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明志

淡泊明志

明志、立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道德规范，是儒家提倡君子修身立德的必修内容。中国历代先贤无不立志高远以修身养德、报国安民。

志当存高远

诸葛亮说：“志当存高远。”只有志向远大才能克服眼前的困难和自身的弱点，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行。古人常常登高望远，表明心志，“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胸怀大志，不计一时的得失成败，才能最终实现宏伟的志向。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许多俗语，用来激励人从小立志，如“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年立志出乡关，削弱不成死不还”“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等。东汉名将马援“少有大志”，以“丈夫立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自勉，为国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所以说，树立远大的志向对人的一生是很重要的，但这种志向必须是符合道义的，否则，就不会有崇高的人格境界。

远大志向和宏愿反映的是很高的心性和境界，人各有志，言志、明志、立志可以明心，可以见性，更可以坚定自己的返本归真之路；也可以观其志，找到差距而有所促进，子路之志直率而豪迈，可以增进友谊、同甘共苦、去除自私自利；颜渊之志敦厚于德行，可以充实本性、修己利人、淡薄虚名；夫子之志心里装的可能是天下人，仁心仁术，无私无我，为着天下人在着想。

诸葛亮还说过：“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即不恬淡寡欲就不能确立远大的志向，不排除杂念就无法深谋远虑。这是诸葛亮对其子的谆谆教诲，也是他关于修身养德的至理名言。

一个人利欲熏心，就不能有远大的志向；心气浮躁，很难有真知灼见。只有淡泊名利才能立志恢弘，心态平和才能深思熟虑。崇高的理想必然要远离世俗的贪欲，透彻的思维也经常从宁静的心境中流出。崇高的人格，需要崇高的情志来支持，需要在淡泊和宁静中不断追求和升华。

古人讲：“有志者事竟成。”并不是说确立了远大的志向后，就可以坐等成功了。在立志与成功之间，还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如果没有实际的付出，再高远的志向也是空中楼阁。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弘扬佛法，历尽磨难，前五次均告失败。但是他没有放弃，直到第六次，终于到了日本，把唐朝的文化带到日本，他本人成为日本律宗的创始人。

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意思是志向远大的人不可以不刚强坚毅。子路问道：“先生认为应该怎样做才会刚强呢？”孔子回答说：“君子可以随和，但是并不随波逐流，这才是真正的刚强啊！君子要做到和而不流，就要立定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国家政治开明，自己也不改变穷困时的操守；国家暴虐，没有德政，至死也不改变平生的志向，这才是真正的刚强啊！”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做人应该坚持合乎正道的主张和原则，不能随波逐流，依正道选定的价值目标要有坚定的信念，只有这样才能激励自己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勇往直前，以无畏的勇气、毅力和信心去实现远大的目标和理想。

君子固穷　志不温饱

子曰：“君子固穷。”意思是君子要安于贫困，不失气节。北魏中书侍郎高允正是一个“固穷”的“君子”。

北魏朝廷的官员都没有俸禄，但一般官员都有自己的家产，而高允却没有。他家里一贫如洗，常常靠他的儿子们上山打柴维持生计。但这并没有改变他的志向。在朝廷中，他以直谏著称。朝廷内如果有什么事做得不合适，他就请求晋见皇上。北魏文成帝拓跋浚常常屏退左右，单独和他交谈。有时高允言辞激烈，切中要害，拓跋浚听不下去，只好让人把他扶下去。不过，拓跋浚对高允非常信任，特地提升他做中书令。

有一天，司徒陆丽忍不住对拓跋浚说：“陛下，高允虽然蒙受恩惠，可他家里实在是穷啊！”

拓跋浚一愣，说：“这怎么可能？”“千真万确，他的妻儿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根本无法出来见人。”

拓跋浚当即起驾，亲自来到高允家。他一看，高允家里只有几间草房，床上只有粗布被褥，妻儿穿的是旧棉絮做的衣袍，厨房里也只有些咸菜。拓跋浚感叹不已，马上赐给高允五百匹缯帛、一千斛粮食，并任命高允的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高允坚决推辞，拓跋浚不肯答应。从此，拓跋浚对高允更加器重，见面常呼他“令公”，而不叫他的名字。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意思是说，有志之士，既然存心在道，就不应该贪求享受，如果还以粗糙的衣服和简陋的饮食为耻辱，那就不值得和他谈论了。孔子认为，一个人斤斤计较个人的吃穿等生活琐事，他是不会有远大志向的，因此，根本就不必与这样的人去讨论什么是道的问题。

据说明代有一个叫邹立庵的人，他十六岁到京师会试时，与另一个前来会试的考生闲聊。那人一见面就问：“考上状元会有多少钱啊？”邹立庵听了掉头就走，不屑与他交谈。

人的志向不同，对事物的掌握、看法就会不同，所以心一定要端正，志向一定要纯正，否则在随波逐流中就容易迷失自我了。

宋代王沂，名曾，自幼刻苦读书，敦品励学，志向不凡。真宗时，王沂考上状元。有人跟他说：“考上状元，就一生吃着不尽，不用愁温饱了。”王沂很严肃地说：“我平生志向不在温饱。”后来，王沂历任宰相，廉洁自持，做事正直，朝廷很重用他。

可见，君子应该从小立志，志向要清廉高尚，志向倘若立得高尚、立得坚定，他日到社会上服务时，才不会被利益所诱。

晋朝的时候，有一位名叫夏统的人，博学多才，但由于当时奸佞当道，朝政昏暗，他一直不肯做官，很多人邀请他，都被他拒绝了。有一回他因事到京师去，顺便拜访太尉贾充，贾充希望把他留下来，帮助他处理政事，可是一直无法说服他。于是就想用权势来诱惑他。贾充召集军队、车马，排着整齐的队伍，吹着响亮的号角，请他一起阅兵，并对他说：“如果你答应做官的话，这些军队、车马就归你指挥，这是人人都羡慕的事。”“这些军队、车马的确雄壮威武，可是我对它们毫无兴趣。”夏统淡淡地说。

贾充听了，非常失望。但他想，你也许不喜欢权势，可是总不会不喜欢财色吧？于是他召来了一大批美丽的歌伎，穿着漂亮的衣服，在夏统面前翩翩起舞。他又对夏统说：“如果你愿意做官的话，这些美女就是你的了。”可是夏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这种享受是很难得，但也不是我想要的。”经过这么几次的劝说后，贾充知道权势、美色是无法打动夏统的了，于是愤愤地对家人说：“夏统这小子，真像木头做的人，石头做的心。”这就是“木人石心”成语的由来，形容一个人的意志坚定，任何诱惑都动摇不了他，如果他接受了引诱，改变了意志，那就是“逐物意移”了。

《论语》中记载：孔子与弟子们在陈国某地断绝了粮食，随从的人都饿坏了，不能起身行走。子路满脸恼怒地去见孔子说：“君子也有困厄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固然也有穷困的时候，但能安守节操。不过小人困厄了就不约束自己而胡作非为了。”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原宪居住在鲁国时生活贫穷，房屋简陋、门窗不全，遇雨漏水，他却端坐在里面弹琴。接待子贡时，他头戴破帽，脚穿破鞋，拄着木杖倚在门边。子贡问：“先生生病了吗？”原宪答道：“我听说，没有钱财叫作贫，学道而不能去实践者才称病。我现在是贫，不是病。”

由此可见，古代贤哲以安贫乐道为美，也告诉我们，应本着乐道固穷的精神进德修业。

贫贱不能移　但使愿无违

古人有“安贫乐道”的说法。孟子说：“贫贱不能使他改变志向，这才叫大丈夫。”孔子曾发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等慨叹。孔子最得意的门生颜渊就是一个安贫好学的人，孔子经常夸他用一个筐盛饭、一个瓢喝水、住在简陋的破屋里，却能做到一直不改他求道的快乐。面对贫穷时，能做到像孔子的弟子颜渊那样箪食瓢饮仍能安贫乐道的，才是真正的君子。

“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是陶侃的曾孙，祖父外祖父虽是东晋的名士，但是到陶渊明时，家道已经衰落。然而自幼就贫困的他，并不以贫为苦，他一生虽没有显赫的功业，但他高尚的人格和诗文的成就，却受后人崇仰传诵不已。

少年时期的陶渊明，对国家社会胸怀大志，曾自许“猛志逸四海”，但他身处乱世却有志不得伸。陶渊明一生只做过四次小官，每次当官的时间都很短，就是因为他达观自然、淡泊名利的本性，让他不愿在当时虚伪腐化的政治社会环境去同流合污。他最后一次做官是出任彭泽县令。他到任八十多天，碰到浔阳郡的督邮来检查公务。督邮的品位很低，是个粗俗而又傲慢的人，常假借巡视之名向辖县索取贿赂。县吏却说：“当束带迎之。”就是应当穿戴整齐、备好礼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渊明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意思是我怎能为了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地去向这些人贿赂献殷勤，于是辞官归隐田园。

当时他写了“归去来辞”一文以见其志，序文中说：“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在“饥冻”和“违己”的矛盾下，他做了不容易的抉择。这意味着妻儿将和他一起挨饿，意味着没钱买他最爱的酒……他甚至在饥饿的驱使下向人乞食！一代文豪苏东坡读到他的“乞食”诗也不禁为他感到悲痛！

但是在这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中，他却始终无怨无悔、安贫乐道，他以“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自我期许，不为自己的艰难处境担忧。可见陶渊明对自己是了解透彻的：与其在浑浊的溪流中随之浮沉，心中无法宁静，不如跳出这浑水，给自己的灵魂自由。对他而言，“违己”甚于“饥冻”。于是，为了做一个尊贵的“人”，他舍弃世俗的虚名，选择隐居务农，回到山林的怀抱，回归生命中真实的自己。

可见，现实生活的苦难并不会挫败一个有智慧与决心的人。陶渊明的勇气令人佩服，若非真正了解自己，若非热切地想寻求生命的价值与自由，一般人很难在利益面前做出抉择。身处乱世，举世皆浊，陶渊明能不同流合污，不出卖灵魂，尊重己志，选择挂冠求去以无愧我心。

威武不屈　松柏之志

蔡元定，字季通，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建州建阳（今福建建阳）人。蔡元定天性聪颖，八岁时就能写诗，每天能写数千字。曾经在西山顶上，忍着饥饿，吃着野菜苦读。后来拜朱熹为师，朱熹了解到他的学问后，大吃一惊，说：“你应该是我的朋友，而不应位于弟子之列。”

后来，朱熹遭到权贵奸臣攻击，蔡元定也受到牵连，被贬往道州。但蔡元定志节不屈，拄着拐杖与儿子走了三千里路，脚上都流血了，脸上仍没有半点难色。到了被贬地后，蔡元定丝毫没有担心害怕受到攻击和祸患，依旧坚持宣扬教化，广收门徒，远近慕名前来学习的人很多。他曾经训诫子弟们：“做人应独自走路时，面对自己的影子没一点愧疚；独自睡觉时，面对被子也没有一点愧疚。不要因为我获罪你们就懈怠了自己的志向。”意思是做人应堂堂正正，问心无愧，不要面对祸患就改变了自己的志向和节操。

蔡元定一生深明大义，坚守气节，淡泊名利。朝廷专权的奸臣被诛杀后，蔡元定被赐谥“文节”，以此表彰他学识渊博、坚贞不屈的操守。朱熹也惋惜蔡元定卓绝的才能、不屈的气节，这样的人以后再也看不到了。

宗世林是东汉末年南阳人，他和曹操是同一时代的人，但他非常瞧不起曹操的为人，不愿和他交往。后来曹操官至司空，总揽了朝政大权，对他说：“现在我们可以交往了吧？”他拒绝说：“松柏之志犹存。”

人大都不会甘愿过贫穷困顿、流离失所的生活，希望得到的是富贵安逸。但这必须通过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去获取。倘若是用不正当的方法得到它，君子就不会去享受；贫穷与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若是用不正当的方法去摆脱它，是摆脱不掉的。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德，又怎么能叫君子呢？君子没有一顿饭的时间背离仁德的，就是在最紧迫的时刻也必须依照仁德办事，就是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一定会秉持仁德去办事的。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如果立志于仁，就不会做坏事了。养成了仁德就不会去做坏事，即不会犯上作乱、为非作恶，也不会骄奢淫逸、随心所欲。而是可以做利己、利人、利天下的善事了。

君子不为恶，否则宁守清贫而不去享受富贵。这种观念在今天仍有其不可低估的价值。如果人以不义之方式取得富贵或躲避贫穷，人人为所欲为，无恶不作，终将造成社会灾难，甚至造成人类的自我毁灭！只有淡泊名利，立志有为，以利他为荣、利民为荣、利国为荣，人人争着为民族和社会奉献一点力量，社会才会一片光明，人类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