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学·富国学的嬗变与转型——清代·以陈炽《续富国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富国思想

富国学·富国学的嬗变与转型——清代·以陈炽 《续富国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富国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古老的帝国被迫向西方开放。随着西学东渐，延续达两千多年的富国学在欧风美雨的侵蚀、影响下，发生了一种基本的转型，即向西方学习，吸收西方经济学来丰富自己，探求新的富国裕民强兵之术。形成了以陈炽的《续富国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富国思想，构成富国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下面以《续富国策》为主，结合郑观应、薛福成等人的富国思想加以综述。

陈炽《续富国策》一书并非是续李觏的 《富国策》，而是续的亚当·斯密《国富论》。《富国策》是《国富论》一书被英国传教士介绍到中国来时所用的书名。陈炽在《续富国策·自叙》中说：英国“有贤士某，著《富国策》，极论通商之理，谓商务裒多益寡，非通不兴”，英“商务之盛，遂冠全球”。陈炽说自己这部书是“为救中国贫弱而作”，名以《续富国策》，是希望中国能“他日富甲环嬴，踵英而起”。但实际上陈炽的《续富国策》主要是一部发展生产力的著作，这同《国富论》不完全相同。这也说明陈炽所追求的目标乃是全面振兴经济，扩大国民财富总量，是广义的富国论。

陈炽对义利关系给予了新的解释。他说“义”就是肯定个人追求私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承认人人自由追求财利的权利，这就是“义”。所以“义”是一种“公利”，公利同私利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他说： “惟有利而后能知义，亦惟有义而后可以获利”(《续富国策·分建学堂说》，以下凡引自本书，只注篇名)。这是说承认个人追求私利的合理性，最终在客观上能促进整个社会的总福利。薛福成把这层含义说得更为显豁：“人人各遂其私，人人之私利既获，而通国之公利寓焉” (《出使日记续刻》卷四)。这显然是受了斯密自利说的影响而产生的认识。陈炽揭露和批判了顽固派“口不言利”实则极力罔利的虚伪性，指出他们打出贵义贱利的旗号乃是为反对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吾虑天下口不言利者，其好利有甚于人也;且别有罔利之方，而举世所不及觉也”。他说：“古圣人盖日日言利以公诸天下之人，而决不避言利之名”(《攻金之工说》)。这实际上是在为发展资本主义商品货币经济作思想意识形态上的辩护。

《续富国策》全书贯穿着在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陈炽正确地阐明了向西方国家开放学习与维护民族利益的关系。他说：“西法之善者可行也，西人之狡者可畏也。”他讥讽“因恶西人而摒西法” 的顽固派为 “坐井观天，终至坐困”，但又斥借口学习西方把中国之利权拱手让于洋人的投降派“开门揖盗，受制于人”。他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既要在各经济部门“兼采西法”，而在涉及主权的工作中“专用华人”，“惟兼西法而后古今之变局不能挠; 惟用华人，而后中国之利权不为夺”(《庸书·西法》)。

坚持生产决定分配和流通，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是陈炽富国论的一个突出特点。他说：“昔者吾友尝言之矣，曰：‘三代后之言财用者，皆移之耳，或夺之耳，未有能生之者。’……若生财之道，则必地上本无是物，人间本无是财，而今忽有之”(《自叙》)。分配和流通领域都只能实现财富的转移，只有生产领域才能实现财富的创造。从陈炽对生财所作的定义式的表述可以看到，他所指的能生财的部门已不限于荀子所说的“田野县鄙”即农业生产，而是囊括了所有生产性的活动。

陈炽比较深入地分析了国民经济中农、矿、工、商这四大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对各个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在这些部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对国民经济进行这样综合而具体的分析，在他之前尚未有过。陈炽对这四大部门相互关系的总的认识是：“商之本在农”，“商之源在矿”，“商之体用在工”(《创立商部说》)。这里主要说的是农、矿、工等部门的发展是商业发展的基础，生产决定流通。在这个前提下，陈炽又充分肯定商业在富国中的作用，肯定了流通对生产的反作用。他早年曾有 “泰西以商立国”(《庸书内篇》)之说，后感觉有片面性，又提出“工商二事实泰西立国之本原”(《庸书外篇》这一比较全面正确的说法。这是非近代不能出现的认识。

陈炽对于农业在富国中的重要地位是充分肯定的，他指出： “农政之所关，又在各务中为至重”。(《讲求农学说》)“商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农业的兴旺发达可以生产百物，这里已不限于传统的粟米布帛畜产等，而应包括了种类繁多的轻工业原料，正因此，陈炽认为农事兴就为国家开通了利源。他动员和建议那些“拥田数千亩数万亩”的大地主，仿照英国大农场主的经营方式，采用雇佣劳动，“考求培壅收获新法，购买机器，俾用力少而见功多”; 动员那些拥田数十亩的中小地主，“则宜仿法国之法”，实行一系列集约化经营措施，实行小农场经营 (见 《讲求农学说》)。

矿业是商之源。“矿务开，则五金旺，而财用可丰也”。五金指铁、金、银、铜和铝锡汞等杂金。他说铁“其用至广至神”。金银可用于铸造货币，“伐山开矿，就地铸钱，免西人垄断之虞，有四海流通之利，商务日振，工艺日兴”(《庸书·圜法》)，是说开矿铸钱，可为商业提供资本，故曰“财用可丰”。

工业受到陈炽格外重视是不奇怪的，他认为西方各国的强大就在于工业发达。“工者，商之本也，生人利用之源也”(《庸书外篇·考工》)。“商之体用在工，工艺盛，则万货殷阗(盛)，而转运流通可周行四海也”(《创立商部说》)。商之体在工，是说振兴商务的前提是发展工业，工业越发展，各种工业品就越多，“万货殷阗”，商业才能越兴旺。但商业发展又会反过来促进工业的发展，扩大市场，使万货转运流通，周行四海，为工业生产提供刺激，这就是说商业是工之用，也就是商之用在工。郑观应也说过：“有商无工，……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 (《盛世危言· 商战》) 薛福成认为 “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筹洋刍议·商政》)。“工实居商之先”(《庸庵海外文编》，说： “中国果欲发愤自强则振百工以预民用，其要端矣”(同上)。都能坚持着生产决定流通的正确命题，而且显示着近代社会中工业地位日益上升，日显重要的特征。

陈炽提倡用资本主义方法发展工业，主要有以下两点：(1)发展机器制造业，采用机器生产。他说发展机器制造业是发展中国工业的关键：“中国开辟利源关键，振兴工业之权舆”，“中国不能制机，中国之工商即永不能力争先着也”(《制机之工说》)。这种思想几乎是当时先进的人们的一种共识。如郑观应也认为：“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主张“设专厂制造机器”(《盛世危言三编》)。(2)兴办工厂。陈炽说：“天下穷民谋食之路，惟机器工作厂为最丰，亦惟机器工作厂为最力。” (《工艺养民说》) 他动员“富人出资立厂”，说这是行“天下之功德”(同上)。薛福成也主张“劝商民购机设厂”，说这是“养我贫民”，“扩大生计”(《庸庵海外文编》)。此外，他还提出发展工商业以公司这种组织形式最佳，甚至说：“公司不举，则工商业无一能振。工商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 (同上)

关于商业的地位和作用，陈炽从财富的移和夺不同于财富的生产的正确命题出发，认为商业只起流通万货的作用。但他认为这并不等于商业不重要，相反，他高度评价商业的地位和作用：“制国用者必出于商，而商务之盛衰，必系国家之轻重，虽百世可知也”(《庸书外篇》)，他说：“国用出于关税，关税出于商人，无商是无税也，无税是无国也”(《创立商部说》)。他说当时“中国之商力衰矣，中国之商情屈矣”，其原因是“中国积习相沿，好持崇本抑末之说”。他说：“泰西各国皆设商部，另有商律，专主护商。”他建议中国仿照西方国家 “立专官”，“定专律”，说：“不立专官，定专律，则商情终抑，而商务必不能兴。”(均见《创立商部说》)郑观应认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他批评清政府“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盛世危言·商务》)。提出：“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盛世危言·自序》)。他们都提出了建立发展商品市场经济的政治保证和法制体系这一重大问题。

陈炽还主张积极发展对外贸易，认为这也是富国的重要途径之一。他正确地认识到对外贸易从根本上说只是财富的转移，并不能创造财富，是“移夺外国之财以归中国者”(《自叙》)。他提出：“振兴商务，开拓利源，出土地之所藏，以与之征逐互市”(《庸书·自叙》)，“农也，矿也，工也，商也，皆取我地上地下本有之物，制之售之，以收外泄之利源，而还之中国者也。”(《分建学堂说》)，即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与西方国家竞争。他说，这样“既为薄海塞一分漏后卮”，“为外国减一分利权”(《自叙》)。从比较成本学说来说，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可用本国劳动成本相对低的产品从国外换回在本国生产要花费较高成本的产品，从而在不增加劳动总量的情况下使商品使用价值总量增加，因此陈炽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问题是当时在对外贸易中，中国处于不平等的劣势地位，实际上遭受着双重的利益流失，一方面中国出口的农矿等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大大低于其价值，而进口的西方国家工业品的价格又大大高于其价值，这就是至今也未解决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初级产品同制成品的不等价交换问题。陈炽看到了这一事实，他说中国出口品为“生货”，“取值至贱，获利至微”，外口进口品为“熟货”，“一物之值，贵至万千”(《器用之工说》)。又说：“外洋入口之货，皆工作所成;中国出口之货，皆土地所产，工拙相越，贵贱相悬，而中国之金银山崩川竭矣。” (《庸书外篇》)陈炽认为，要消除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唯一现实的选择是发展中国的机器大工业，这应该说是很有远见的。

陈炽的富国论中还包含有重视科学技术的观点，这也是郑观应、薛福成的观点。陈炽认识到发展工农业生产必须讲求科学技术。他提出：“宜荟萃中外农书，博采旁稽，详加论说……括以歌辞，征以事实，颁以乡塾以教童蒙……家人妇子，力穑劝功”(《庸书·农政》)。郑观应也说：“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必视工艺之巧拙”(《盛世危言·商战》)。薛福成称： “中国欲振兴商务，必先讲求工艺”(《出使日记续刻》卷五)。基于这种认识，郑观应提出了“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盛世危言·自序》)的建议，这已是很明确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概念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以陈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富国思想和历史上的富国思想虽然都以追求富国裕民为目标，但二者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却是大异其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