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田

姚文田

姚文田，字秋农，浙江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姚文田生性温和， 通达治体， 纵览群书， 知识渊博。乾隆五十九年(1794)，乾隆帝出巡天津，诏试举人，姚文田获第一等第一名，被授内阁中书，开始了他的官途生涯，不久调任军机章京，成为军机处办理文书事务的官员。嘉庆四年(1799)，考中状元，授翰林修撰。嘉庆五年，充任广东乡试正考官。嘉庆六年六月，充任福建乡试正考官。同年八月，皇帝命他提督广东学政，负责督察广东省儒学事务，巡回至各府、州考试生员，进行岁试和科试，地位同于广东巡抚。3年后，任满回京。嘉庆十一年任日讲起居注官，侍从皇帝左右，讲论经史。嘉庆十二年七月，任山东乡试正考官。十月，姚文田的父亲去世，他回乡为父亲守孝3年。嘉庆十五年服丧期满，回京任右春坊右中允，又充日讲起居注官。八月，嘉庆帝又命他提督河南学政。嘉庆十六年五月，升为侍讲，九月，又转为侍读，掌管讲读经史等事，陪伴皇帝。十二月，因为河南省考试生员有冒充的，姚文田奏请应严行禁止这种行为。嘉庆十七年(1812年)，擢为右庶子。嘉庆十八年二月，升为国子监祭酒，即国子监的主管官员。十月，入值南书房，专司文词书画等事。

这时，在直隶、河南、山东一带发生了天理教起义。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流行于北部各省，其基本群众主要是农民、城市手工业者、无业贫民等社会下层劳动群众，但也有少数官员、宫中太监及达官贵人的管家、奴仆等。嘉庆年间，天理教的主要教首是林清和李文成。嘉庆十七年十一月，林清与李文成会见，约定第二年九月十五日起义，林清领导教徒进攻皇宫，李文成在河南滑县起兵支援。于是，林清组织了一支进攻皇宫的突击队，并安排了宫中的太监做内应。林清按原计划派遣突击队，身藏武器，潜入北京。九月十五日，突击队分两路进入内城，分别闯入东华门和西华门。起义军与清廷护卫军在隆宗门外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由于力量悬殊，被迫退出皇宫，林清被捕处死，进攻皇宫的计划遂告失败。清朝统治阶级称这件事为“林清之变”。此时，李文成已在滑县起义，嘉庆帝忙调吉林、黑龙江马队镇压。天理教的这次起义震动了嘉庆帝，惊呼这是汉唐宋明所未有的非常之事，吓得寝食不宁，心急如焚，于十一月下诏求言，希望文武百官能为他出主意解除忧虑。

姚文田在分析了天理教起义的原因后，上疏陈述道： “臣以为，古代之尧、舜，近代康、雍、乾三代之所以为治本，非有他道，不过是教、养二个方面而已。如果百姓有衣食之源，则各保其身家，而不至于有为恶之意; 如果他们被引导走上正路，各自知尊长上，也就不至于以下犯上了。”他列举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臣私下见近日州县，催课数多者，上级官都称赞他; 催课数少者，只有灵活应对，应付差事。”姚文田指出百姓的负担过于沉重，及差徭的危害： “南方之民，患在赋重; 北方之民，患在徭多。一遇差徭至前，即里正胥徒佥派四出。假如官需车马十多辆，加上备有损坏的，也不过再加上几辆。可是胥吏们常常借口有坏的而加买，以致车马达到数十辆。官吏们加派下去之后，很少有按定例给口粮的，就算给，也是按百十年来旧章程给，而食物价格，今昔相差悬殊。被加派出车马者，再经家人胥吏层层克扣，到手的更少了，不得不自备刍粮，过一天算一天。而马骡车辆都是小民养家口的用具，一旦被征调，则丧失了赖以生存的来源。故而，百姓对官吏们的征敛怨声载道，而以差徭为最甚。”接着，姚文田列举时弊： “州县之官不得不加派差役，为何?各督府遇到应处理的事件，不过下行两司(布政司、按察使司)，两司又转行府州，府州又转到各所属的州县。到了州县，不能再推了，每件事都需要处理，没有一件不需钱的。而州县用于办事的经费，尽管全都支领，也不过仅够延请幕友，何况又多方减扣。这每日经费又从哪里出呢?故而，钱粮不得不额外加增，差徭不得不民间摊派。如果遇到歉收之年，州县官员按例报荒，则停止征收，经费没有来源，公事也只能被搁置起来。所以，不到民力殚竭实在不能再征之时，一般情况下，州县之官不肯上报岁歉。不能说他们都残忍成性，而是形势逼迫。如果百姓偶遇灾祸，立即加以抚恤，则根本未伤而元气易复; 等到十室九空之时，再议及灾荒，尽管厚赈丰施，也解决不了问题，这大概就是官贫以致民困。”姚文田在分析了上述弊端后，又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臣再三熟思，一直寻不到良策，只想一下策，就是只有省事一法。各省高级官员，没有不是皇上历试信任之人，其平日之才优绌，品行优劣，无不在圣明洞鉴之中，如果不出什么差错，不应该轻易更调。自嘉庆四年皇上亲政以来，督、抚、藩等各级官员没有不自爱的。可是，新旧官员替换之时，衙署需重新整理，馆舍需重新修复，等到新官上任后，通省官员纷纷晋谒，这事是不能禁止的。新任之官自以为秋毫不扰，而不知这需要耗费多少钱财。上任之初，他对诸多事务尚不熟悉，都是听属吏们的禀报，等到他渐渐熟悉后才能有所作为，而这时又一任新官已到，他只能一无施展而去。有些官员考虑欠周全，一上任便大张旗鼓，想以此博得振作之名，没有考虑到对地方情形多未熟悉。现在看来他所做的尚有利，而实际上许多弊端已随其后，尽管后来知道，但悔之晚矣。因而，不如让这些官员久于其任，然后再考查他们的政绩。这样可以使他们有余力施养民之政。自古以来，图治之首要是任人，所以有许多官员屡次升官阶，但未改其职。”姚文田为说明自己的观点举出例子： “假如某县有一政绩突出的官吏，地方百姓十分爱戴他，忽然被人弹劾在案，不得不立即罢免，而其接替者不得人心，则善政便废止。又如，管理田地是很难的，才优者不一定能胜任，而能胜任者也许仅属中下，不能让才属中下的人管理，这就受到条例的限制。看来，用人之计是需要改革的。”姚文田将奏疏呈给嘉庆帝，并再次陈述用人得当，管理好地方才不致发生“林清之变”。

嘉庆帝看了姚文田的奏章，十分赞赏。不久，姚文田升为詹事，充文渊阁直阁事，官至三品。

嘉庆十九年正月，姚文田再次上疏，提出养民爱民，不施以残酷刑罚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他在上疏中指出： “自嘉庆四年以来，十余年中，每年都有灾害发生，圣上每年都下抚赈之诏。去年，京城以南的陕西、河南等数省患饥荒，才发生了林清等人乘机骚扰一事，黄河至今仍为大患。而天地之财不足以养越来越多的人口，于是，便生出许多奸诈之事。如若禁其奸诈，只有用刑法束缚。这如同河一样，其源不清，其流也不能制。《书》言：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上级对下级，不必患其不畏，而应患其不爱。任刑之时，不过使民畏而已。老子曾说：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因而，民不畏死，用刑对待又如何?”姚文田通过对比秦、汉来说明养民爱民的重要性，他指出： “汉文帝时，与民休养不致出奸诈之人; 秦朝专尚法律，法律极为严酷，却陈胜一呼，乱者四起，这就是使民畏的结果。秦时往往有奸邪之人，陷害某人有罪，常牵连许多无辜之人。胥吏惟利是图，明知受牵连的人未必都有联系，便借势勒索，以肥自己。倘若是平常百姓之家，一经与官讼有染，即使平反昭雪，家产也已倾尽。凡国家设立的大小官员，均各有专职，而能亲民、爱民的官职，皆在于州县，中央和省府的官员只是听取下面的反映。数年以来，中央政府已开上控之端，于是刁民得逞，督府两司又畏其有内控之举，不得不遇案亲提。本所控告不过一人，而牵连者常至数十人。农民废耕，商人废业，中道奔波，受胥吏折磨，甚至被折磨致死。虽然处原告之人以极刑，可是那些被诬告的人，又怎样得到补偿呢?一案未结，又一案相连者相继而至。若马上定案，则承问之官必用刑，百姓不胜其苦，只能屈招，蒙冤之人更多了。如此下去，怎么得了?”姚文田提出了自己对养民的看法： “臣以为，事案俞多，纷扰愈众，刁民易逞其谋，而良民徒增苦累。应该令各省大小官员，凡遇可以早结之案，酌情处理，即时速结，勿多株连。官民上下相爱，则暴乱不作，休和可致。所谓养民之政，不能有外于农桑本务。以江南为例。江南土地面积很小，无法与中原相比，赋税却比北方重，而京畿一带的给养皆出自江南，是因为人尽力。兖州以北，古称沃野之地，河南一省历代称为富庶之地，而百姓辛勤播种之后，一无设施，只有等待上天恩泽，水至则田亩皆淹，水去田地又干涸。久之，地成旷土，人尽惰民，怎能不穷困而为盗贼?不懂久长之计之人，以为此说过于严重。不想每遇歉收就要缓征赋税，重者还需要发粮赈恤。假如把这些累加起来，需耗费多少资财?假若早些认识到，何至于此?臣见历来州县保荐，必首列劝课农桑，其实尽属虚谈，从不过问。又有官员谎报粮价，虚报收成，相习成风。应该痛斥这些积习，极图裕民，则数年之后，田野皆辟，水旱有资。总之，民之犯刑，由于不懂规矩，其不懂规矩，又源于缺乏衣食，的确如此。因而，养民为首务。”

姚文田的这篇关于养民的奏章，深深打动了嘉庆帝。嘉庆帝从乾隆手中接过的不再是康、乾时期的盛世，而是百病皆出。日益走下坡路的乱摊子。嘉庆帝在位期间，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官僚统治机构日益腐朽，吏治陷入腐败的泥淖，大小官僚结党营私，互相倾轧，贪污腐化，贿赂公行。土地兼并严重，广大的贫苦百姓多是没有立锥之地。对于百姓的苦难处境，嘉庆帝是有所了解的，官逼民反的现实更使他心有余悸，连连发生的农民起义搅得他日夜不安，对他来说，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安定百姓的生计，已是刻不容缓。嘉庆帝正苦于无法改变这种日益困败的局面，姚文田的力劝重农桑以养民的奏章使他好像看到了中兴的希望，立刻下诏给各省，以劝课农桑为急，速清讼狱，严正诬枉。谕曰： “姚文田奏请急农桑、缓刑狱一折很有道理。国家政在养民，农桑者为天下之根本。我曾亲耕，皇后也亲织，为天下人做表率。民生之所急，一天不食则饥，终年不制衣则寒。布帛菽粟，事关重大，国家定例考核官吏，首先看劝课农桑。古之物土耕9余岁有丰歉，百姓无冻馁者。现在，土地肥沃，多以莳芋，仓廪所储，还兼以酿酒，地利未尽，是由于禁令松弛了。地方偶遇偏灾，虽力赈抚恤，百姓仍免不了饥寒。因此，各省督府及州县，务知朝廷重农贵粟之意，以劝课农桑为急。凡境内土质肥沃的，均令种植嘉谷，地产增多，衣食足而知廉耻，富教之政，莫过于此。这样，便可以除莠而安良。如果讼狱繁多，株连者众，就会妨碍农业生产。所以，行刑官吏，遇有应审之案，务必断清，不要拖累无辜之人，以恤民生，以厚民俗。”嘉庆帝虽然颁发了上谕，但执行的很少，各地官吏仍然对百姓敲诈勒索，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由于姚文田提出的爱民养民的建议正中嘉庆帝之意，因而受到皇帝的赞许，嘉庆十九年闰二月，升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五月，任庶吉士教习，专教那些文学、书法优秀的新进士。嘉庆二十年，任兵部右侍郎。嘉庆二十一年，调任礼部右侍郎，后又调为户部右侍郎。嘉庆二十二年三月，充会试副考官，不久又转为左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同年七月，姚文田由于违例保举了不胜外任的钱学彬，被下到吏部议处，降二级留任。嘉庆二十三年三月，姚文田与定亲王恩等被派往盛京(今沈阳)，恭送玉牒，并行大礼。九月，颁布了他在任礼部侍郎时就拟好的《科场条例》。由于姚文田书法很好，嘉庆帝命他刻载乾隆皇帝的庙号“高宗法开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至纯皇帝”。不料，一向谨慎行事的姚文田出了差错，刊刻有误。下部议处，吏部议处的结果是降四级调任，嘉庆帝认为姚文田在宫内行走谨慎，一直未出过错，于是加恩改“调任”为“留任”。嘉庆二十四年四月，充任殿试“读卷官”。九月，提督江苏学政。

就在姚文田在江苏任职其间， 嘉庆帝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离开了人世，其次子宁(后改旻宁)即位，即道光帝。道光时期，貌似昌盛的大清帝国，已是江河日下。此时，清王朝内部面临亟待解决的两大难题，一是吏治败坏，二是财政困难。由于长期以来的政治腐败，各级大小官吏损公肥私，加上镇压人民起义花去大量钱粮，致使清王朝财政陷入困境，国库空虚年甚一年，康乾之际的盛世一去不复返了。正当清王朝国势日衰，政治、经济、军事朽败之时，西方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却翻开历史新的一页。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正积极向东方拓展势力，清王朝统治下的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文明古国，自然是西方殖民者的目标。摆在道光帝面前的不仅有内忧，还有外患。而他这个躬亲秉政、勤勉国事，意在做个贤明有为之君的新皇帝，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填补国库亏空，保障关系国计民生的财政问题。

道光元年(1821)，为解决财政问题，道光帝令大臣们商议。这时，江浙督抚孙玉庭等议禁漕务浮收，明定八折，实许加二。清代，每年需征调南方各省粮食400万石，经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运往京师。为北运所征粮食，称为“漕粮”; 漕粮由水路北运，称为“漕运”。漕运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同时损失、耗费粮食颇大，因而，除征正额外，还预征途中损耗及各种费用，谓之“浮收”。负责承办漕运的官员任意立各种名目，横征暴敛，每征漕粮一石，百姓往往实缴二石五斗。江南许多地区不堪负担如此之重，拖欠漕粮现象时有发生。后来，又向百姓征“折耗，就是借口粮食存放过久，有“鼠耗”、“雀耗”等，故加收折耗粮，每石正粮加收折耗高达二斗五升之多。许多百姓被逼抗粮，征收漕粮之难成了清政府的一大难题。姚文田向道光帝进言： “现在，东南大务有二： 一为河，二为漕。漕务之法行之已久，弊端滋生，东南财赋甲于天下，尤以江苏苏州、松江，浙江嘉兴、湖州为最。乾隆三十年以前，并无所谓浮收之事，官民皆裕。其后诸弊渐生，浮收出现，不久又有折扣之举，开始每石不过折耗数升，后来出现5折、6折，百姓终日勤劳，所获不足以养家，因而不能不与官吏相抗。”姚文田向道光帝陈述所闻： “臣去年至苏，听说金坛、吴江等县已酿成事端，可是那些百姓都是良民而非莠民，只是他们不能向上面反映实情。各州县也有不得不浮收的，因为州县官署支领经费实不够用，无论大小公事，都需出钱料理，只能浮收，故而，他们甘受民怨。当然，也有许多人借浮收之机肥了自己。州县受用苛捐重税剥削百姓之名，实际受益者是那些运丁们，所以一提及运丁，没有不痛恨的。然而，他们中也有许多人不得已为之。运船终年行走，日用消费比平常百姓之家倍增。从前运道深通，督漕大臣们只求重运，能如期抵通州，并不检查货物。运丁们开船时带上许多南方物品，到通州售卖; 回去时再带些北方产品，沿途销售。乾隆五十年以后，黄河屡经倒灌，使运河受害，漕臣们考虑到船重则难行，不得不严禁多带货物。从前商力充裕，运漕粮的船空回路过淮河时，往往私载许多盐，而漕臣们认为每年不过一次，也就不搜查了。近因商力亦绌，严令盘查，运丁们的收入已尽，加上运道又浅，反而增添许多拨浅费用，这些费用不从州县出又能从哪里出呢?运丁们又不能向上反映实情。数年前，因津贴日增，定例每只船准给银300两，然而运丁们实不够用，重船则不能开。重船迟久不开，是州县的责任，上级要怪罪下级，无奈，州县只能私自增给银两以开重船，所谓300两，实际是虚名。现在因为浮收过甚，严令收漕不得过8折，然而州县入不敷出，只能再折，所谓8折，仍然是虚名。”姚文田在分析了州县加征浮收的原因后指出，如果明令8折，实际不止8折。他最后说出了危害： “既然8折仍为虚名，则百姓必然抗官，而抗官者又必以法办。由此，事端滋生，都是出于民心不服。如果将这些百姓都以法论处，则既困浮收，又陷法网，人心恐怕更不平; 如若姑息隐忍，则开百姓犯上之风，将导致无法收漕。因而，这关系到纪纲法度，实在重要。”

姚文田的这个奏折奏入后，道光帝予以重视，命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奏，议奏后呈给皇上。在廷诸臣多认为姚文田说的有道理，切中时弊。道光帝颁发上谕，禁浮收，裁革运丁陋规，严禁运丁勒索州县。8折之议遂止。

道光二年，姚文田在江苏任满回京。道光帝认为户部堂官在内廷行走者较多，命姚文田回署办事，不必在南书房行走。道光三年，充经筵讲官。道光四年七月，擢左都御史。十二月，道光帝特赐姚文田紫禁城骑马。道光五年，充顺天乡试副考官。道光六年，署工部尚书。道光七年，擢为礼部尚书。十一月，病死在任上。道光帝闻讯，痛失良臣，颁行上谕，以示哀，谕曰： “姚文田于嘉庆年间，由修撰洊陟卿班，入值南书房，晋阶卿贰。朕御极后，擢任左都御史。本年复授礼部尚书。久值内廷，历司部务，清勤敬慎，克尽职守。方期益资委任，乃遘疾数日，既而奄逝，闻之殊堪轸惜。著照尚书例赐恤。任内所有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部察例具奏。”不久赐祭葬，谥“文僖”。

姚文田对自己要求严格，几次提督学政，革除陋例，斥伪礼，选拔真才。姚文田一生谨慎行事，不为激亢之行，平易近人，受人尊敬。姚文田学问颇深，嘉、道两朝许多廷臣悉心向他求教。姚文田在考据学方面颇有成就，深受考据学派吴派的影响，尊崇、信守汉儒的说经，同时继承了皖派戴震“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态度从事考据。史载，他推崇宋儒之学，而尤究心汉学，著有《易原》、《春秋月日表》、《说文声系》、《说文考异》、《邃雅堂文集》。

姚文田不仅博综群籍，还兼懂天文占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