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学·孔子开创诗经学

诗经学·孔子开创诗经学

孔子是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是倡导诗教的儒家宗师。根据古书中的记载，在孔子以前，往往只是对于《诗》的实际应用，尚未把《诗》作为学问来研究。孔子则把《诗》作为纲常伦理、道德情操和文化知识的经典教材，这就必须着眼于《诗》的思想内容，讲究词语，阐发诗义，强调其社会功用和教育意义，因而不仅要从音乐和文本上整理 《诗》，还要把《诗》作为研究对象。也可以说，开创诗经学的第一人，当推孔子。

孔子对于诗与乐都很精通，《论语》中记载他做过“正乐”的工作，对《诗》进行过整理： “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因而使后人提出孔子曾经“删诗”的说法，认为《诗经》是孔子从三千多篇诗中筛选、删订而编定的。此说始见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



这一说法的影响很大，班固 《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王充《论衡·正说篇》：“《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诗，上兼周颂，凡三百一十一篇(今按：包括“笙诗”六篇)。”同意此说的还有宋代欧阳修、王应麟，元代马端临等人。但是孔子删诗在《论语》等典籍中，并未明白提及。所以唐代孔颖达在《诗谱序》的疏文中已有怀疑，指出：“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佚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司)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宋代朱熹也说：“人言夫子删诗，看来只是采得许多诗，夫子不曾删去，往往只是刊定而已。”(《朱子语类》卷二三)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六，也认为根据《左传》等古书看来，周代所用的乐章大部分都在今本《诗经》中，即使有逸诗也很少。《诗》都是史官先前采定的，不待孔子才去“删十取一”。清代学者则纷纷论证孔子不曾删诗，最具说服力的是朱彝尊、赵翼、崔述等人的说法。他们的理由主要是：

(1)当时《诗》由周王朝掌握，通行于各诸侯国，没有什么不同，可见早有定本。假使孔子以一人之见删诗，谁能信从他? 《论语》中记载孔子一再提到“诗三百”，可见孔子时《诗》就已是三百篇了，并非孔子删定的。

(2)如果说孔子删诗是“取可施于礼义”为标准，那么在古籍中所见的逸诗，如《貍首》、《肆夏》、《祁招》等，文辞并未悖于礼义，孔子为什么删去?《郑》《卫》之风颇多所谓“淫靡之作”，孔子又为什么不予删除?

(3)吴季札至鲁国观乐，当时孔子只有八岁，不可能删诗。假如《诗》有三千多篇，则乐工给季札演奏的诗篇定会有许多超出今本《诗经》之外; 但据《左传》，当时鲁国乐工演奏的十五国名和风雅颂的次序，都与今本 《诗经》相同。可见孔子不曾删诗。

(4)如果古代《诗》有三千多篇，被孔子删除十分之九，那么先秦古籍中一定有很多逸诗保存，但据统计，古书中的逸诗数目，只有今本《诗经》的二三十分之一，可知古《诗》有三千多篇的说法不足深信。

他们的论证较为有力，因而今人多已不信孔子删诗之说。但在《诗经》的流传整理过程中，孔子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传《诗》的也主要是儒家一派的学者，这是没有疑问的。

孔子在与弟子们讲究政治和学问的时候，往往突出谈《诗》。孔门论诗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点，孔子把熟悉《诗》当作士人从政所必须具备的政治素养。这就要求不仅会熟读背诵《诗》篇，而且要懂得如何灵活运用，处理政务，办理外交。如果“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那便背得再多也没有用，“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第二点更为重要，即用《诗》来统一思想，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从而巩固统治者的阶级地位，维护周王朝的统治。孔子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提倡《关雎》所体现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八佾》) 的思想准则; 认为《诗》 “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 《阳货》)，即可以激发人们的思想感情，观察人情民俗，使人们团结合群，并且用来怨刺不良政治，从而“迩则事父，远则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同上)，使人们行为恪守礼义，知识更加丰富。《礼记·经解》记载孔子的话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明确提出诗教能够改变人的秉性气质，使之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变得聪明。所以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如果不学《诗》，不但不能说话办事，甚至好像面向墙壁而立那样寸步难行。

孔子虽然留下许多论《诗》的见解，但并无专著，也没有专门说《诗》的撰著。总体看来，他是继承《周礼》太师授 “六诗” 的原则方法，即后来 《诗序》所谓“六义”，以六德为本，用六义阐释，所以似乎仍沿袭了春秋以来赋诗言志的旧方式，即“赋诗断章”。这就是在援引《诗》句的时候，择取一句或数句之义，不考虑诗歌本来的意义，只考虑用诗的人或说诗的人自己的理解。如《论语·八佾》中，孔子与弟子子夏谈 《诗》 旨：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 “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 子曰： “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 已矣。”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出于《卫风·硕人》，形容庄姜容貌之美。“素以为绚兮”一句，不见于今本《诗经》，当是逸句。孔子说“这是指美丽的图案要画在素白的底子上”，子夏进一步问道“礼后乎?”用以比喻礼仪修养要加在本质洁白的人格之上，可以说与《硕人》一诗的本来意义风马牛不相及。而孔子却充分加以肯定，认为子夏给自己以启发，说这才能开始与子夏谈《诗》。因为孔子点出了比喻，而子夏揭示了比喻的礼教涵义，符合诗教的原则方法。显然，子夏的理解有两个特点，一是主观性强，二是突出礼教。这对后来传人的说诗有较大的影响。

孔子门徒众多，子夏(名卜商)是其中对文献典籍研究最有成绩的一人(见《论语·先进》)。他长于校勘(见《吕氏春秋·察传》)，孔子死后，他居于西河，教弟子三百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在传经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后汉书·徐防传》载：“《诗》、《书》、《礼》、《乐》，定自孔子; 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汉代《毛诗》传授的说法不一，但都渊源于子夏; 《毛诗序》的作者，有一说也认为是子夏。

先秦时传《诗》的主要是儒家。孔子之后，“儒分为八” (《韩非子·显学》)。在众多流派中，谈《诗》最多的是孟子和荀子。

孟子名轲，是孔子之孙孔伋(字子思)的再传弟子。孟子自认为得孔子之学的嫡传，在战国时代成书的 《孟子》七篇中，记载孟子提出了 “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读诗方法。如《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他主张读诗不要因文字而妨害对诗句的理解，也不要因个别辞句而妨害对诗人本意的理解; 要用读者的心思去揣摹迎合作者的心志，这才可以得到《诗》的本来意义。《万章下》又记载孔子的话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他强调不但要阅读作品，还要“知人论世”，了解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身世，追溯上去和古人交朋友，这才是读《诗》的正确方法。孟子的见解，继承了孔子、子夏的说《诗》原则方法而有所发展，强调读诗者的主观理解应力求符合诗人的本意。但他肯定“以意逆志”的主观性，因而《孟子》中的论诗，也时有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之处。但在当时，提出“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方法，强调了解诗歌的本来含义，比起以往仅仅把《诗》作为政治交际手段和道德教材读本的说诗法，无疑是一个进步。

《荀子》一书是战国末年赵人荀况著。荀子说《诗》，则完全是出于礼教的需要。他认为在儒家经典的学习中，《礼》应当是最重要的，所谓“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飡壶也，不可以得之矣”(同上)，因而他主张读《诗》要用礼法为指导，即 “隆礼义而杀 (降低)《诗》、《书》”(《儒效》)。所以他实际上是把孔子、子夏强调《诗》中礼教意义的方面发挥到极致，因此《荀子》一书虽多处引《诗》，却大部分都是断章取义，用以强调礼教的观点，和诗篇本义的说解往往缺少直接的联系。

但荀子在儒家经典包括《诗经》的传承方面功不可没。汉代刘向的《荀子叙录》说，“孙卿 (即荀子)善为《诗》、《礼》、《易》、《春秋》”。据清代汪中《荀卿子通论》考证，汉代的今、古文《诗经》的传授，多少都与荀子有关。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记载《毛诗》传承的一种说法，就是“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关于鲁诗的传授，如《汉书·楚元王传》载，楚元王刘交“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韩诗》今仅存《韩诗外传》，《外传》中称引荀子说《诗》处有四十四次，可见《韩诗》的传授也与荀子有关。因此汪中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应当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