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Mohamed Anwar el Sadat，1918—1981)，埃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前总统，民族民主党前主席。
1918年12月25日，萨达特出生在尼罗河三角洲曼努菲亚省的迈特阿布库姆村。父亲是军队医院医务科的书写员，曾随军在苏丹工作，母亲是苏丹人。萨达特的童年是在祖母的抚养下度过的，当时埃及处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下。祖母常给他讲述民间广为流传的关于卡米勒①和扎赫兰②等人反英斗争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仇恨侵略者和崇敬民族英雄的种子。他希望自己也成为扎赫兰这样的反英战士。
萨达特幼年念过乡村私塾，熟读《古兰经》。从1925年起，萨达特随父亲来到开罗，上小学、中学和高中。在开罗就学期间，他开阔了眼界。他赞赏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凯末尔成了他崇拜的英雄。他把描写凯末尔的《灰狼》一书视为珍宝，说这本书在他面前“展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萨达特还阅读了一些介绍土耳其革命的书籍。他认为，如果“凯未尔没有武装部队，就一事无成，就不能实现他的革命”。他决心象凯末尔那样，在未来的岁月中借助军队赶走英国人。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萨达特于1936年考入开罗军事学院。
1938年萨达特从军事学院毕业后，在通讯部队任军官。从这时起，他直接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同埃及一些政党进行接触，起初他在各个政党之间“徘徊不定”，也听过共产党的演讲，但拒绝接受马列主义。作为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叛教和亵渎。
纳赛尔1938年7月从开罗军事学院毕业后，曾同包括萨达特在内的一些青年军官秘密集会，他们决心使祖国从英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在纳赛尔支持下，1939年，萨达特组织了秘密的“自由军官组织”，提出“为埃及而进行组织和行动”的口号。他在军队内结交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军官，宣传埃及独立的思想，为此在1942年遭到逮捕，被开除军籍。他在狱中又一次读了《灰狼》，同时学习英语。1944年11月他越狱后，化名哈吉·穆罕默德，继续从事爱国活动。
在四十年代，萨达特同秘密的宗教组织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哈桑·班纳有过联系。1946年1月，他因与该组织谋杀亲英的埃及政府财政大臣阿明·奥斯曼一案有牵连，再次被捕。1948年获释出狱，当过记者、承包商和司机。两次被捕和狱中生活，使他感到自己成了象扎赫兰那样的英雄。此时，萨达特的民族主义思想日趋成熟，开始把自身的命运同民族解放事业联系起来。他说：“没有祖国的解放，个人又怎能获得解放呢?”
1950年，萨达特在纳赛尔的帮助下，重返军界，恢复上尉军衔，在驻加沙腊法的部队中任职。1951年晋升中校，成为纳赛尔领导下的自由军官组织“创建委员会”委员，积极参与纳赛尔为推翻法鲁克王朝而进行的秘密革命活动。1952年7月23日革命中，萨达特受纳赛尔的指派，占领广播电台。他代表自由军官组织发表第一个声明，以革命领导人纳吉布将军的名义向埃及人民和世界人民宣告：法鲁克封建王朝已被推翻，埃及人民从此获得新生。
“七·二三”革命后，萨达特任执政的“革命指导委员会”委员、纳吉布总统的政治顾问。纳赛尔执政后，无论是在领导集团内部的斗争中，还是在国内外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萨达特一直支持纳赛尔，是他的一位得力助手。萨达特说，他同纳赛尔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但是做法和作风上是不同的”，在当时的情况下，“理智要求我丝毫不要暴露这些差异”。
1953年底，萨达特任政府机关报《共和国报》主编，兼解放出版社和《解放周刊》总经理。1954年9月—1956年6月任国务部长。1954年在纳赛尔同纳吉布的斗争中，他坚决支持纳赛尔，并担任审理纳吉布案件的特别法庭法官。1957年7月—1958年，萨达特被选为国民议会副议长。1958—1960年任埃及伊斯兰大会主席、国际伊斯兰教协会秘书长。1957年11月—1961年任民族联盟总书记。1958年埃及同叙利亚合并后，他于1960年7月出任阿盟国民议会议长，至1968年。
1962年9月—1964年，萨达特任总统委员会委员，1964—1966年升任副总统。他1968年任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社盟)最高执行委员会委员、政治事务书记，实际上成了这个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
1967年“六·五”战争后，纳赛尔表示要对战争的失败承担全部责任，提出辞职。萨达特相信纳赛尔是“有能力行事的”，他以议长的身份，并代表埃及人民恳切予以挽留。他对纳赛尔说：“加麦尔，你必须回来，因为人民的意志非常坚决。”六十年代中期，在纳赛尔同当时掌握军权的副总统阿密尔元帅的斗争中，萨达特坚定地站在纳赛尔一边。1969年，萨达特再度出任副总统，1970年任社盟主席，在领导集团中成为仅次于纳赛尔的第二号人物。
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病逝。萨达特副总统任临时总统，10月15日正式当选阿联总统。
萨达特执政后，在国内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政治上主张民主，经济上实行自由化;对外执行“积极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反对大国霸权主义，谋求埃、以战争的和平解决。
1970年12月，萨达特废除了纳赛尔时期对“反动”资本家进行“监管”①的决定;宣布“言论自由”，取消新闻检查，允许批评“七·二三”革命以来的错误。
纳赛尔逝世后，苏联领导人更加露骨地干涉埃及的内政，指使其代理人阿里·萨布里②集团趁萨达特立足未稳取而代之。1971年5月15日，萨达特下令逮捕萨布里及其政变集团的主要成员：国防部长穆罕默德·法齐、内政部长戈马等，并对内阁、议会、社盟及其他机构进行改组，从内部消除隐患。埃及人民称这一事件为“五·一五纠偏运动”，是“七·二三”革命后的“第二次革命”。
1971年4月17日，阿联、叙利亚和利比亚三国领导人在利比亚班加西会议上，达成三国统一为“阿拉伯共和国联邦”的协议，以逐步实现阿拉伯统一和建立联邦的主张。 9月1日，经三国公民投票，通过联邦的基本章程和宪法草案。萨达特任联邦总统委员会主席。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改名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后因三国关系恶化，联邦的计划并未实现。
1972年7月起，萨达特兼任埃及武装部队最高统帅;1973—1974年兼任政府总理。
七十年代初，萨达特同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进行了激烈的斗争。1972年7月，他下令驱逐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共17，000人。1973年10月中东战争期间，萨达特公开揭露并谴责苏联的干涉行径和控制埃及的阴谋。他说：“我们不是苏联人的势力范围，也永远不会是任何人的势力范围。”1976年3月15日，萨达特宣布废除于1971年5月27日签订的埃、苏“友好合作条约”; 3月26日取消苏联军舰使用亚历山大港的权利，责令苏联舰只限期撤离。萨达特采取的这些措施，维护了埃及的独立、主权与尊严，受到埃及人民的支持。
萨达特当政初期另一引人注目的措施是，发动对以色列的自卫反击战。他以“不是战争就是和平”的对策，突破了超级大国在中东地区制造的“不战不和”的局面。在阿拉伯各国的支持下，埃及于1973年10月6日向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发起反击(史称十月战争或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军强渡苏伊士运河，摧毁了以色列构筑的“巴列夫防线”，收复一部分失地。这一胜利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洗雪了“六·五”战争所蒙受的耻辱。萨达特被誉为“战争的英雄”。1975年6月5日，萨达特宣布重新开放关闭达八年之久的苏伊士运河，对埃及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1975年，萨达特宣布释放纳赛尔时期被关押的政治犯。同年7月，他又决定在社盟内建立“多论坛”，实行“多党制”，进行“民主对话”。1976年3月，萨达特同意成立三个“论坛”，分别代表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年底，这三个组织①改为政党，从而打破了“一七·二三”革命后不许建立政党的规定，使埃及向民主政治前进了一步。
1976年10月，萨达特当选连任总统。在第二个任期内，他继续执行改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以色列采取“和平主动行动”。
十月战争后，1973年10月22日，萨达特接受美、苏一手制造的“就地停火”协议。埃、以双方重又陷入“不战不和”的泥潭。四次中东战争，埃及耗资400多亿美元，牺牲了10万人，军费开支连年增加，财政拮据，债台高筑，人民的厌战情绪日益增长。埃及需要和平环境恢复和发展经济，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稳定政局。萨达特下决心结束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他说：“没有一个爱国的阿拉伯人准备接受中东的‘不战不和’局势。”
1977年11月19日—21日，萨达特亲自访问以色列。他在美国总统卡特的斡旋下，于1978年9月18日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美国戴维营会谈，双方签署了两个文件，即“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统称戴维营协议。其中规定，双方结束战争状态，以色列分阶段撤出西奈半岛，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等。1979年3月26日，双方签署“埃以和平条约”，正式结束持续30多年的战争状态。埃及以和平方式收回了西奈半岛三分之二的土地(其余部分在1982年4月收回)。5月两国签订有关经济、文化、交通等九个协定。1980年2月两国互派大使。
萨达特的“和平主动行动”得到埃及人民的支持，也引起世界各方面的关注。诺贝尔和平奖金评议委员会和国际记者协会于1978年12月和1979年11月，先后授予萨达特“诺贝尔和平奖”和“哈马舍尔德和平奖”。西方舆论称他为“和平的英雄”。但是，埃、以议和也遭到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它们指责萨达特“向以色列屈膝投降”、“背叛阿拉伯事业”，宣布同埃及断交，停止对埃及的经济援助。
十月战争后，萨达特实行“联合美国与以色列对抗苏联”的对外政策方针，埃、美两国关系逐步改善，1974年2月正式复交。1975年起，萨达特多次访美，美国答允从经济、军事上援助埃及。
萨达特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继续采取了若干措施。1977年10月，宣布停止向苏联出口棉花。从1978年1月1日起，停止偿还埃、以战争期间所欠的军火债务。12月7日，关闭苏联在埃及的文化中心和在亚历山大、塞得港、阿斯旺的领事馆，规定两国使馆的外交官数目对等。1978年，禁止三家苏联杂志在埃及发行，决定苏联不得租用埃及影院放映苏联电影。1981年9月15日，宣布驱逐苏联大使、六名外交官和两名记者。 9月29日，下令解散阿拉伯—苏联友好协会。
1978年“七·二三”革命26周年前夕，萨达特宣布筹组新党——民族民主党，作为执政党，同时宣布修改宪法，结束社盟的作用，将其中央委员会变成协商委员会。10月，民族民主党正式建立，萨达特任主席。该党的宗旨是实现埃及繁荣和人民幸福，建立一个公正、团结、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伊斯兰教、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以埃及古代文明为基础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党的信仰基础。
萨达特上台后，特别是十月战争后，实行调整政策，着力发展经济。在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前提下，逐步放宽了对私营企业的限制，鼓励个人经商。1974年颁布“十月工作文件”，宣布将一些经营不善、经济效益低的企业转为公私合营或租给私人经营，允许私人在国营企业中入股。同年又颁布“阿拉伯和外国资本投资及自由区”法令，宣布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大力吸引外资及先进技术，规定对外资不实行国有化、不没收、不查封，五年内免除利润所得税，允许外资自由汇出利润。从1974—1980年，经埃及政府批准，由美、联邦德国、法、日本等国投资的项目共1，200多个，总投资额70亿埃镑，其中埃方占60%，外资占40%。
埃、以签订和平条约后，萨达特提出“和平、民主、繁荣”的口号，经济上有了发展。1977年经济增长率为7.3%，1980年达到9%。1980年人均收入达到400美元。埃及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
但是，埃及经济发展也带来一些社会问题。不法商人、掮客、大资本家乘机巧取豪夺，大发横财，成为令人侧目的暴发户。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通货膨涨，物价上涨，广大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改善不大。
萨达特执政期间实行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政策，在国内遭到了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教派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不断制造事端，破坏社会治安，进行反政府活动。1981年9月初，萨达特下令进行大搜捕，有1，536人被捕，其中穆斯林兄弟会不同派别的骨干分子800多人。教派势力同萨达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他们加紧策划谋杀萨达特的行动计划。
1981年10月6日，在开罗举行的庆祝十月战争胜利八周年的阅兵式上，萨达特被混入军队中的宗教极端分子刺杀。
萨达特著有《革命历史》、《萨达特回忆录》、《我的一生——对个性的探讨》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