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人物简历简介,郑振铎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郑振铎是我国“五四”时期涌现的著名作家、文学编辑和文学史家。从二十年代开始，他就活跃于中国文坛，为建立和发展我国的新文学而奔走呼号、积极战斗。他是我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他长期主编过《小说月报》、《文学旬刊》(后改为《文学周报》 )、《文学》月刊、《文艺复兴》等重要文学刊物;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写作，写下了为数极其可观的、颇具特色的诗歌、小说和散文，外国名著和文学理论的翻译介绍与评论文字，以及古典文学的研究论著。据初步统计，仅建国前和建国后结集出版的各种作品集和专著，就有二十多种。对于这样一位在国内外都具有很大影响的老作家，探索其创作道路并作出恰当评价，无疑是必要的。
一、在“五四”社会改革的热潮里
郑振铎，笔名西谛、CT、振铎、文基、郭源新等，原籍福建省长乐县，1898年底，诞生在浙江永嘉县(今温州市)这个气候宜人、物产富饶的浙东沿海城市，并在那里度过了少年时代。在他童年，由于祖父在永嘉县做小官有不薄的官俸和额外收入，郑振铎一家虽无恒产，生活过得还算不错。然而好景不长，祖父和父亲因病相继去世，全家生活顿时陷入了逆境。除了依靠在北京外交部当差的叔父寄些钱回来维持生活以外，郑振铎的母亲有时不得不做些女红之类来增加点收入，贴补家用。但对于郑振铎来说还算是幸运的：在叔父的支持下，家里想方设法让他读完高等小学(在此之前也念过几年私塾)，接着又考进了温州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上学，并于1916年夏中学毕业。在这段时间里，因为接触到和受到中国古典诗词和古代笔记小说《聊斋志异》等的影响，郑振铎也兴致勃勃地尝试过赋咏物小词，写笔记小说，只是未敢将它们出示给友朋。不过这也说明，喜爱文学的新苗，已在他年轻的心田开始萌生。
1917年夏秋之交，十九岁的郑振铎意外地获得了升学深造的机会：他考上了交通部主办的、可享受官费待遇的北京铁路管理专科学校。这是他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郑振铎束装就道，告别东南沿海的永嘉县城，来到燕山脚下的古都北京，寄居在东城他叔父的寓所，过着刻苦而勤奋的学生生活。课余，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政治书刊，也常到东城北京青年会的图书室借阅有关社会学的书籍和十九世纪以来的俄国文学名著。渐渐地，郑振铎同正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的瞿秋白、耿济之，以及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瞿世英(菊农)、许地山等，结成了莫逆之交。他们或在青年会，或借耿济之的家，朝夕聚首，切磋学术，探讨文艺，议论时事，达到无话不谈的地步。其中，耿济之厚重朴实的性格和发奋学习的精神，许地山丰富的社会阅历和风趣横生的谈吐，曾给郑振铎以很深印象;而瞿秋白的少年老成、学识渊博和才思敏捷，尤其使郑振铎钦佩和折服。正是由于这段时间里受到瞿秋白、耿济之阅读、译介俄国文学的薰陶，加上自己对部分俄国名著的涉猎，使郑振铎对于以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为代表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为“五四”以后走上文学道路的一个重要诱因。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北京学生运动迅猛高涨，大中学校学生纷纷举行集会、游行。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和瞿世英，各以本校学生代表的资格，参加北京学生联合会，投入这场反帝爱国的火热斗争。郑振铎虽然没有机会象瞿秋白那样带领本校同学参加市里的游行示威，但也冒着被军阀政府走狗追踪、捕捉的危险，积极从事声援被捕同学、参加秘密集会和向群众宣传等活动。他还利用放暑假的机会回到温州从事新文化活动，支持并参加了当地进步文化界创立的“永嘉新学会”。在此期间，郑振铎还参加过由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主持的秘密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小组活动，沙滩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处，曾留下过他的足迹。在当时各种社会思潮和学说纷然杂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观点力争扩大影响的情况下，郑振铎与瞿秋白等人，常就“社会主义”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虽然囿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对社会主义的了解，犹如隔窗看晓雾那样，还不能有一个深入、正确的观点，但郑振铎的思想深处，还是对它产生了朦胧的信仰，并且思考着中国社会改革的道路。
同年11月，应北京青年会的邀请，由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和许地山共同编辑的一个“专供青年阅读”的综合性刊物《新社会》 (初为旬刊，后改周刊，共出版了19期)
①正式出版。这是“五四”初期郑振铎从事社会改革宣传的一项重要活动。《新社会》的创办宗旨，诚如郑振铎在《发刊词》中写到的和杂志所标示的，是要探讨中国社会改造的方向、“目的”和“手段”，因此，它以讨论社会问题，批评社会缺点，介绍社会学说，提倡社会服务为重点。作为《新社会》的主要编辑者和撰稿人，郑振铎出力甚多。在不满一年的时间里，他撰写和翻译的各式长短文章，包括政治性论文、社会调查、随感录、诗歌、书报介绍等等，总数在三十篇以上，超过旁人而居首位。从这些文字的内容看，虽然夹杂着某些片面的、甚至唯心主义的观念，总的还是旗帜鲜明地揭露和抨击了旧社会，鼓吹建立一个民主、科学的新社会。
综观郑振铎在《新社会》中表达的社会改造思想，下列几方面是值得重视的：
1.指出中国的现社会已黑暗到了极点，“处处都是不平等，处处都是不自由，处处都是罪恶”，必须彻底改造、而代之以一个“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发刊词》、《社会服务》 )
2.认为社会改造和社会服务的急要之着，是眼睛向下，“到田间和工厂里去”，向劳动阶级进行启蒙教育，“灌输新思想”，因为“我们的希望在将来，在农工的身上”。为此须要注重社会调查，弄清“社会的受病在什么地方，一般平民所最缺乏，最需要的是什么”(《社会服务》、《怎样服务社会》、《学生的根本上的运动》)。
3.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没落，举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为例，肯定由信奉马克思的国家主义的劳农阶级进行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社会改造的第一步”(《现代的社会改造运动》)。
在他后期写的《什么是劳动问题?》《中国劳动问题杂谈》等文章中，指出欲谋劳动问题的解决，有待“雇佣制度的推翻”;驳斥了所谓中国工业不发达，怀疑有劳动问题存在的荒谬观点;呼吁工人们团结起来，“组织工会，互相联络，做欧洲式的大规模罢工”，以求实现人的生活。
应当说，郑振铎的上述观点，是比较进步和难能可贵的，它与当时某些著名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在《新青年》等刊物宣传的观点相一致。其中有些思想，例如《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 (载第3号)所表达的，就直接来源于同《新青年》负责人陈独秀一次谈话的启发。由于郑振铎、瞿秋白等人对“社会改革”的热烈宣传，《新社会》在全国的影响不断扩大，遭致了北洋军阀政府的忌恨。1920年5月，京师警察厅悍然加以查禁，罪名是“主张反对政府”。《新社会》的编者没有屈服。郑振铎、瞿秋白等决定立即出版《人道》月刊。可惜也只出一期便因经费困难而停刊。郑振铎曾为该刊写了《人道主义》的文章，虽也着眼于社会改造之探索，却不正确地把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归于人道主义思想体系，要求社会问题唯心解决的倾向更明显一些。
郑振铎在“五四”初期以非凡的政治热情鼓吹改革中国社会的时间虽然不长，而且表现出思想上的某种矛盾和迷惘，但对于他后来政治和文艺思想的影响，却是很重要的。
二、执着地推荐、绍介俄国文学、为新文学占领文坛立一基础
一时代的文学的革新和发展，往往同社会的面临某种转折、发生急遽变化的形势密切相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西方文化思想的相继输入中国，以及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迫使当时的中国先进分子严肃思考着拯救国家的问题，也推动着一批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文化人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就是著名的代表。其时已接触了新思想新文化，拥护“文学革命”的郑振铎，也在努力探索怎样建设新文学的问题。他十分强调，中国新文学的创造，不能依靠“古典式的，陈陈相因的，大部分为非人的中国文学书”(振铎《文艺丛谈》)，而必须借鉴世界进步文学，尤其是借鉴以“真实”、“平民的”、“人的”文学著称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他不仅这样讲，也这样做，满腔热情地投入了推荐、翻译、介绍俄国文学的活动。
据不完全的数字，1920年到1923年间，郑振铎所推荐、翻译的以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里、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为代表的俄国著名作家的作品、论文及为此撰写的“序文”、论著，共有二十多篇(部)。他写于1920年的两篇论文： 《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俄罗斯文学底特质及其略史》，除了某些宣传抽象的“人道的福音”、“爱的福音”的成分，主要是对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人生，写出了平民生活的俄罗斯文学的热情赞扬，而对“非人”的中国旧文学提出尖锐批评。郑振铎明确表示，介绍俄国文学的目的，一是为创造新文学打基础，二是“药我们的病体”。
由郑振铎、耿济之等共同翻译的《俄国戏曲集》十种(共学社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于1921年出版)，是鲁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这篇著名文章中专门提到的、“五四”时期在读者中颇具影响的“大部”书。其中，郑振铎译有契訶夫的《海鸥》和史拉美克的《六月》两种，并写有果戈里等五位作家介绍及“俄国名剧一览”。1922年7月，郑振铎翻译了俄国作家路卜洵的长篇小说《灰色马》 (《小说月报》第13卷7号起连载，1924年出版单行本)。这是一部生动地描写以实行“恐怖主义”作为革命手段和目的的俄国民粹派反对沙皇政权的作品，发表后引起读者的注目。沈雁冰、俞平伯、瞿秋白先后为中译本写了“序言”、“跋”和评论文章，对作品的时代背景，俄国的社会革命及民粹派之主张，人物性格及其思想倾向，作了较深入的分析。
1923年春夏，郑振铎编著的《俄国文学史略》在《小说月报》连载(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这是我国早期较系统地介绍俄国文学发展概况及主要作家作品的一部专著。全书共十四章，最后一章《劳农俄国的新作家》，是专门请去过苏联、熟悉情况的瞿秋白执笔的。而在《绪言》中，郑振铎再次对俄国文学作了高度评价：“全部的繁盛的历史至今仅有一世纪，而其光芒却在天空炫耀着，几欲掩蔽一切同时代的文学之星，而使之黯然无光”;“在最近的中国，她的作品之引人注意，也比任何国家的文学更甚些”。
俄国文学所以如此受到我国进步作家和读者的重视，不是偶然的。根本的原因，是十月革命引起的连锁反应和造成的冲击波。对此，瞿秋白有一段精当的论述：“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化，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
瞿秋白这儿说的人们在探索开辟生活的“新道路”，实际上也就是走俄国人的革命道路。自然，郑振铎当时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清晰认识，不过他对中俄两国革命前的社会政治状况存在着某种相似点，以及文艺应积极反映现实生活等问题，则观点十分明确。例如，他替耿济之译的托尔斯泰《艺术论》
①所写的“序言”中就说过：“中国现在正同以前的俄国一样，正在改革的湍急的潮流中”;因而，对艺术决不应高谈“唯美论”，而应“把艺术当做一种要求解放，征服暴力，创造爱的世界的工具”。从这一思想出发，郑振铎不仅对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进步文学积极绍介，备加推崇，而且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新文艺政策及其发展趋势，表示赞同和关心。
例子之一，是1920年9月郑振铎为翻译高尔基《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一文发表所写的“前记”
①，对于高尔基宣布苏维埃政权将要刊行“世界文学名著”一千五百种的宏伟设想，由衷地表示钦佩，认为：“这是最伟大的出版宣言，使我们与俄国的文学关系，更增亲切”;“由此，可以更了解布尔塞维克，知道他们不是‘文化的破坏者’，乃是‘文化的拥护者，创造者’。——无论那一个国家没有比他更具有拥护的热忱，与创造的力量的。”
例子之二，是郑振铎与耿济之合译的《赤色的诗歌》 (一名“第三国际党的颂歌”)，在1921年《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发表时，郑振铎特地写了一个“附注”，热情赞颂无产阶级政权下产生的这些红色诗歌“与旧的诗歌完全不同”，“充满着极雄迈、极充实的革命的精神，声势浩荡，如大锣大鼓之鎚击，声满天地，而深中乎人人的心中。虽然也许不如彼细管哀弦之凄美，然而浩气贯乎中，其精采自有不可掩者，真可称为赤化的革命的声音。不惟可以藉此见苏维埃的革命的精神，并且也可以窥见赤色文学的一斑。”
这种要求文学与时代的发展同步调，与社会的改革相适应，与人民的感情、愿望更一致的观点，这种强调学习和借鉴俄国(甚至苏联)文学，以创造我国新文学的思想，集中体现在郑振铎、沈雁冰于二十年代提出并且坚持的“为人生的艺术”、“血和泪的文学”的主张里。
三、“为艺术而艺术”的批判者，“为人生的艺术”、“血与泪的文学”的提倡者
随着《新社会》周刊和《人道》月刊的被迫停刊，以及五四运动转入低潮，郑振铎的主要兴趣和注意力也转到文学方面来。为了推动新文学创作，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与理论知识，提倡科学地整理中国旧文学，郑振铎同在北京的几位爱好文艺的朋友如瞿秋白、蒋百里、耿济之、许地山等商量，决定做两件事：出版一个文学刊物，成立一个文学团体。因为经费不易筹集，自办刊物一时不能实现，他们想借助上海商务印书馆之力来进行。适值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菊生与编译所主任高梦旦来京征求改革意见和访聘新人，郑振铎便与耿济之登门拜访。结果，商务当局虽未允另办新杂志，却同意将原来主要登载“鸳鸯蝴蝶派”作品的《小说月报》加以全面革新，并聘请沈雁冰任主编。改革后的《小说月报》 (第12卷第1号起)得到文学研究会成员的全力支持，许多稿件由他们撰译和推荐，郑振铎还担负了在北京集稿寄沪的事宜。不过它并非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仍属商务印书馆所办。
至于建立文学团体问题，经过郑振铎等的热心奔走联络，1920年11—12月间召开了几次“文学研究会”的筹备会，推定郑振铎起草“会章”，周作人起草“宣言”，并举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共十二人为发起人。1921年1月4日，我国第一个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宣告成立。郑振铎当选为书记干事，“文学研究会”的会址，即设在郑的住所：东城西石槽六号。文学研究会虽然是个松散的文学团体，也没有一个响亮有力的“纲领”，但由于多数会员创作中表现了“为人生”的倾向，而且涌现了诸如沈雁冰、叶圣陶、冰心、许地山、王统照等一批著名作家，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有着广泛的影响。而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按照叶圣陶的说法，主要是郑振铎的功绩，没有这位核心人物，未必能结合成这个团体。《〈郑振铎选集〉序》这话是有道理的。
1921年春天，郑振铎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分配到上海火车站下属的南站当见习生。他对这项工作没有什么兴趣，没有多久，就应邀担任了《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编辑。紧接着，由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旬刊》，作为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也在这年5月10日创刊(后改名《文学周报》，出刊到四百余期方停刊)。同年秋天，经沈雁冰介绍，郑振铎也进了商务印书馆负责编辑“文学研究会丛书”，同时筹备出版中国第一个专供儿童阅读的《儿童世界》周刊。
1923年1月，《小说月报》从第14卷开始，由郑振铎接替沈雁冰任主编。从那时起，直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小说月报》宣告停刊为止，郑振铎主持这个大型文艺刊物有八年之久(其间除1927年5月到1928年10月因去欧洲考察和研究文艺，由叶圣陶代理主编)。《小说月报》由于郑振铎保持了沈雁冰开创的革新方针，注意团结、吸收一批成名的和新进的作家在自己周围，不断发表质量较高的有影响的作品和论文，内容扎实，文情并茂，所以它一直拥有着广泛的读者群。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郑振铎和沈雁冰在创立我国早期新文学现实主义理论问题上，令人注目地提出了“为人生的艺术”、“血与泪的文学”的主张。虽然这主张还缺乏明确的阶级观点，但在当时反对“高兴时当作游戏、失意时当作消遣”的文学观中，却发挥了很大的战斗作用。十多年后，郑振铎曾回顾了这段历史，谈到当时“他们提倡血与泪的文学，主张文人们必须和时代的呼号相应答，必须敏感着苦难的社会而为之写作”。同时，也谈到《小说月报》和《文学周报》“这两个刊物，都是鼓吹着为人生的艺术，标示着写实主义的文学的;他们反抗无病呻吟的旧文学;反抗以文学为游戏的鸳鸯蝴蝶派的‘海派’文人们。他们是比《新青年》派更进一步的揭起了写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旗帜的。他们不仅推翻传统的恶习，也力拯青年们于流俗的陷溺与沉迷之中，而使之走上纯正的文学大道”。(《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应当说，这些看法大体上符合“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要发展新文学，提倡“为人生的艺术”，首先要反对当时文坛上喧闹一时的“鸳鸯蝴蝶派文学”。郑振铎于1921年间在《文学旬刊》上发表的许多文学短论和批评，如《思想的反流》、《新旧文学的调和》、《新旧文学果可调和么?》、《血和泪的文学》、《消闲?!》、《中国文人(? )对于文学的根本误解》等，对打出“为艺术而艺术”旗号，公开宣扬以“消闲”、“趣味”、“游戏”为宗旨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开展严肃而猛烈的批评。他义愤填膺地指责那些专以颓废的情调、陈腐的内容和游戏的笔法作“鸳鸯蝴蝶式的情诗情文”来贻害青年的洋场才子和旧文人是“文丐”。他强调：“在此到处是榛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影的世界上”，“我们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不是‘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冷血的产品”(《血和泪的文学》)。除此以外，郑振铎还针对文坛上的复古主义倾向，以及黑幕小说(谴责小说)、武侠小说的流行、泛滥的不良倾向，写了《论武侠小说》、《谴责小说》、《文艺丛谈》等评论进行批评。在他看来，这不光是替新文学的发展廓清道路所必需，也是直接“关系我们民族的运命”，“关系无量数第二代青年们的思想的轨辙”的问题。
1923年7月，郑振铎在《文学旬刊》的“改革宣言”中，进一步谈到了文艺上“认清敌友”的问题。他说：“以文艺为消遣品，以卑劣的思想与游戏的态度来侮辱文艺，熏染青年的头脑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的把他们扫出文艺界之外;抱传统的文艺观，想闭塞我们文艺界前进之路的，或想往后退走去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与他们奋斗。至于其他和我们在同路上走的人，即使他们的主张与态度和我们不同，我们还是认他们为‘友’的。”只要真正理解，在二十年代前期，提倡与坚持现实主义的“为人生的艺术”主张，对于我国新文学的顺利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那么，我们对于郑振铎、沈雁冰在文学理论战线的奋斗，在众多的论敌面前发扬着“扎硬寨，打死战，不退让，不妥协”的精神，也就丝毫不感到奇怪了。
郑振铎对“为人生的艺术”、“血与泪的文学”的提倡，总的说是有着明确而积极的目的：主张同对社会的改造密切联系。例如他认为，新文艺应当担负一部分“制造光明”、“改造社会”的责任;它所反映的社会与人生，应“融化有作者的最高理想在中间”(《光明运动的开始》、《文艺丛谈》)。甚至认为：“把现在中国青年的革命之火燃着，正是现在的中国文学家最重要最伟大的责任。”(《文学与革命》)但是，也不必讳言，由于世界观的限制和思想上受到西方文艺理论的某些影响，郑振铎当时对文艺反映人生的理解，也确有片面的、甚至脱离阶级观点从抽象人性看问题的地方。如他在《新文学观的建设》一文中，批判“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以及“只是供人娱乐的”文学观，强调文艺必须以真挚的感情来打动读者的心，这是正确必要的。但他同时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否认文学有任何目的性和任何的宣传教育作用，而认为文学“是人生的反映，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它的使命，它的伟大的价值，就在于通人类的感情之邮。……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也无所为而读。”
①这就显然不正确了。不过，类似这样的观点，只是一时存在，后来也很少看到。郑振铎的“为人生”的文学观，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而不断发展着。三十年代初期，他响亮地喊出了：“伟大的作家们永远是和伟大的时代相合奏的。最伟大的作品也总是为最广大的群众而写的。”他明确地表示：“力的文学，争斗的文学，为群众而写的文学，刺激的，呼号的，热烈的文学，这——：乃是我们所需要的!”(《痀偻集·我们所需要的文学》)
四、前期诗歌、小说、散文创作的丰收
“五四”时期作家中，不乏能够熟练地运用多种文艺样式从事创作，驰骋于文坛上的作家，郑振铎也属于这样的一位。从二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初，正是他在诗歌、小说和散文创作方面获得丰收的一段时间。下面，我们打算分三个方面作一简要的介绍分析。
郑振铎新诗写作第一次成功的尝试，应举出发表于1919年11月的《我是少年》。在这首被叶圣陶所推崇，认为代表“当时年轻一代人觉醒的呼声”，也标志着郑振铎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一生(《郑振铎选集·序》 )的短诗里，以火样的热情，迸发出了这样铿锵有力的诗句：
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有如炬的眼，/我有思想如泉。/我有牺牲的精神，/我有自由不可捐。/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我起!我起!/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权。……
诗作充分表达了“五四”青年渴望自由，反对苟安，决心战胜排空浊浪与肆虐狂飚，向光明前进的意志和气概。今日读来，仍然有很大的感染力。
1922年出版的新诗集《雪朝》 (为朱自清、周作人、叶绍钧、郑振铎等八人的合集)，收有郑振铎三十多首新诗。在这些诗歌以及另外的一些诗作中，同样比较明显地反映了五四爱国青年的朦胧觉醒的心声，他们在追求进步、光明的同时，也流露出一些迷惘和消沉的情绪。比如，一方面是对于人力车夫、工人等劳动者非人生活的深厚同情(《祈祷》、《脆弱之心》、《感觉》)，对于压迫者、权势者的蔑视与反抗(《有卫兵的车》、《侮辱》、《死者》)，对于“生命之火燃了”，要用革命呼声冲破沉寂空气的青年朋友的勉励(《生命之火燃了!》)对于好友瞿秋白等去苏联过“新世界的生活”的羡慕(《追寄秋白、颂华、仲武》)。另一方面，在榛荆满路、黑暗㳽漫的现实生活面前，又流露了某种迷惘、消沉和悲观的情绪。如《祈祷》写到诗人看见工农受苦而“不能说什么，只能合掌地祈祷”; 《自由》认为在人世间根本没法找到自由，只有在“死之宫”才能找到; 《忘了》一篇宣传不管是乞丐、工人，还是将军、富商，在死神面前一律平等，被带走后“什么都忘了”;小诗《鼓声》只有短短四句：“‘人生’带着一面鼓，/一边走着，一边打着。/在凄凉的鼓声中，/他一步步地向墓场走去。”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的消极观点，情调显得低沉。当然，这毕竟是少数。它出之于当时尚未获得先进世界观的郑振铎的诗歌中，也不难理解。随着时局的发展，他的诗歌创作倾向不断趋于进步。1922年初，湖南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领导工人罢工，被军阀赵恒惕惨杀于长沙城外，引起全国震动。郑振铎事后写了一首诗《死者》，以悲愤的心情控诉刽子手罪行，号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为“亲爱的兄弟”报仇。诗作表明，在血的事实面前，郑振铎开始摒弃他原先乐于宣传的人道主义观点。
1925年，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南京路制造了“五卅”事件，屠杀为顾正红事件举行游行的上海青年学生，全国掀起反帝国主义的怒潮。郑振铎积极投入这一斗争。他与胡愈之、叶圣陶等人，愤于上海报纸对大屠杀不肯据实报道和说公道话，发起创办《公理日报》，揭露与抨击了英、日帝国主义暴行，深受上海各界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与此同时，郑振铎还将《小说月报》第十六卷七号，编成一个抗议“五卅”事件的“专号”，刊登了朱自清、叶圣陶、燕志㑺、焦菊隐等的诗歌、散文。其中郑振铎一人就捷笔写了六篇：卷头语、诗四首(《为中国》、《墙角的伤痕》、《我们的中国》和《泥泽》)、散文一篇(《街血洗去后》)。其中《墙角的伤痕》
①一首，尤其满含着作者的愤激和反抗意识：
这些墙角的创痕——仅留在这大屠场上的创痕呀!它们使我回忆起那一日，那永远不忘记的大屠杀的一日。/我摩抚着它们，凝视着它们，/似乎一个个创孔，都在汨汨的流着红血。/掩溢了“无耻”与“懦怯”罢，/冲扫了“暴力”与“蔑视”罢，/这血，这无辜者的红血!/仿佛，这些创孔，又涨大了，涨大了，/每个创孔中似都现出一个无辜者的痛楚的脸。/他们的口在伸诉些什么?/他们的眼在凝望着什么?/后死者呀，后死者呀，/你们将何以慰他们?/将何以使他们安心的瞑目?
左联作家阿英谈到这时期的作品时认为，郑振铎、叶绍钧反映“五卅”事件的诗歌与散文，标志着创作倾向一个转变：“约略的说，是从反封建的重心移到反帝国主义的重心，从激昂的反抗到相对的肉搏，从对现状的不满到愤怒的抨击，从个人主义的观点到反个人主义的立场。”(《现代十六家小品“序”》)确实，这种从反封建的重心到反帝国主义的重心的转移，成为郑振铎以后诗歌创作主题和内容的一个显著变化。这在他出版于芦沟桥战争爆发不久的诗集《战号》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全集二十多首诗中，除第一辑几首作于1925年，属于“五卅”时期的歌，其余均写于“一·二八”战役及芦沟桥战争之后，主题也只有一个——抗日。作者以满腔的热情，歌颂了在淞沪战争中牺牲的抗日烈士，他们迎着敌人炮火呼啸前进，伤痕永不在背上;歌颂了坚守岗位，“天神似的立在吴淞口断垣危壁之下”的哨兵;歌颂了珍惜“武士的人格与光荣”，以自杀抗议国民党屈辱的退让政策的丰台士兵;也歌颂了步兵、马队、机关枪手、飞机师共赴国难、英勇杀敌的精神。《祈战死》一首，感人地抒写了他们誓死报国的悲壮气概。而在《回击》中，更其明确地表达了诗人的抗战意志：
苟安的和平是一条死路，/忍辱的退让是一种罪恶。/以铁来回答铁的呼啸，/以血来回答血的渴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抗战才是一条活路，……
值得注意的是，郑振铎在《吊平津》一诗中，严厉责问了实行不抵抗主义、丢失平津的国民党政权：听任日寇蹂躏国土和残杀人民，“我们还是有国之民呢，还是无保护之民?”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郑振铎还在单纯地相信“诗歌是人类的情绪的产品”，认为只要作者在现实中有了强烈感触，不管喜怒哀乐，“真率”、“质朴”地表现出来即可以，因而给人一种感觉，衡量诗歌的高下好坏，情绪是否真挚恳切成为关键，而理智的道德的因素是无关紧要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进和认识的发展，使他进一步懂得，诗歌创作中的真挚热烈的情绪固然重要，但只有与表现时代精神和人民的意志结合起来才有意义。《战号》可算得这方面的一个成果。
郑振铎从事小说创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发表的短篇《惊悸》
①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他有好几个小说集问世，例如《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
郑振铎于1928年初版的第一个短篇集《家庭的故事》，收有作于1923—1927间的十五个短篇
②。除《淡漠》、《病室》两篇外，均以我国南方旧家庭的日常生活故事为题材，按照作者的说法，写的是“将逝的中国旧家庭的片影”或者“积影”。(《家庭的故事》自序)。从作品的内容情节看，描写可能有几分是作者所经历或熟悉的，不过并非“旧事的纪实”，人物的塑造也已经过典型化;从作品流露的思想倾向看，虽然作者对这种行将从社会消逝的旧家庭表现出某种眷恋的情绪，但在客观上，它却起了替旧家庭唱挽歌的作用。
《淡漠》写于1923年，属于最早创作的短篇之一。它描写两个五四时代青年男女学生文贞与芝清，志同道合而挣脱原有婚姻的束缚，实行自由恋爱。但由于彼此对“人生目的”的看法、态度不同，以及文贞把恋爱看得超过一切，过于理想化，因而不免酿成悲剧。同居的开始也就是分手的起点。文贞对经过生活磕碰，变得现实、世故和随波逐流的芝清不满，由挚爱而淡漠、消沉、悲观，以至幻灭，认为彼此已生活在“两个绝不相同的思想世界上”。应当承认，《淡漠》塑造的这两个典型人物，在五四初期是有其现实意义的。《病室》一篇的引人注目，在于它通过秋迂等几个青年冬夜围炉，回忆远方病友由幸福转入绝望的家庭生活变化的描绘，宣传了所谓“人生真是渺茫，真是不可测”这样一个带有唯心色彩的哲学命题。以致这段回忆结束时，凄然的氛围弥漫全屋，使原来气壮如虹的子通，高叫着人生就是“不断的向前进”，“有什么不可测的?”也受到感染，露出了怅然的神色。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自然现象，它们的出现，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对于一个具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人来说，不难做到正确地去认识和对待。《病室》中所反映的“人生渺茫”、“祸福无常”观点，无疑是当时处于探索人生过程中的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真实思想写照。
短篇小说《五老爹》、《王榆》、《三年》、《三姑燕娟与三姑丈》、《九叔》、《五叔春荆》、《赵太太》等，是郑振铎1927年旅居巴黎期间一口气写出的，它们大多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后收入《家庭的故事》短篇集。在这些作品中，郑振铎以细致、熟练和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旧家庭里人与人之间种种利害关系，不同的处世哲学和思想道德观念，包括亲属、朋友、主仆之间互相依存、互相矛盾的关系，男女爱情和婚姻问题上反映出来的新旧观念的激烈斗争;同时，也塑造了众多传神的、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例如，这里有忠厚豁达、穷通知命，一生靠投奔富裕亲戚“谋衣食”的五老爹;有地位“介乎佣人和亲密的朋友之间，”信守传统礼仪，耿直尽责的王榆;有忠厚无能，遭人欺弄，以致把偌大一笔祖传产业败得精光，在穷愁中挣扎到死的三姑丈和修和三姑燕娟;有“饭碗”常敲破，寄食大哥家，“无足轻重，而又为人人眼中钉，心中刺”，但后来突然发生转变，交了“好运”的九叔;等等。都写得比较真实和感人。此外值得提到的，是《三年》中描绘的十七嫂这个人物。一个原先活泼美丽的姑娘，嫁后三年，在可怕的封建迷信思想摧残下，成了“活死人”。其原因呢，就是由于应了算命人的所谓“尅死”公公、儿子的“预言”。《三年》是射向当时比较普遍存在的封建迷信思想的一发炮弹。《家庭的故事》的出版，曾得到叶圣陶、老舍等友人的支持。诚如郑振铎自己说的：在当时“革命与恋爱两大批出版物”中，有这样一本略带“怀旧”性质的小说集问世，不是没有意义的。(《家庭的故事》自序)它与郑振铎大力鼓吹的“文学为人生”的主张，也并不相违背。
写于三十年代初的《取火者的逮捕》，是郑振铎创作的第二部短篇集。全集包括《取火者的逮捕》、《亚凯诺的诱惑》、《埃娥》、《神的灭亡》四篇。各篇故事相衔接，合在一起就是一部长篇小说。郑振铎对于希腊神话本来很感兴趣。1927年旅居英国期间，就研读、译述过希腊神话传说中脍炙人口的几十段故事，陆续寄给《小说月报》发表，旋即汇合出版了《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恋爱故事》
①。《取火者的逮捕》是郑振铎于北平燕京大学执教期间所作。它们的“题材只是一个，那就是：描写‘神’的统治的横暴与歌颂‘人’的最后胜利”。(《取火者的逮捕》新序)它塑造了人类好朋友普洛米修斯的高大形象——是他，将天上的火窃给人类，因而受到诸神之父宙斯的残酷迫害，但这也没能使他屈服，最终灭亡的恰恰是坚决与人类敌对的神之族。《取火者的逮捕》的现实针对性较为明显：它是要借讽刺、批判、否定以宙斯为代表的神权统治，来讽刺、批判、否定倒行逆施、正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进行白色围剿和屠杀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尤其是，《神的灭亡》一篇发表后，有人认为构思过于大胆，迹近荒唐无稽。但读者倒是可以从中看到，作者对人类必定战胜神之族的前景，抱着不移的信念。这一信念或预言，是由历史来加以证实了。不过，小说也有一个缺点，把普罗米修斯也写成最终与诸神一起灭亡。在建国以后重新出版时，郑振铎对此作了必要的修改。
郑振铎创作的第三部小说集《桂公塘》 (包括《桂公塘》、《黄公俊之最后》和《毁灭》三个中篇)，是他于国民党政府对鲁迅为首的进步的、革命的文艺界加紧“围剿”的1934年间写成的。由于客观环境的险恶和觅取现实题材所受的限制，郑振铎决定利用自己丰富的史学知识，来从事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上述几篇作品，正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事实说明，这种题材的小说写好了，它们在运用借古讽今、借古喻今的独特方式给读者以思想和美感的教育方面，效果决不比某些现实题材的作品来得逊色。三篇作品中，《桂公塘》截取了文天祥的一段生活经历，形象地突出他矢忠于宋王朝，同蒙古入侵者势不两立的立场与态度，讽刺和批判了国民党政权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黄公俊之最后》比较细致地描写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狂飙，是如何震撼、席卷了古老中国的黑暗大地，以致使下层群众，包括富有民族气节的文人黄公俊闻风往投，直至慨然就义不变初衷!而《毁灭》则以明末两个权臣马士英、阮大铖作为勾勒和鞭挞的重点，他们狼狈为奸、为保全身家性命不惜投敌的可耻行为遭到万人唾弃，到头来不免于“毁灭”。其中，根据文天祥的《指南录》记述敷演而成的《桂公塘》，具有较大的影响。南宋德佑二年，刚任右丞相之职的文天祥，舍身赴国难，亲自与南侵的蒙古族统治者议和，结果被俘，旋于押解途中设法潜逃。他原拟在扬州一带率领各路义军抗敌，但遭地方见疑被放逐。文天祥为报国失去良机而悲愤无已。《桂公塘》比较成功地刻划了文天祥、杜浒等忠贞报国，生死荣辱在所不计的典型性格和内心活动;同时，它“借古喻今，从反面讽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对日本军阀的侵略步步退让，到了谈虎色变的地步”(茅盾： 《一九三四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回忆录‘十七’》)。《桂公塘》1934年4月在《文学》发表后，曾引起鲁迅的注意，他在读后指出，写法上欠活泼是一缺点。
散文，由于它可以自由地抒写对生活、自然的感受，形式不拘一格，内容生动广阔，所以成为五四以后发展迅速的一种文学样式。1935年，郁达夫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曾从1917——1927年间发表的大量名家散文中，选出十六家约一百五十篇散文编成厚厚的一本。收得最多的要算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其中，也收有郑振铎的两篇： 《蝴蝶的文学》、《离别》，郁达夫且作了扼要的评语。这说明，郑振铎的散文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同样占有一席之地。
导致郑振铎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进一步
升华的触发点，是1925年“五卅”惨案的产生。郑振铎作于“五卅”以后的一组散文《街血洗去后》、《迂缓与麻木》、《六月一日》和《止水的下层》，集中地表达了他对帝国主义杀人凶手的无比仇恨，对饮弹南京路上的死难者的深切悲悼，对某些国民的怯懦、麻木和冷酷的痛心和鄙视，对工农大众在血的教训下趋于觉醒的殷切期待。郑振铎曾经怀着难以抑止的爱国主义感情写道：“无辜者的血，在有‘人’的心者的眼中，脑中，永远是红红的洗涤不去。”(《六月一日》)昭示每个有民族良心的中国人牢记英帝国主义欠下的这笔血债，令人印象深刻。但另一方面，他以偏激的情绪，把民众说成是“一泓止水”，是“最自私的”、近视的，“一丝一毫的反抗思想和前进意志都没有”，(《止水的下层》)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当时广大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从事革命斗争的实际。
出版于1927年初的《山中杂记》，是郑振铎第一本散文专集。实际上，这是一本游记，它以写莫干山的避暑见闻为主，由十篇短文组成。从这组文章的内容看，诚然没有反映重大的事件或高深的思想，只是一个初登莫干山的游客的山居杂记或通信，所记的也是些日常生活见闻。但郑振铎却以自己特有的充沛的感情，流畅自然的笔触，对山上清幽可人的自然景色，饶有兴味的风土人情，娓娓写出，抒情中有感怀，叙述中有议论，不由不吸引住了读者。其中《蝉与纺织娘》一篇，描绘山中夏虫夜鸣如乐队合奏的情景，观察细致，想象丰富，文字优美，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试引一段如下：
虫之乐队，因季候的关系而颇有不同，夏天与秋令的虫声，便是截然的两样。蝉之声是高旷的，享乐的，带着自己满足之意的;它高高的栖在梧桐树或竹枝上，迎风而唱，那是生之歌，生之盛年之歌，那是结婚曲，那是中世纪武士美人的大宴时的行吟诗人之歌。无论听了那叽——叽的曼长声，或叽格——叽格——的较短声，都可同样的受到一种轻快的美感。秋虫的鸣声最复杂。但无论纺织娘的咭嘎，蟋蟀的唧唧，金铃子的叮令，还有无数无数不可名状的秋虫之鸣声，其音调之凄抑却都是一样的;它们唱的是秋之歌，是暮年之歌，是薤露之曲。它们的歌声，是如秋风之扫落叶，怨妇之奏琵琶，孤峭而幽奇，清远而凄迷，低徊而愁肠百结。……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郑振铎因为参加了游行集会和书面抗议的活动，有遭到国民党当局逮捕的危险，乃在朋友们和岳父高梦旦的劝告、安排下，决定到法、英等国作短时期的文化考察。他在1932年出版的散文集《海燕》中的大部分篇幅，便是于赴法途中所作。七篇短文中，既有对海上生活种种的见闻散记和即兴抒发，也包含着对离别祖国、家乡、亲人的难以言说的愁绪和惆怅。特别是曾经得到郁达夫称赏的《离别》一篇，一方面，是毫不掩饰地叙写了一对相互挚爱的年轻夫妇的难舍难分的离情;另一方面，又真切地表达了郑振铎的去国出于无奈，对祖国、工作无限眷恋的心情。他一颗灼热的心尤其向着为祖国光明前程而奋斗不息的勇士们：
我不忍离了中国而去，更不忍在这大时代中放弃每人应做的工作而去，抛弃了许多亲爱的勇士在后面，他们是正用他们的血建造着新的中国，正在以纯挚的热诚，争斗着，奋击着。……
然而我终将在这大时代中工作着的，我终将为中国而努力，而呈献了我的身，我的心;我别了中国，为的是求更好的经验，求更好的奋斗的工具。暂别了，暂别了。在各方面争斗着的勇士们，我不久即将以更勇猛的力量加入你们当中了。
郑振铎所衷心钦佩的为建造新中国而流血的勇士，显然是指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革命战士。严酷阶级斗争的事实，使郑振铎逐渐认识清楚哪一种政治力量才是中国之希望所在，从而也跟着投身进去。事实表明，他后来是以自己独特的工作方式、斗争方式来实践自己的诺言的。
这番为期一年多的欧洲三国之行的经历与感受，郑振铎后来在正式出版的《欧行日记》 (主要是旅法期间的一部分)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叙。虽然是日记片断，原先又不打算公开发表，却是了解、研究郑振铎这段时间生活、工作和思想的珍贵资料。
在《海燕》集中，《蝴蝶的文学》、《宴之趣》和《黄昏的观前街》三篇，是属于另一类的。其中，作于1929年春天的《黄昏的观前街》，也是值得一读的佳作。它把东方威尼斯——苏州观前街的繁华夜市和人们蹓跶时的赏心悦目神态，写得如此生动、富有诗意和令人神往：
半里多长的一条古式的石板街道，半部车子也没有，你可以安安稳稳的在街心踱方步。灯光耀耀煌煌的，铜的，布的，黑漆金字的市招，密簇簇的排列在你的头上，一举手便可触到了几块。茶食店里的玻璃盒，亮晶晶的在繁灯之下发光，照得盒内的茶食通明的映入行人眼里，似欲伸手招致他们去买几色苏制的糖食回去。野味店的山鸡野兔，已烹制的，或尚带着皮毛的，都一串一挂的悬在你的眼前——就在你的眼前，那香味直扑到你的鼻上。……你白天觉得这条街狭小，在这时，你才觉得这条街狭小得妙。她将你紧压住了，如夜间将自己的手放在心头，做了很刺激的梦;她将你紧紧的拥抱住了，如一个爱人身体的热情的拥抱;她将所有的宝藏，所有的繁华，所有的可引动人的东西，都陈列在你的面前，即在你的眼下，相去不到三尺左右，而别用一种黄昏的灯纱笼罩了起来，使它们更显得隐约而动情，如一位对窗里面的美人，如一位躲于绿帘后的少女。
写于1934年的一组总题为《西行书简》 (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单行本)的游记式散文，内容包含了郑振铎两次沿平绥路作短期旅行，察考沿途地区文化、艺术、古迹的见闻。作者以广博的知识，细致的观察力，热烈的感情，生动的文笔，记叙了大同、云冈、百灵庙、包头等地的宗教胜迹、造型艺术成就，以及有关的风土人情、社会经济面貌。其中，《大同》、《云冈》、《口泉钲》、《大同的再游》、《百灵庙之一》、《百灵庙之二》、《昭君墓》、《包头》等篇，为读者提供了不少西北历史文化艺术和现实的真实情况，今天读来，也还是能给人们以启发的。
综观郑振铎的前期创作，有以下两点特色：
1.从思想内容上看，随着他政治上的不断前进而有发展变化。从“五四”时期站在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角度来反帝反封建，反映时代精神，进到“五卅”以后，特别是“四一二”以后，开始用阶级观点看问题，认识文艺不能脱离现实政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旧制度的斗争，因而在创作题材、主题的选择和人物的塑造等方面，都比过去显得不同，意境有所扩大，开掘有所加深。这种倾向在诗集《战号》、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和《桂公塘》，散文《向光明走去》，独幕剧《春的中国》中都可看到。
2.从艺术风格上看，感情的热烈奔放和真挚;叙写上的刚健、明快，富有气势和抒情味;文字的讲求达意和生动，反对晦涩、堆砌和装腔作势，不很注意炼字和炼句;表达形式的不拘一格，反对各种人为束缚;……这些，大致构成了郑振铎前期创作和文章的艺术风格。自然，郑振铎的这种文风的形成，又是同他的个性和思想特点，同时代所提倡的文风，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
五、古典文学整理和研究领域的辛勤耕耘者
我国的新文学是五四新思想、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当时现实生活的直接产物，但它同长达几千年之久的古典文学之间，却存在着某种不能割断的继承关系。正因为如此，一些“五四”作家在开始虽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地位和作用抱有某种偏激的贬低甚至否定的情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用科学方法整理和研究古典文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并见之实际行动。郑振铎即属于其中的一位。
早在1921年1月，革新改版后的《小说月报》第12卷1中，郑振铎便著文，把整理中国的文学，当作现在中国文学家两项“重大的责任”之一(《文艺丛谈》)。这个观点，同沈雁冰在同期发表的《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所说的，“中国文学变迁之过程则有急待整理之必要”，也是完全一致的。自然，这儿所说的“整理”，同有些反对新文学的“整理国故”论者的看法全然不同，按郑振铎的说法，就是：“采用已公认的文学原理与关于文学批评的有力言论，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源流与发展”(《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避免牵强附会的论调。
郑振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历时弥久，著述甚富，成果显著，下面仅举其荦荦大者，作一简单评述。
1.二十年代编撰出版的《文学大纲》 (曾在《小说月报》连载三年之久)，是当时在我国读者中颇具影响的一部介绍世界文学的著作。其中论述中国历代诗歌、戏曲、小说及其作者的十多章，全是由郑振铎选材撰写、增添进去的。而作者的一些创见，在有关戏曲的几章中比较明显。如第十五章谈中国戏曲形成较晚、发展缓慢的原因，对关汉卿、王实甫名作《窦娥冤》、《西厢记》的高度评价和细致分析，第二十六章对孔尚任《桃花扇》一剧题材的社会意义及其艺术成就的充分肯定，等等。
2.有感于原有的文学史著述，对中国作家的生卒年均不加注意和作明确记载，给读者和研究者造成诸多不便和困难，郑振铎在夫人高君箴协助下，广泛搜集资料，编写了《中国文学者生卒考》 (附略传)，《小说月报》自15卷1号起连续刊登。上自汉代贾谊、司马相如等开始，下至清末，原计划一年完成，后因故中止刊载。前后七期共介绍了三百八十三位中国文学家的生卒年及其略传，它有益于文学爱好者及研究者，也有助于后来郑振铎从事于中国文学史的著述。两年后，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了这本经作者补充和订正的《生卒考》，算得是早期的“中国文学家辞典”。
3.为了倡导中国文学的研究，先后在《小说月报》 (17卷号外)及《文学》 ( 2卷6期)上主编过两期规模颇大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前者共刊登专家学者撰写的各式论文六十七篇
①，象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梁启超的《释四诗名义》、陆侃如的《宋玉评传》、刘大白的《中国旧诗中的声调问题》、吴瞿安的《元剧略说》、张友鸾的《西厢的批评与考证》、沈雁冰的《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等等，都是有一定学术见解和分量的文章。其中，郑振铎发表的长短论文有十三篇之多，重点在对小说、戏曲、民间故事的研究上。他的论文《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对研究中国文学的途径和方法发表了自己的虽然未必成熟的看法(例如，主张用“进化论”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演变，等等)，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即对于中国文学研究之“极不发达”，尚未走上“正轨”感到不满，呼吁有更多学者去致力“垦殖”这块肥沃的“大荒原”，用科学的观点，写出系统的研究专著来。
1934年，郑振铎在北平再次为《文学》主编一期“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刊载论文三十七篇，内容同样丰富多彩。其中有魏建功的《中国纯文学的姿态与中国语言文字》、郭绍虞的《中国诗歌中之双声叠韵》、朱自清的《论“逼真”与“如画”》、李嘉言的《
韩愈复古运动的新探讨》、龙榆生的《苏门四学士词》、赵万里的《散曲的历史观》、吴晗的《历史中的小说》等。郑振铎为这期专号一共写了九篇文章。而从资料的翔实、立论的新颖、倾向的鲜明等方面看，不能不提到《元明之际的文坛概观》、《元代“公案剧”发生的原因及其特质》、《净与丑》几篇。鲁迅读了这期专号，曾写信给郑振铎，说它“内容极充实，有许多是可以借以明白中国人的思想根柢的。”鲁迅也几次向茅盾谈到这期专号，表示满意。
4.1932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是郑振铎在北平执教期间潜心写成的一部大型专著(全书六十四章，近八十万字)。他之所以花费大量心血来写这部书，是鉴于出版的一些文学史书不尽令人满意：不是资料不全，许多应该论述的重要文学流派和现象未加触及，便是从陈旧的正统的文学观念出发，只注意士大夫文人的诗歌散文作品，而忽视扎根在人民中的在文学史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文艺样式和作品，因而决心编写出一部“足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展的历史”的文学史书来，供一般读者阅读。作为一家之言，郑振铎的这个愿望基本上得到实现。该书的特色表现在以下几点：内容更为丰富全面，除诸家所关注论述的有代表性的诗歌、散文以外，又认真补充进了大量的新材料，象唐、五代的变文，宋、元的戏文与诸宫调，元、明的讲史与散曲，明、清的短剧与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等，约占全书三分之一以上。分期不袭旧说，而是就文学史自然进展的趋势，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代三期。每章又大抵以某一文学运动，一种文体或一个文学流派的起落兴衰来划分和论述。附入珍贵插图一百七十余幅，此为中国文学史著作的首次尝试。每章末尾，列举若干参考书目，利于读者进一步探讨和阅读。《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受到好评。建国后也曾多次翻印出版。
5.1934年，郑振铎出版了《中国文学论集》，这是他十多年间研究中国文学心得的一个结集。集中共收二十四篇文章。其中，于搜集整理资料、分析研究方面花了较大功夫的，有《读毛诗序》、《论北剧的楔子》、《水浒传的演化》、《三国志演义的演化》、《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明清二代的平话集》等。而《林琴南先生》、《梁任公先生》二文，面对的是中国近代思想界、文艺界有影响的人物，郑振铎用自己的标准，对他们的成就和欠缺、是非功过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6.在经过多年悉心搜集、分析中国民歌、话本、戏曲和讲唱文学资料的基础上，郑振铎于1938年出版了以流行民间的历代通俗文学为对象的《中国俗文学史》。这部近四十万字的专著，以丰富而有代表性的材料，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分析，描绘出了我国民间文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面貌，从而有助于读者正确理解民间文学与各个时代文学艺术发展的关系。这本书在建国后也曾加以重印，以满足读者需要。
建国以后，郑振铎将过去写的有关中国文学的八十多篇文章重行编成《中国文学研究》 (上、中、下)出版。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的这方面辛勤探索历程。尽管郑振铎自谦“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没有什么深厚的根底”(《中国文学研究·序》)，但人们不难从中了解，郑振铎作为一位知名的现代作家，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造诣，他对古籍和版本资料的不倦搜集精神令人钦佩，他获得的研究成果堪称丰硕!
六、坚持民族抗战和民主建国的斗士
从1931年下半年起，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郑振铎一直在北平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及上海暨南大学执教。但他与文艺界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他没有忘掉自己的作家责任，积极从事于编书，创办刊物和写作等一系列推进、发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比较突出的有：与鲁迅合作，编选出版了对保存中国传统木刻画极有意义的《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经他提议，在鲁迅、茅盾等支持和参加下，在上海创办了三十年代影响很大的《文学》杂志(1933年7月创刊，1937年底停刊)，郑任主编和编委。与章靳以等在北平创办《文学季刊》。应良友图书公司邀请，担任《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编辑工作，并写出立论精闢的长篇“导言”。应生活书店之约，主编规模庞大的以介绍世界各国文学名著为目标的《世界文库》丛刊本(按原计划，五，六年间出版60——80厚册，后因抗战发生中止，共出12册)。茅盾曾经谈到出版“文库”的意义：“用最经济的手段使研究文学的人们得备一部不得不读的世界文学名著的汇刻。”(《新文学史料》1983年1期);不怕白色恐怖，积极协助鲁迅编辑出版瞿秋白同志的文集《海上述林》。发起并参加左联解散后新成立的中国文艺家协会，担任理事。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叶绍钧等二十一人发表著名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在创作方面，前面提到过，他的小说《桂公塘》及诗集《战号》中的大部分作品，可以充分说明郑振铎在民族救亡问题上的态度和思想倾向。芦沟桥战争打响后，他进一步考虑着“该怎样尽力于这个大的生死存亡的民族战”(《八月十三夜》)。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并在《救亡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提倡团结抗战、组织民众、扑灭汉奸、焦土抗战的政论、文艺短论和有关通讯报告。如他认为，“战时文艺政策的纲领，是发动抗战的意志，整齐抗战的步骤，激起抗战的情绪。在前方和后方发挥有益于抗战的作用。”(《战时的文艺政策》)在《为士兵们做的文艺工作》一文中，郑振铎提出后方的文艺工作者应为忠勇的前线士兵和伤兵们提供精神食粮，出版内容多样、浅显生动的刊物。随后，他运用自己丰富的文学历史知识，撰写《民族文话》 (在《申报·自由谈》和《鲁迅风》上连载)，目的是将往古的仁人、志士、英雄、先烈的抗战故事，特别是表现在诗、文、小说、戏曲中的，通俗地写出来，以激励人们的抗战情绪。
1937年11月，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租界变成“孤岛”，但它也成了我党领导抗日活动的重要据点。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郑振铎没有向后方撤退，而是决定隐蔽起来，“站到自己认为应该站的岗位上”(叶圣陶《西谛书话序》)，默默地、执着地从事抗日救亡、保卫民族文化的活动。
首先，是与胡愈之、王任叔(巴人)、周建人、吴耀宗、沈体兰、胡咏骐、冯宾苻、许广平等共二十位进步人士，组成了一个秘密出版团体“复社”，避过敌伪侦查的耳目，克服物质方面的种种困难，在短期内出版了煌煌二十巨册的《鲁迅全集》，郑振铎于此用力甚多。接着，复社还出版了《列宁选集》、《联共党史》和斯诺的《西行漫记》，为向往真理、追求进步的读者提供了高质量的精神食粮。
其次，是为国家抢救了大批珍贵古籍。抗战初期，由于日寇侵扰施虐，江南著名的私人藏书家散出大批珍贵古籍，书商逐利贩售各处，其中有不少竟被盗卖到了日本、美国。郑振铎眼见民族文化遭此大劫，流失海外，造成无法弥补之损失，心痛万分，遂主动从事抢救工作。经过他的呼吁和积极奔走，获得重庆政府教育部的拨款支持，由他会同张菊生、何炳松、张咏霓、张凤举具体负责这一代国家收购、抢救珍贵古籍的工作。为此他们秘密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并拟定了工作细则。这一代国家收购、抢救的工作开始于1938年，到太平洋战争发生告一段落。购得之古籍，经郑振铎等设法运往重庆、香港庋藏。其中，运往重庆的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的古籍就有八十多种，明刊本、钞校本三千二百余部，运往香港的总数达三万余册。尤其难得的是，郑振铎替国家购得“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六十四册，内含过去从未公开见过的元、明杂剧二百四十二种。这一极重要的发现，填补了中国戏剧史和中国文学史的一段空白。用郑振铎的话说，其意义和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劫中得书记·新序》 )为了让广大读者和研究工作者能较易地见到它的精华部分，郑振铎又从中选出一百四十余种编成《孤本元明杂剧》，由商务印书馆于1941年出版。同时，郑振铎撰写了一篇长文《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对它的发见始末，收藏源流、内容特点、题跋和校订情形，作了较系统的分析考察。
第三，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寇占领上海租界，形势更为险恶。郑振铎闭户蛰居，以整理古籍保存民族文化为己任。截至抗战胜利，他做了大量工作。例如，他编辑和影印出版了《玄览堂丛书》一百二十本;编辑和影印出版了《中国版画史图录》二十册，内收他花了二十余年心血搜集的唐宋以还珍贵版画一千七百幅;编辑和影印了《明季史料丛书》十本，有助于唤醒民族意识;从自藏的书籍中辑成《清代文集目录》共八百三十六种，内有不少是连北平图书馆都没有收的。此外，他还写了大量的古籍考证题跋文字(1983年出版的《西谛书话》中收有很大一部分)。
应当承认，在敌伪势力猖獗，侦骑密布，横祸和不幸随时都会临身的“孤岛”及沦陷区上海，长期隐蔽起来，从事于民族文化的抢救和整理工作，决不是一件容易事。除了要有精湛独到的专业知识，巧妙有效地与书商打交道的本领，更需要有建立在对国家、民族负责信念上的高度热忱和坚强毅力，以及在时间、精力和个人生活诸方面作出的必要牺牲。这些，郑振铎当时都令人钦佩地做到了。他在写于1945年的《求书日录·序》
①中，谈了自己的一些真切感受：
从“八·一三”以后，足足的八年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去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许多朋友们都走了，许多人都劝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会躲过一切灾难的。我自信对于“狂胪文献”的事稍有一日之长。前四年，我耗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后四年——“一二·八”以后——我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到的文献。我不能把这事告诉别人。……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我做了许多别人认以为傻的傻事。但我不灰心，不畏难的做着，默默地躲藏的做着。……我东躲西避着，离开了家，蛰居在友人们的家里，庆吊不问，与人世几乎不相往来。我绝早的起来，自己生火，自己烧水，烧饭，起初是吃着罐头食物，后来，买不起了，只好自己买菜来烧。……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意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文献。这文献工作，没有人来做，我只好来做，而且做来并不含糊。我尽了我的一分力，我也得到了这一分力的成果。
全民族抗战八年，郑振铎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保卫民族文化的特殊战斗，其功不可没，它决不比在前线拿枪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功迹显得逊色，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更为突出和重要些。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长期抗战终于胜利了。郑振铎很快被选为全国文协上海分会的负责人之一，重新活跃于文坛。他的一个创作成果，是写了《蛰居散记》(收有散文二十篇左右，1951年出版单行本)。它从不同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群魔乱舞、魍魉横行的黑暗情状，沦陷区人民备受茶毒、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处境，爱国的仁人志士不屈不挠为民族解放和自由而战，郑振铎艰苦的蛰居生活片断，等等。有的文章，如《暮影笼罩了一切》、《记刘张二先生的被刺》、《韬奋的最后》、《最后一课》，《记几个遭难的朋友们》、《记复社》，所描写的事实，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鹈鹕与鱼》一篇，对汉奸密探等民族败类本质和必然下场的巧妙而尖锐的揭露，读来尤其使人觉得痛快!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出版的刊物倒是不少，唯独缺乏专门的文艺刊物。郑振铎对此颇为不满。经过他的努力奔走，一个由他和李健吾负责编辑的大型文艺杂志《文艺复兴》，于1946年1月同广大读者见面(该刊停刊于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郑振铎在第1期的《发刊词》中写道：“本刊愿意尽自己的一部分的力量，为新的中国而工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工作，为民主的实现而工作。”这可以说是它的办刊宗旨。在郑振铎、李健吾的努力和进步文艺界的支持下，《文艺复兴》办得很有成绩，“填补了抗战胜利后三年真空的全国文艺园地”(刘哲民《回忆西谛先生》)，发表了好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例如，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巴金的长篇《寒夜》，李广田的长篇《引力》等就是。郑振铎自己所写的散文如《悼夏丐尊先生》、《悼许地山先生》、《鲁迅与中国古版画》等，也发表在这个刊物上面。
自然，中国文艺的真正“复兴”，在蒋介石坚持独裁统治、冒天下之大不韪重新挑起反共反人民内战的情况下，是决不可能实现的。主张文艺“为民主的实现而工作”的郑振铎，不得不站出来，为实现“民主政治”而勇敢斗争。
1945年10月，一个由郑振铎任主编的政治周刊《民主》在上海与读者见面。它宣布，要以无党无派的“中国国民的立场来发言”，“谈民主，谈宪政”，督促“建国大业”的实现(见创刊号郑振铎写的《发刊词》)。从这个寿命只有一年的刊物宣传实践看，基本上忠于这个宗旨，因而，终于遭致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忌恨，被勒令停刊。《民主》周刊发表的文章，针对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国统区政治问题和时局，如肃清汉奸、严惩贪污与平抑物价，国共会谈与执行政治协商会议之决议，对昆明“一二·一”惨案、重庆校场口事件和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抗议，反对内战和专制统治，等等，约请名家如马叙伦、周建人、严景耀、柳亚子、景宋(许广平)、董秋斯、郭沫若、茅盾、沈志远、吴大琨、郭绍虞、叶圣陶、胡愈之、胡绳、蔡尚思等人执笔撰文。尤其是马叙伦的文章，矛头直指蒋介石，文字泼辣尖锐，令人注目。郑振铎作为主编，基本上每期都写有文章，对一些重大问题，包括要求民主，反对黑暗统治(特务暴行、暗杀)，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等等，都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与态度。他写的《悲愤的抗议》 (《民主》第37期)、《悼李公朴闻一多二先生》 (《民主》第40期)，观点鲜明，感情强烈，显示了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憎恶。由于态度客观、立场严正、见解精闢、论述及时、批评尖锐，《民主》周刊深受读者欢迎，订户遍及全国。蔡尚思在《民主的休刊与评价》
①一文中，代表这一刊物和其他同类刊物的作者和读者写道：“《民主》等刊物。力倡‘民主’，痛斥‘反民主’，所以最受多数‘民主派’的拥护，最被少数‘反民主派’所痛恨，这便是《民主》等刊物最为光荣的地方。”
在主编《民主》期间，郑振铎也不忘拿起文艺这个武器，写了一个现实性强的短篇小说《访问》。它借市民周荫甫一家受到警察不怀好意的“访问”而惴惴不安的故事描写，形象地揭露了当时国民党政府意欲用法西斯式的所谓“警管区制”办法，来加紧对上海市民实行思想统制的阴谋。国民党企图强制推行的这个侵犯公民最低居住自由权利的办法，遭到人们激烈的抵制和批判。《民主》周刊为此也发表过好几篇文章和文艺作品。
《民主》周刊被禁止出版后，郑振铎除同李健吾等克服重重困难，办好《文艺复兴》以外，又怀着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着手早就想从事的一项大工程——编辑一部前人从未编过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他所以要编这部“图谱”，是鉴于现有中国历史书没有或很少有插图造成的缺陷，以及受到日本学者编辑的《东洋历史参考图谱》的启发。由于他过去编过《中国版画史图谱》积累起不少资料和具有一定经验，他自认为能做好这件工作。郑振铎的设想，得到方行和刘哲民等同志的全面支持，由他们邀集十多位朋友，组织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刊行会”作为后盾，集资供郑振铎购置必需的图籍资料。就这样，郑振铎从1947年春天开始编辑工作。但是，由于资料搜集与经费等困难，以及建国前后一段时间无暇顾及于此，原拟在一年内出版的全书二十四辑，推迟到了1951年才出齐。郑振铎编辑的这部《中国历史参考图谱》，被认为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不光为人民大众学习了解我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方便，对于史学工作者亦大有裨益。因而赢得了交口称誉。早在1947年7月该“图谱”前几辑开始出版时，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周谷城、翦伯赞、吴晗等便加以热情支持和推荐。郭沫若写道：“中国人谁都应该研究中国历史，要研究中国历史，最好是参考图谱。郑振铎先生以献身的精神编纂这部《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实在是一项伟大的建设工程。这是应该国家做的工作，而郑先生以一人之力要把他完成;每一个中国人凡有力量的都应该赞助他这项工作。”
①1949年2月，面对蒋政权覆灭前掀起的白色恐怖，郑振铎经我地下党的安排撤退到香港，随后经海道北上到达北平，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七、为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
建国以后，郑振铎担任了繁忙的行政领导职务，社会活动和出国访问的次数也很多。他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全国作协理事，被任命为国家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文学研究所的所长、文化部副部长。还担任了中缅友协会长等职务。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充分利用时间，从事他所感兴趣的编纂和写作活动。
1951年初，《文艺报》拟开辟《伟大的艺术传统》专栏，对我国历代的艺术成就包括雕刻、建筑、绘画等珍品，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系统而概括的介绍。郑振铎应邀担任文字说明的执笔工作。他以爱国主义的感情，渊博的文物知识，在半年中连续给《文艺报》撰写了十一篇文章(包括《序》、《殷代的艺术》、《西周时代的艺术》、《韩国的艺术》、《楚民族的艺术》、《两汉的艺术》等)。原要继续写下去的，因同年秋天有出国访问任务，遂告中断。与此相联系，为了让读者看到较之《文艺报》登载的更加精细和丰富的古代艺术图片，郑振铎决心同时编制一套《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共十二辑，含图版158页)，1952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印行。这书所收的不少图录古画颇为珍贵，有些罕为人见，是由编者向文物部门和私人收藏家商借原件拍摄制版的。它的刊行，使国内外广大读者对我中华民族拥有的几千年灿烂文化，有了更深的形象认识。郑振铎自己，对此书的印成最引为欣慰，认为这是建国后文化建设的一项“伟大的创举，其重要性将会有人认识。”(刘哲民《回忆西谛先生》)
为了给戏剧工作者、有关专家提供参考资料，使丰富的戏曲遗产能为今人所用，推陈出新，服务于新中国，郑振铎联合北京图书馆等单位，于1954年发起影印《古本戏曲丛刊》，计划三、四年中印行古本戏曲一千种以上。后因郑振铎不幸逝世及其他原故，没有完全实现。郑振铎曾为这部丛刊的初集至四集，各撰写“序”一篇。
1956年，郑振铎以《漫步书林》为名，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一组读古籍心得的文章。它一共十六篇，除介绍、分析一向不大为人注意的谈农业园艺，日常起居知识及木刻插图知识的《王祯：农书》、《邝璠：便民图纂》、《余象斗：列国志传》、《王世懋：学圃杂疏》等以外，还根据自己的经验，写了《谈买书》、《谈访书》、《谈整书》、《谈印书》等五篇短文，对古籍的购买、搜求、整理和印行，提出了有益的建议。《漫步书林》原打算还要写三、四十篇以成一书的，因为忙，中止了。在此期间，他还抽暇写成《中国木刻史略》(十二章)。原拟编入经他倡议于1957年开始影印出版的《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二十种)，后因“丛刊”中止刊行，原稿散失，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才重新发现，即将正式出版。
虽然郑振铎这段时间精力放在了古代艺术图籍的整理、编辑出版上，但创作激情并没有消失。五十年代中，他不时在报刊发表一些诗歌、散文(游记)和小说。他在访问波兰、印尼等国，以及国内去各地工作或考察时，曾及时撰文，象《峇厘观舞记》、《茂物的“总统别墅”》，象《长安行》、《春风满洛城》、《郑州，殷的故城》等考古游记，以及《石湖》、《移山倒海话厦门》、《苏州赞歌》等散文，都文情并茂，使人爱看，读后有所得。他的以
屈原自沉前后一段悲凄生活为描写内容的《汨罗江》，是他最后创作的一个短篇小说。它的故事情节虽然并不曲折引人，但对屈原的内心活动及其爱国思想写得较为细腻和突出，文字也朴实无华。
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在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阿富汗和阿联途中，由于飞机失事猝然遇难，享年六十岁。郑振铎的不幸逝世，是我国文化和学术界的一个巨大损失。他对整理、研究、编辑和出版我国古代文艺图籍，有着精湛的学识、丰富的经验和许多好的设想，本来是可以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的。
郑振铎从事文艺创作与研究的道路长达四十年之久;他所取得的成果又是累累的，可谓著作等身。在中国现代文坛上，象他这样集编辑、作家、教授、文学史家、木刻画及版本研究专家于一身的，为数不多。
在政治思想上，郑振铎是一位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和正义感，一贯追求光明、进步和民主的作家。早在五四时代，他就具有激进的民主主义和朦胧社会主义的思想。随着时代的推进，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期，他的认识和觉悟不断提高，坚定不移地站在进步力量和人民大众一边，反对民族压迫和独裁统治。二十年代编《公理日报》和四十年代主编《民主》周刊，正是他不畏强暴，勇敢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的有力证据。
在文艺观方面，郑振铎一直是“文艺为人生”、“血与泪的文学”主张的力行者。他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尽管他一度曾经宣传过抽象的人道主义思想、以情绪是否真挚作为作品好坏标准，以及宣传过西方国家的某些文艺理论观点，但是，更多的还是强调文艺应负一部分改造社会、制造光明的责任，应同时代的节拍相合奏。三十年代以后，进一步提出“力的文学，争斗的文学，为群众而写的文学，……乃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需要的文学》)，并且认为文艺运动与民主解放运动不能分开。这种文艺观，当然是现实主义的文艺观;它与无产阶级的文艺观也是接近的。郑振铎对中国文学与艺术的整理和研究，态度是相当严肃认真的，这就是为了使祖国的丰富文化遗产能尽可能得到较好的保存，使人民大众受益，以利于社会主义文化艺术进一步发展。
高尔基说过：“认清为社会革命服务是每个正直的人的切身事业，认清这种服务能给个人带来快乐。‘战斗中就有快乐! ’”
①确实，郑振铎在他生前，曾不止一次地以能长期坚守、战斗在文艺阵地，为社会、为民族、为人民做了自己应做的一份工作，而感到问心无愧，感到快乐!
注释
附录一 郑振铎主要作品、论文、专著目录
一、诗歌:
《我是少年》,原载1919年11月《新社会》第1号,收入《郑振铎文集》(下简称《文集》)第2卷。
《灯光》,原载1919年11月《新社会》第2号,收入《文集》第2卷。
《追记秋白、颂华、仲武》,济之、振铎作,原载1920年10月24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入《文集》第2卷。
《生命之火燃了!》,原载1921年7月14日《时事新报·学灯》,收入《文集》第2卷。
《雪朝》(八人诗合集),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内收郑振铎诗歌34首,收入《文集》第2卷。
《题〈影鸾草〉》,原载1922年4月1日《文学旬刊》第33期,收入《文集》第2卷。
《荒芜了的花园》,原载1922年4月《小说月报》第13卷4期,收入《文集》第2卷。
《同了E君》,原载1922年7月《诗》月刊第1卷4期,收入《文集》第2卷。
《智者的成绩》,原载1922年7月《诗》月刊第1卷4期,收入《文集》第2卷。
《死者》,原载1922年10月《诗》月刊第1卷5期,收入《文集》第2卷。
《云与月—寄M》,原载1923年5月《诗》月刊第2卷2期,收入《文集》第2卷。
《泥泽》,原载1925年7月《小说月报》第16卷7期,收入《文集》第2卷。
《战号》 (诗集),1937年10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内收诗作21篇。除1篇外收入《文集》第2卷。
《国魂的再生——致敬于殉难的抗战士兵》,原载1937年10月《文学》第9卷3期。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原载1937年10月《战时联合旬刊》第4期。
二、散文:
《欢迎太戈尔》,原载1923年9月《小说月报》第14卷9期,收入《文集》第3卷。
《街血洗去后》,原载1925年6月28日《文学周报》第179期,也载1925年7月《小说月报》第16卷第7期,收入《文集》第3卷。
《迂缓与麻木》,原载1925年7月5日《文学周报》第180期。
《六月一日》,原载1925年7月12日《文学周报》第181期。
《止水的下层》,原载1925年9月6日《文学周报》第189期,收入《文集》第3卷。
《向光明走去》,原载1926年5月30日《文学周报》第227期。
《山中杂记》,1927年上海开明书店初版。收入《文集》第2卷。
《海燕》(散文集,收入11篇),1932年上海新中国书局初版。《文集》第2卷收入9篇。
《记黄小泉先生》,原载1934年9月《太白》创刊号,收入《文集》第3卷。
《北平》,原载1934年12月《中学生》第50号,收入《文集》第3卷。
《我们所需要的文学》,收入1934年生活书店出版的郑振铎《痀偻集》。
《访笺杂记》,原载1934年鲁迅、西谛编《北平笺谱》,收入《痀偻集》。
《永在的温情——纪念鲁迅先生》,原载1936年11月《文学》第7卷5期,收入《文集》第3卷。
《西行书简》,1937年6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收入《文集》第3卷。
《失书记》,原载1937年10月《烽火》第9期,收入《文集》第3卷。
《悼夏丐尊先生》,原载1946年6月《文艺复兴》第1卷5期,收入《文集》第3卷。
《悼许地山先生》,原载1946年7月《文艺复兴》第1卷6期,收入《文集》第3卷。
《悼李公朴闻一多二先生》,原载1946年7月《民主》周刊第40期,收入《文集》第3卷。
《想起和济之同志一处的日子》,原载1947年4月5日《文汇报》,收入《文集》第3卷。
《哭佩弦》,原载1948年9月《文讯》第9卷3期,收入《文集》第3卷。
《回忆早年的瞿秋白》,原载1949年7月18日《文汇报》,收入《文集》第3卷。
《蛰居散记》(散文集),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初版,收有散文20
篇。198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单行本及《文集》第3卷,又增补4篇。
《华沙行》,原载1954年《人民文学》第2 期。
《峇厘观舞记》,原载1956年9月22日《人民日报》,收入《文集》第3卷。
《记茂物的“总统别墅”》,原载1956年10月4日《文汇报》,收入《文集》第3卷。
《长安行》(考古游记之一),原载1957年《政协会刊》第1期,收入《文集》第3卷。
《春风满洛城》(考古游记之二),原载1957年《政协会刊》第2期,收入《文集》第3卷。
《郑州,殷的故城》(考古游记之三),原载1957年《政协会刊》第3期,收入《文集》第3卷。
《金梁桥外月如霜》(考古游记之四),原载1957年《政协会刊》第4期,收入《文集》第3卷。
《悼王统照先生》,原载1958年《人民文学》第1期,收入《文集》第3卷。
《移山填海话厦门》,原载1958年1月22日《人民日报》,收入《文集》第3卷。
《苏州赞歌》,原载1958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收入《文集》第3卷。
三、小说:
《家庭的故事》(小说集),1928年上海远东图书公司初版,1929年开明书店出版增补本,收入《文集》第1卷。
《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神话故事》,1929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58年作家出版社重排本,1982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再版。
《取火者的逮捕》(小说集),1934年生活书店初版。1956年新文艺出版社重排本,收入《文集》第1卷。
《桂公塘》(小说集),1936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重排本,收入《文集》第1卷。
《陈士章传》,原载1935年3月《文学》第4卷3期。
《漩涡》,原载1935年12月《文学季刊》第2卷4期,收入《文集》第1卷。
《风涛》,原载1939年世界书局版《十人集》,收入《文集》第1卷。
《访问》,原载1946年5月9日《联合晚报》,收入《文集》第1卷。
《汨罗江》,原载1957年《收获》第2期,收入《文集》第1卷。
四、论文:
《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载1920年7月新中国杂志社出版的该书。
《俄罗斯文学底特质与其略史》,载1920年6月《新学报》第2期。
《文学旬刊》宣言,载1921年5月10日《文学旬刊》第1期。
《文学的使命》,载1921年6月20日《文学旬刊》第5期。
《文学中所表现的人生问题》,载《文学旬刊》第5期。
《血和泪的文学》,载1921年6月30日《文学旬刊》第6期。
《新旧文学果可调和么?》,载《文学旬刊》第6期。
《光明运动的开始》,载1921年7月《戏剧》第1卷3期,收入郑振铎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艺论争集》。
《文学与革命》,载1921年7月30日《文学旬刊》第9期。
《赤色的诗歌》附记,载1921年9月《小说月报》第12卷增刊《俄国文学研究》。
《论散文诗》,载1922年1月1日《文学旬刊》第24期。
《新文学观的建设》,载1922年5月11日《文学旬刊》第37期,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
《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载1923年1月《小说月报》第14卷1期。
《文学旬刊改革宣言》,载1923年7月30日《文学旬刊》第81期。
《抒情诗》,载1923年9月3日《文学周刊》第86期,收入1933年新中国书局出版郑振铎的《文探》集。
《<稻草人>序》,载1923年10月15日《文学周刊》第92期,收入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叶绍钧《稻草人》一书。
《诗人拜伦的百年祭》,载1924年4月《小说月报》第15卷4期。
《新与旧》,载1924年8月《文学周刊》第136期,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
《谴责小说》,载1925年6月《文学周报》第176期,收入1932年新中国书局出版郑振铎的《海燕》集。
《论武侠小说》,收入1932年版郑振铎的《海燕》集。
《大众文学与为大众的文学》,收入1934年生活书店出版郑振铎的《痀偻集》。
《中国文学研究者向哪里去》,载1934年《文学》社编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
《新文坛的昨日今日与明日》,收入1934年生活书店出版郑振铎的《痀偻集》。
《净与丑》,收入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郑振铎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册。
《世界文库·发刊缘起》,载1935年5月生活书店出版郑振铎主编《世界文库》第1卷。
《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载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之该书。
《民族文话·自序》,载1946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的《民族文话》。
《文艺复兴·发刊词》,载1946年1月《文艺复兴》第1卷1期。
《文艺作家们向那里走?》,载1946年4月17日《联合日报晚刊·文学周报》。
《迎文艺节》,载1946年《文艺复兴》第1卷4期。
五、专著、文集:
《俄国文学史略》,1924年商务印书馆初版。
《泰戈尔传》,1925年商务印书馆初版。
《文学大纲》(4册),1927年商务印书馆初版。
《中国文学史》 (中古卷),1930年商务印书馆初版。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4册),1932年北平朴社出版部初版,1957年作家出版社重排本,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本。
《海燕》,1932年新中国书局初版。
《文探》,1933年新中国书局初版。
《中国文学论集》,1934年开明书店初版。
《痀偻集》,1934年生活书店初版。
《短剑集》,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
《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54年作家出版社重排本。
《困学集》,1941年商务印书馆初版。
《民族文话》,1946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初版。
《劫中得书记》,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初版。
《中国文学研究》 (3册),1957年作家出版社初版。
《郑振铎文集》 (1—3卷),1959、1963、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
《西谛书话》 (2册),198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初版。
《郑振铎选集》(2册),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初版。
《郑振铎书简》,1984年上海学林出版社初版。
附录二 郑振铎研究资料简目
钱杏邨《中国新兴文学论》,载冯乃超主编《文艺讲座》第1册,1930年4月神州国光社出版。
俞平伯《五四忆往——谈《诗》杂志》,《文学知识》1959年5期。
晦庵《郑振铎与<新社会>》,1961年11月4日《人民日报》。
乐齐《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诗刊——<诗>月刊》,《新文学史料》1983年4期。
茅盾《回忆录》(3、4、16、17),《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4辑,1982年第3、4辑。
赵家璧《回忆郑振铎和他的<中国版画史>》,《新文学史料》1983年2期。
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新文学史料》 1984年1期。
李健吾《关于〈文艺复兴〉》,《新文学史料》1982年3期。
刘哲民《回忆西谛先生》,载《郑振铎书简》,学林出版社1983年出版。
赵万里《西谛书目序》,载《西谛书话》,三联书店1983年出版。
陈福康《论“血与泪的文学”》,《新文学论丛》1982年2期。
陆荣椿《让文艺担负起改造社会、创造光明的责任——论郑振铎的文艺创作》,载《郑振铎选集》,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斯亨《试论郑振铎的散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2辑,北京出版社出版。
王剑丛《论郑振铎的小说》,《新文学论丛》1984年1期。
陈福康《郑振铎传略》,《晋阳月刊》1984年2期。
①《新社会》,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影印本,下边引文均根据此本。
①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① 见《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出版。
①此文曾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
①此诗亦收入1937年生活书店出版的《战号》。
①载1920年9月17日北京《晨报》第7版。
②1929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增补本收有十六个短篇。
①此书1982年外国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
①见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学研究》。
①收于1983年出版的《西谛书话》下册。
①《民主》周刊第51、52期合刊。
①见《文艺复兴》第3卷5期。
①《高尔基论文学》第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