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行旅与作品中的丝路文化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李白的行旅与作品中的丝路文化

李白一生喜欢旅游,他自己曾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其实李白一生有三次与丝路文化相关的大的旅程。第一次是幼年之行,五岁时随家人由碎叶回到内地,走的大体是陆上丝路的线路。第二次是壮年时由川出峡,由南向北,走的大体是后来茶马贸易的路线。第三次是中年时由西向东,从中原到边地。这次旅行是安旗等学者最早发现的,安旗先生指出李白曾到过北方的幽燕一带。这三次大的旅行,都使他有机会接触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习俗。

李白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民族战争的态度,颇有些与众不同,超越时代之处。他在《古风》其十九中说:“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这是对安史之乱的批判,由于安史之乱是胡人将领的叛乱,所以他大力批判,态度和当时大多数诗人一样,对导致生灵涂炭的叛军挞伐批判。但有些诗中则可看出他的不一样之处,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对哥舒翰攻取吐蕃石堡的战争持批判态度,与当时王维、储光羲、高适等对此一味歌颂相比较,思想的高下深浅就显示了出来,在这一点上李白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伟大诗人。还有《古风》其四十三、《书怀赠南陵常赞府》抒发对唐王朝攻打南诏大理国的看法,也是持大力批判的态度。

当时的文士多有“夷夏之防”的观念,但李白却没有。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可以说李白能够领会唐太宗“华夷如一”的民族思想,所以能够在夷夏观念上超越时代,他不是一个只会舞文弄墨、雕章琢句的小文人,他是一个有大中华思想、天下意识的大诗人。这是我们研究、认识李白作品时需要注意的,不应只在字句上钩深索隐,而是要在大处领会李白超越时代的伟大之处。周勋初先生曾发现,在李白的全部诗文中,从未用过“蕃”字、“番”字或“蛮”字。只出现过“陈蕃”的“蕃”字,但这是古人的名字,不是对少数民族的称呼(《诗仙李白之谜》)。李白诗中用过“胡”字,但这是一个中性词,不含有轻蔑意思。李白思想能达到这一境地,可以说和他深受丝路沿线多民族文化影响,自幼具有民族平等的意识不无关系。

李白《战城南》诗中说:“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是《老子》中的说法和思想。李白吸收这种热爱和平的思想观念,主张不轻启边衅,不轻言战争,与杜甫《兵车行》中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反对穷兵黩武旨趣相通,思想深邃,境界高远,值得今日世界各民族人民温习和思考。

李白中还描写了不少西域地区音乐、舞蹈等文化内容,如《前有樽酒行二首》其二说:“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葛景春先生认为,李白《东山吟》“酣来自作青海舞,秋风吹落紫绮冠”,《扶风豪士歌》“脱吾帽,向君笑。饮君酒,为君吟”等诗表明,他“本人也能自编自跳青海舞、脱帽舞等”胡人的舞蹈(葛景春《李白及其诗歌中的丝路文化色彩》)。李白又有《僧伽歌》一诗,描述他和从南天竺来的僧人僧伽熟识、交往的情况,也颇有异域色彩。

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曾记载说:“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是白之轻财好施也。”表明他是一个乐善好施的慈善家。但乐善好施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李白做好事的底气从何而来呢?有学者曾指出他的父亲可能是富商,所以能提供给他优厚的旅行盘缠(见麦朝枢《李白的经济来源》)。他这样的行为行事方式,也和一般中国士人的做派不大一样。

总之,李白的家庭、他自己身上、他的诗文中都有不少迹象表明,他与丝路文化有着比同时代一般诗人更为密切的关系。通过上面的简要介绍,这些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从纵向时间的维度来看,李白诗歌是唐前诗歌传统和唐代诗歌创作交流融汇的结果。从空间维度上来说,李白诗歌也是丝路文明互鉴的产物,是多元文化交流的结晶。可以说,李白诗歌也是唐代汉民族文化与丝路沿线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多元共进的结果。第二,天才李白的个性是不可模仿和复制的,是难以学习的。但他的成长过程却对我们多有启发,可以借鉴,如多语习得、多元文化素养、多环境亲历亲闻,都是现代人应该努力学习和效仿的。第三,李白家族虽有可能在丝绸之路的某个节点地域生活过,李白本人虽然也受异域风气的濡染熏习,但他的思想根基和灵魂深处仍由中华文化积淀而成,他的创作也展示出汉语诗歌顶峰上的无限风光。

最后,套用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的话,如果说丝绸之路是一部全新视角的世界史的话,那么李白诗歌就是世界文化史和世界文学史上最璀璨耀眼的篇章。现在我们正大力寻求中国文化走出去,其实,早在一千多年前李白和他的同行们早已走向了世界,并且又走了回来。这对于今天的文化发展建设是有启示意义的。

(《光明日报》记者张哲浩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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