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儒学·现实的重缚与理论之鹰·“风云渐厚鹰飞扬”

迷梦惊觉—近代儒学·现实的重缚与理论之鹰·“风云渐厚鹰飞扬”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有感一首》)甲午战败，马关议和。仅仅五年，又是联军入京，两宫“西狩”。屈辱的条约使中国戴上了沉重的枷锁，也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最难堪的一页。国人在震惊、愤慨之余，不得不深长思考：现行政治究竟还能不能保全中国? 现行文化究竟还能不能固结人心? 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救死不遑的紧迫感和再难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耻辱感，一齐汇集积压在人们的心头。寻找民族出路，探求救国方略，一时成为众多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中华民族觉醒的时代就此开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活剧也就此开场。

这一回新文化的开场以戊戌维新运动为标志，历经二十世纪初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逶迤直接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波后浪相随相续接近三十年。从近代文化史的角度看，这近三十年可视为中国新文化大踏步加速度前进的重要历史阶段。鸦片战争前后，龚、魏等倡导“经世致用”，流行三十余年，紧接着“中体西用”流行也有三十年。可是从戊戌维新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近三十年中，社会文化思潮流转之速、变迁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所呈现的许多基本特点也十分鲜明耀眼。

(1)救亡图存。

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是贯穿这近三十年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题。从维新志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他们留下的众多文字著述，大多与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相关。很少有人离开救国救民空谈文化学术。爱国志士、改革前驱和文化战士，三者每每集于一身，从而使得抵御外侮、变革现状和思想启蒙成为三位一体共生并长之枝。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文化主题，有助于民族觉醒和思想解放，也有助于新旧文化的加速流转代谢。

(2)西学东渐。

西学的源源而入是推进这近三十年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动力。甲午战后，西方文化以更广泛的内容为中国先进知识界所迎受。在声光化电和坚船利炮等工程技术外，它如生物进化、血液循环等科学理论，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民主思想，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等政治制度，父子平等、男女平等等社会风俗，普及教育、舆论自由等文教制度，偕同达尔文、赫胥黎、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康德、叔本华、拿破仑、华盛顿等一大批西方学界和政界名人联翩而来。西方新学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到心态文化的不同层次，直叩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外壳与精神内核，其范围之广声势之大都为既往所未有。

(3)审视传统。

对传统文化的审视批评渐深是这近三十年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特色。1895年严复就中西文化所作的那一著名比较，最能透出此中消息。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在中国先进知识界的价值评估表上行情开始见坏。在严复意中，政教风俗方面，中国重三纲、亲亲、以孝治天下、尊主、贵一道而同风、多忌讳，西方明平等、尚贤、以公治天下、隆民、喜党居而州处、重讥评;经济观念方面，中国重节流、追淳朴，西方重开源、求欢虞;处世为学方面，中国美谦屈、尚节文、夸多识、委天数，西方多发舒、乐简易、尊新知、恃人力(严复《论世变之亟》)。相对于严复敦厚雅达的文字，谭嗣同高呼冲决传统文化网罗束缚，就显得汪洋恣肆、锐不可挡。而开初以谭嗣同事业继承者自居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随后高张其政治革命、种族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大旗，义无反顾地在政治旧垒和文化旧垒前叫阵挑战，更应和着当时兴起的批孔思潮，蔚然成为气候，直接启导了五四反孔思潮。

当然，不容讳言，这近三十年的新文化运动也有其明显的不足之处。

不足之一，为能力所限，接受西方思想文化颇有混乱和肤浅之弊。梁启超事后反省道，当时生长在“学问饥荒”环境中的中国知识界，很有饥不择食之态。加以当时引进西方文化的“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清代学术概论》)。梁氏因归咎当年西洋留学生大都未参加这一文化运动，为深有负于国家。确实，除严复以其信、雅、达三皆妙绝的著译文字为此运动推波助澜极称其劳，西洋留学生中尚少可意人物。直到五四前夕，许多西方文化主要还是通过东洋留学生辗转输介国内。

不足之二，为认识所局，文化运动中实用功利的色彩比较浓厚。救亡图存的时代环境决定了这一阶段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至为密切。文化为救亡图存变革现实服务，原无可非。然而文化与政治结合得过于紧密，也就造成了一种过犹不及的情况，即文化过分从属或完全服从于政治。在此时期文化思想上的论争不断，却几乎无一为纯粹的文化之争和学术之鸣，几乎无一不为政治斗争在文化思想领域的表现。那些声名卓著出类拔萃的文化名人，也很少为与政治斗争无关的纯粹文化巨匠。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此种实用主义的流行，终究有碍于多元化、多样化、兼容并包的文化大格局的形成。

不过，纵然有所缺憾，新旧世纪之交的这近三十年毕竟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积累最多、成果最丰的收获期。前此半个多世纪诸多有识者的辛勤垦拓播种，至此终于有所告成。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这是《逍遥游》的开篇名文。庄子在这里为读者描绘了一个充满瑰丽浪漫色彩的广大无穷的世界，巧喻鹏鸟展翅必有所待，非厚积风云不足以负其大翼，更无以胜任由北冥徙于南冥的漫长行程。深广厚积的中国传统文化，要完成其伟大的迁徙，也类于此。西方文化风云来会，月积岁累，终于蔚然沛然形成气候，为其新的起飞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一起飞虽无“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惊天动地盛况，却也决非庄子讥鄙的那种翱翔不出蓬蒿、腾跃不过数仞的斥鷃所为。所以，作者还是乐用《诗经》所称的“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来形容它。

中国新文化理论之鹰完全有资格俯瞰笑傲那些踟蹰觅食于蓬蒿间的斥鷃。他们追求真理和真知的睿智目光，力图越过万里重洋之宇和千年王朝之宙。他们有所凭借，又有所期待，出于传统，复高于传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黄遵宪、张謇、孙中山、章太炎、邹容、蔡元培、张元济、王国维、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等，这一代跨世纪的文化精英的荣耀名字，注定要镌刻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丰碑上，成为近代中国文化变革鹰扬上升的标志。

在这些杰出人物中，让我们的目光暂先瞄准从传统儒学文化的迷梦中最先惊觉的几位代表人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