年)2月3日，福泽因脑溢血不治而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