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黠异史氏,笑啼隐婴宁

作者:戴健 来源:原创

《婴宁》是《聊斋志异》中的经典名篇,历来研究者对它有着超乎寻常的解读热情,魅力非凡。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故事内涵仍未阐释到位,尚可再论。蒲松龄在小说中两次用到“黠”字:一处是婴宁用以形容丫鬟小荣“是亦狐,最黠”;另一处是作者用以点评婴宁“其黠孰甚焉”,足见此字甚得蒲氏之心。以本文之见,最黠者并非小荣、婴宁等美狐,而是作家本人!蒲松龄小说创作上的灵心慧性,在《婴宁》篇中施展得酣畅淋漓。“显”“隐”两条逻辑线索中的婴宁,行止处世既出人意表又情理皆合,小说内涵亦丰富而隽永,甚耐咀嚼。故读《婴宁》而不明异史氏笔墨之黠,实未得其三昧也。

虽然婴宁是此篇毫无争议的第一主角,但小说的显性线索是通过男主人公王子服的际遇展开的:逢艳、求美、得偶、生子的婚恋经过,叙事脉络十分清晰。可细读小说,很难不惊叹于王子服的好运气。上元节巧遇美人后相思难耐,表兄虚言其人乃“我姑之女”,即真有这么一位戚属存在;表兄诓曰美人住在“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余里”,王子服即真能找到這么一个小里落;且一寻即至姨母家,姨母主动认亲,最后还极信任地以女相托、让其携归……这份好运气的吊诡亦不能视而不见、不作深究:表兄吴生几日后复寻至西南山中的“小里落”,却是“庐舍全无”。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吴生谎话成真,且又让说谎者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为的是制造悬念。蒲松龄在小说中没有正面解释,而是提供充足的线索,让读者通过叙事逻辑来“自明”、介入小说情节的推理:一定是有那么一个人,故意借吴生之口来鼓励王子服锲而不舍地“求美”,让婴宁获得幸福;这个人既需神通广大又需为婴宁作“长久计”;符合条件者只有一人——婴宁的嫡母、王子服去世多年的姨妈秦氏。

婴宁是丈夫与狐仙所生,虽非己出,于秦氏而言,亦是夫家唯一骨血。且兼婴宁身世悲苦,父亡母弃,秦氏怜而厚待,更是良善。然婴宁毕竟有着一半的人类血统,自是不可终老鬼蜮,故从长久打算,必须让其进入人间。在“进入”方式上,秦氏选择了“嫁娶”,实现终身有托的同时,还捎带改换门庭:婴宁身世中“狐生鬼育”的部分,难以恕于悠悠众口。

故此可知吴生复访西南山中时,蒲松龄“吴忆葬处,仿佛不远;然坟垅湮没,莫可辨识”的叙事用意:点明秦氏的坟茔就在西南山中是提醒读者,王子服当时所见“北向一家,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的庐舍,实际是秦氏运用神通变出的幻景。婴宁被王子服“携归”的目的达到后,庐舍即无存在之必要,事后吴生不复寻见乃理之必然。由此也可豁然开朗于王子服拜访时的种种便利,秦氏对王子服百般体贴、言行皆中其怀的原因,乃在于“求美”与“托女”之目标一致耳。故而,小说的显性线索是王子服“得美”的经过,隐性线索则是婴宁从“鬼蜮”到“人世”的入世历程。这条隐性线索安排高明,使得小说结构呈现出复调之美:虽各自独立但又协调统一。另外,小说内容过半时虽然“显”“隐”已经会合,但因隐性线索已经确立了小说的叙事逻辑,所以它的效用在后半部分仍在发挥。

婴宁从“鬼蜮”进入“人世”的故事逻辑是蒲松龄精心设计且巧妙遮蔽的,他不仅让幕后推手秦氏深藏不露,更让当事人婴宁也处于被保护、特无辜的境地,因而为婴宁形象刻画留下了巨大空间。读小说者不妨细忖:将婴宁送入人世难道只是鬼母秦氏一厢情愿的安排吗?婴宁可能全然不知吗?当然不是。爱女甚深的秦氏不可能不考虑婴宁的意愿;况且,缺少婴宁的配合,计划亦不可能顺利实施。

蒲松龄在婴宁的刻画中以“爱花”“爱笑”立其形象,论者已多有阐发。如在“爱花”的讨论中,唐雪凝先生从时间线索、情节线索、神异色彩三个角度分析花之刻绘的精彩,所言甚是(《〈婴宁〉中的花》,《蒲松龄研究》2009年第1期)。尚可补充者,“花”意象在文中亦含隐喻色彩。婴宁初见王子服时“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梅花固为初春佳物,但因“梅”与“媒”谐音,由婴宁“自执”,乃有“自媒”之意。见生注目,婴宁乃“遗花地上,笑语自去”,惹得王子服“拾花怅然,神魂丧失”,则是非常明显的招惹。山中重逢,王子服第一眼所见乃“一女郎由东而西,执杏花一朵,俯首自簪”,女郎即婴宁,所执为杏花。“杏”与“幸”同音,隐喻此乃婴宁之幸运,二人亲事将谐。将“梅”与“杏”相连来看,蒲松龄此处亦为用典。据明人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所录,有老翁问解缙:“何缘得佳偶?”解缙答:“有幸遇良媒。”老翁赞其机智,于是联姻。至清初张贵胜《遣愁集》,又略有不同:“明程敏政号敦篁,以神童至京。大学士李贤妻以女。因留款,指席间果曰:‘因何(荷)而得偶(藕)?’程即应云:‘有幸(杏)不须媒(梅)。’李大称赏。”从明至清流播不断,足见这一典故为大众所喜之甚。蒲松龄信手拈来的同时更翻出新意。毕竟前人只用来形容男性,特别是才子在婚配时的自信,从未有人将它用在女子身上。作者亦借以暗示:《婴宁》篇中婚恋上的真正主动者与幸运儿,乃婴宁也,而非王子服也。

婴宁“爱笑”让读者印象深刻,蒲松龄着重刻画了三个场景:山中正式见面、后花园巧遇、携返王家,它们共同渲染了婴宁嬉不知愁、娇憨活泼、殊少拘束的表面形象。此为王子服所见之形象,亦是鬼母“呆痴如婴儿”评价之印证。但仅从婴宁能够隐忍身世之谜,直到完全信任王子服后才和盘托出这一点来看,婴宁的真实个性绝非如此。而从故事情节的角度,前言三个场合,婴宁的“笑”都起到了实际功效——进一步吸引王子服、扫除旁人的戒心与疑虑,遮掩身世调查中的尴尬、能够在王家立足等等。尤其是王子服携婴宁返家,王母、吴生、婴宁三人对质,此时最能弄清事件原委,可是,“母入室,女犹浓笑不顾。母促令出,始极力忍笑,又面壁移时,方出。才一展拜,翻然遽入,放声大笑”,致使吴生无法正常盘问,使得身世调查彻底告吹。在以上描绘中,婴宁以娇憨善笑而成了无辜者,王家母亲则被逼至不能动怒的无奈境地:对这样的“天真派”穷追猛打,儿子眼中的慈母形象岂不轰然倒塌?可事实是,这难道不是一种确确实实的利用吗?利用王母的“投鼠忌器”与“不忍之心”,婴宁既掩盖了身世真相,同时又顺利被王家接纳、成为王门之媳。

故此,婴宁的“笑”具有很强的目的性,说它是狐女婴宁借以进入人世的工具,亦不为过。当然,作者此处的描写并无贬义,毕竟除了王子服的一往情深之外,婴宁没有更多的依仗与凭藉。选择世人普遍接受的“笑”作为突破人心壁垒的“工具”,是明智的,更是无害的。尚可举出作者的另一逗漏之笔。“西邻子事件”后,看似因为婆母的一番教训而使婴宁“竟不复笑”,实则是因为“笑”的工具效用已经实现:在夫家立稳了脚跟,从此不笑也无大碍。作者唯恐不尽意,下文“虽故逗之,亦终不笑,然竟日未尝有戚容”,则是明示:只有当“笑”不是不可控的天性,它被外力扼杀时才不会介怀、悲戚。

蒲松龄对婴宁真正戚容的描绘,是对人物复杂个性的进一步开拓。因迁坟之事“对生零涕”,见母尸后更是“抚哭哀痛”,这时的婴宁哪有憨傻之相?完全是一位情感深沉、心思细腻的孝女!让故去的父母合葬,婴宁履行了人子的应尽之责,这既是对鬼母养育之恩的回报,同时也是对鬼母送其入世的最好感激。

至此,异史氏所谓“我婴宁殆隐于笑者”可解矣:婴宁的笑,确如但明伦所评是“装呆”而非真傻。笑不过是其韬隐策略,是其进入人世的工具与凭藉,真实的婴宁是隐藏于笑容背后的:她情感细腻丰富,行事有心机有权谋,对犯其意者毫不留情——让见色起意的西邻子一命呜呼可为证据。因此,在“入世”与“报恩”的逻辑推动下,婴宁由“狐女”到“人妻”再到“孝女”,不仅实现了“身份置换”的不露痕迹,更有“形象转变”的顺理成章。由此来看婴宁形象,那些认为她是天真无邪化身的说法,如“近乎童稚无知”(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之论,大有推敲之必要。

婴宁由“爱笑”到“矢不复笑”再到“哽咽哀泣”的情绪变化,是《婴宁》主旨研究中“批判了封建礼法对妇女健康天性的压抑与窒息”(徐中玉、金启华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说的重要证据。但就本文事实来看,婴宁的笑啼皆与秘密相连,并非全然出于天性,以此来清算礼教之贻害,乃明显的聚焦失准,故而立论中捉襟见肘、难以周全之窘并不鲜见。如怎样理解婴宁不笑以后的“竟日未尝有戚容”?再如婴宁的哽咽悲泣是为鬼母迁坟,怎么就算到“礼法戕害”头上了呢?其实,从《婴宁》篇中的隐性线索入手,可以在小说主旨解读上有更合理的逻辑寻绎。

先看小说命名。“婴宁”二字究竟是何出处、是何意思,学界讨论甚多。如张泓《婴宁名字来历研究综述》(《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5期)一文所述,即有《韩非子》《庄子》、李贽“童心说”三种源头。本文同意小说命名与《庄子》有关,但在词意理解上尚有不同看法。《莊子·大宗师》有言:

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郭庆藩撰《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版)

这段话的言说背景是女偊向南伯子葵释“道”:道是什么,道可不可学。在女偊的观点中,“道”不可习,但进阶之路可述,“道”在万物中将、迎、毁、成无所不包的状态更是应明。“撄宁”是“道”之名,“撄”之意,《辞源》解释为“扰乱”;“撄宁”之释,唐人成玄英“道无动静”说历来被采最多,但亦非不刊之论。如钱穆先生注释《庄子》时即不取上说,而引明人陆长庚“撄宁,言世棼扰扰之中而成大定”之论,且又以近人杨文会“撄者,烦扰也,宁者,沉静也。两门相反,适以相成,所谓‘八万尘劳,即解脱相’也”之说相呼应(钱穆《庄子纂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足见“撄宁”乃从“乱”到“定”之意,亦是较多学者的看法。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抓住了“撄”才是庄子“撄宁论”的重点,是更符合《庄子》上下文原意的。

则“撄宁”一词隐含了老庄哲学中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至少可备一说。联系到《婴宁》篇的文本内容,认为“蒲松龄创造与‘撄宁’谐音的形象,本意大约想宣扬‘撄宁’式得失不动于心的精神状态”(马瑞芳《神鬼狐妖的世界:聊斋人物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的观点,应该受到挑战与质疑。因为蒲松龄笔下的婴宁形象,体现的不是“道无动静”,而是“动静成道”。

对应于“撄宁”一词的辩证内涵,《婴宁》篇的主题丰厚而不单一。蒲松龄笔下的婴宁,表面上明媚洒脱、烂漫天真,但实际上身世悲苦、心酸暗藏。前者是小说浅表叙事中有所掩饰的婴宁,后者是隐性线索下更为真实的婴宁。通过显隐两条线索的共同构架,婴宁形象塑造得层次丰富、个性饱满。她由鬼蜮而至人世的种种慧黠,如自媒自荐,嬉笑无度,隐瞒不告,色诱而惩等等,以妇德规范而论都可指瑕,是对男权社会下女德规范的突破与挑战。但是,作者对婴宁恰恰是全然的肯定。在歌颂女性心机与韬晦的同时,更真诚地赞扬她们主宰自我命运的美好。这一主旨倾向,在小说结尾的“异史氏曰”中有集中体现:

观其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者;而墙下恶作剧,其黠孰甚焉。至凄恋鬼母,反笑为哭,我婴宁何尝憨耶。窃闻山中有草,名“笑矣乎”。嗅之,则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种,则合欢、忘忧,并无颜色矣。若解语花,正嫌其作态耳。

上文之前半所论乃婴宁之不憨,前文已经作出阐述,此处不再赘言;后半以“笑矣乎”草与解语花比喻婴宁,则尚需作进一步阐明。首先“笑矣乎”实为一种菌类,宋人陶穀在《清异录》中记载:“菌蕈有一种,食之令人得干笑疾,士人戏呼为‘笑矣乎’。”此处有两点应予留意:一是干笑不止实为食物中毒的现象,二是得名源于文人的玩笑——之所以称作“笑矣乎”而非其他,从“士人”这一角度推测,当与李白《笑歌行》中“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见曲如钩,古人知尔封公侯”的歌哭怨愤有关。至蒲松龄笔下,“笑矣乎”有三点改变:一是从菌类变成了草类,二是通过呼吸进入人体,三是无害而有益。这是作者信笔由缰的改写吗?恐未尽然。蒲氏将“笑矣乎”改造成一株草、一株可以赏玩的小草,不仅体现出对其“害”的淡化,更反映出对其“益”的强化,或许正隐含了对李白笔下“笑矣乎”曾代表了激烈的愤世精神的某种肯定。如嵇康《养生论》所说:“合欢蠲忿,萱草忘忧”,则“合欢”与“忘忧”因太过平和,已经难入蒲松龄之法眼,所以他更抬举“笑草”之桀骜。“解语花”之典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有载:“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帝与贵戚宴赏焉。左右皆叹羡,久之,帝指贵妃示于左右曰:‘争如我解语花?’”所指乃李隆基、杨玉环事。但篇中蒲氏持否定意见,认为像杨玉环那样为博帝恩而矫揉造作、不付情者,并不可取。

作者用“笑矣乎”与“解语花”两典对举,也是提醒读者:此篇非平常文字,乃隐含寄寓深意。“深意”是通过典故的文化层累传达的,复为隐性表达。它们一正一反,关合出作者对婴宁的态度:既肯定她不受命运拨弄、不肯逆来顺受的倔强与反抗,同时又赞扬她与王子服真心相爱、最终坦诚相待的美好。在蒲松龄的笔下,女性的心机与韬晦不仅不可怕,而且还很可爱。但欣赏的同时作者似乎也有隐忧,毕竟这种女性观的反叛性太强,难以大张旗鼓地宣扬,而用曲笔、用隐性线索来勾勒婴宁性格中深沉而复杂的一面,则是更为合适的处理方式。从这一角度而言,作者的“黠”亦是无奈。但这一无奈,却逼迫他在小说构架、人物塑造上作更新的尝试,创造出全新的经典。

作为经典的《婴宁》,艺术魅力除表现为内涵开掘的巨大可能性外,还反映在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上。《红楼梦》小说中,人物刻画上不难看出曹雪芹的承继之意,如王熙凤之“笑”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仅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中,她的八个笑,就个个耐人寻味,次次富含深意。又如她对觊觎之徒贾瑞的惩治手段,与婴宁对待西邻子之方式,亦存共通之处:都是心狠手辣、毫不留情。结构方式上,《红楼梦》亦善用显隐交替。如对江南甄家的刻绘,基本处于隐性状态,只在小说的第二、十六、五十六、七十一、七十五等几处简笔勾勒,以其荣枯盛衰之变,暗示贾府家族命运颓败的不可挽回。因为长篇小说的跨度大、线索多,《红楼梦》在隐线处理时,较之《婴宁》明显一些,但其创作方式,却颇多一脉相承之处。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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