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学·中国文字学简史·三国至隋唐的汉字研究

文字学·中国文字学简史·三国至隋唐的汉字研究

自魏晋以来，有关小学类的字书编著数量很多，据《隋书·经籍志》载小学类有“一百零八部，四百四十七卷，通计亡书，合一百三十五部，五百六十九卷。”仅就当时所存的一百零八部中，除去两汉时期部分著作外，三国至隋所著字书即将近百部。可是，传至今日，只剩下已经宋代陈彭年等人重修的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和周兴嗣的《千字文》二书，如将张揖《广雅》计算在内，总共也只保存了三书。由此可见，历史上字书的亡佚是最严重的。其中最使人惋惜的是吕忱的 《字林》。

《字林》承《说文》而作，并补 《说文》之阙。《魏书·江式传》云：“延昌三年三月，式上表曰：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寻其况趣，附托许慎《说文》，而按偶章句，隐别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隶，不差篆义也。”唐封演《闻见录》云：“晋有吕忱，更按群典，搜求异字，复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部，凡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诸部皆依《说文》，《说文》无者，皆吕忱所益。“关于该书卷数，各家说法不同，有五卷，六卷，七卷，十卷，四种说法，以七卷说较为准确。《字林》可能亡于宋代以后，现有清任大椿辑的《字林考逸》八卷，辑一千五百余字，陶方奇辑《字林考逸补本》一卷，辑二百余字，两书合辑约当原书字数的百分之十五。

自《说文解字》之后，现存古代字书，即梁顾野王的《玉篇》。唐封演《闻见录》云：“梁朝顾野王撰《玉篇》三十卷，凡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七字。”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重修《玉篇》三十卷，梁大同九年黄山侍郎兼大学博士顾野王撰，唐上元元年富春孙强增加字，宋大中祥符六年陈彭年、吴锐、邱雍等重修。”今本《玉篇》已非顾野王原著，已经宋代重修，并改名为《大广益会玉篇》。今本字数也效旧本多。据刘师培统计为“二万二千七百二十六字”(《中国文字学》)，胡朴安据张氏泽存堂本统计“共二万二千五百六十一字”(《中国文字学史》)，重修本较原本多五千余字，当为孙强、陈彭年等所增入。原本注释颇详，遍引群籍佐证，并附有野王案语，重修本皆多删去，仅保留切音和简单注解，故原书面貌完全改变。野王旧书日本尚保存一部残本，分散在石山寺、高山寺、东大寺、崇文馆及佐佐木宗四郎等五处，集中一起计有原书的第九卷由言至幸共二十三部，第十八卷之后部分由放至方共十二部，第十九卷水部之中间部分，第二十七卷由糸至索共七部，共计四卷四十三部，各卷皆有残缺。每字注文甚详，内有野王案语。残卷虽非同时抄写，皆为野王原帙无疑。清末黎庶昌出使日本，将其影刊归国，收在《古逸丛书》中，题为 《影旧抄卷子原本玉篇零卷》。

魏张揖的《广雅》，是继《尔雅》和《小尔雅》以后的一部训释字义的专著。张揖史书无传，《魏书·江式传》载江式上表云：“魏初博士清河张揖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颜师古《汉书叙例》云：“张揖字稚让，清河人，一云河间人，太和中为博士。”《广雅》为续《尔雅》之作，书中收字多为《尔雅》所未备。张揖在《上广雅表》中说： “夫《尔雅》之为书也，文约而义固;其陈道也。精研而无误，真七经之检度，学问之阶路，儒林之楷素也。若其包罗天地，纲纪人事，权揆制度，发百家之训诂，未能悉备也。臣揖体质蒙蔽，学浅词顽，言无足取，窃以所识，择撢群义，文同义异，音转失读，庶物易名，不在《尔雅》者，详录品核，以著于篇。”隋代曹宪著《博雅音》，专为《广雅》作音释，因避隋炀帝讳，故改广为博，清代治《广雅》者有钱大昭，卢文弨、王念孙三家，卢氏书未成，钱氏著《广雅义疏》二十卷，此书印数甚少，颇不易见。王念孙旁考群籍校订曹本，从中删衍补脱写成《广雅疏证》十卷，该书本来取材极博，颇为历代学者所尊从，王念孙又利用文字之形、音、义三方面资料为其广征博引，一一取证，从而更加提高了该书的价值。

汉字自小篆发展到隶书，字体虽已定形，但是，社会上流传的俗体误字长期不能杜绝。今从汉魏碑刻，六朝墓志中到处可见，其数不遑悉举。因此自东汉末年以来，就有人提倡刊正经文字体的工作。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由蔡邕等人建议，在太学建立石经，供全国学者据以勘校所录的经文，以勘正天下之经书文字，此即我国最早立的石经，谓为“熹平石经”。此后，魏时曹芳正始二年(241)又建立《尚书》、《春秋》、《左传》(未刊全)三部石经，皆用古文，秦篆和隶书三种字体书写，故称“三体石经”。可惜这两处石经均已毁坏，现在仅剩一些残石，魏石经曾在洛阳汉魏古城南侧之龙虎滩一带。出土一些残块，合计约有二千五百余字。继汉魏之后，对勘正字体极为重视，做了不少工作。唐太宗贞观七年(623)，太宗颁布颜师古的《五经定本》，作为国内学者读经的依据。颜师古在勘校五经时，将异体误字录出，撰著《字样》一书，欲以矫正当时流行的各种讹谬形体。师古 《字样》 不传，唐代宗大历九年(774)由颜师古的侄孙颜元孙撰成《干禄字书》，他把当时通行的楷书分为俗、通、正三类，他说：“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笺启尺牍判状，固免诋诃。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后来他的侄子颜真卿将其书写刻石，这是当时较有成绩的一部勘正字体的著作。继此书之后，有张参的《五经文字》、唐玄度的《九经字样》等，都是专为勘正字体的专著。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又用正楷勒刻石经，即《开成石经》，确定为全国举子应试的字形标准。汉字经过历代不断纠谬正体，字体得到进一步规范和定形，尤其是在印刷术普遍应用之后，别体误字逐渐减少。

自唐代开始，有人根据《说文》部首来研究汉字字原，即所谓“字原学”。《崇文总目》载：唐李腾撰《说文字原》一卷，此书早佚。林罕撰《字原偏旁小说》三卷，自序云：“篆文取李阳冰，隶书取开元文字，于偏旁五百四十一字，随字训释，使学者简而易从。”该书缺点甚多，宋释梦瑛撰有《偏旁字原》以矫正林书，元时周伯琦撰有《说文字原》。自唐代以来，有些学者把《说文》部首全都视为字原，其研究结果，成绩不大，正如晁公武 《读书后志》对林罕《字原偏旁小说》的评论云：“有刻石在成都，公武尝从数友观之，其解字殊可骇笑者。”入清以后仍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像蒋和的《说文字原集注》、《说文字原表》，吴照的《说文字原考略》等，虽较前人有所进步，但终无甚大成就。

在这一时期内，有两项重要古文字资料出土，一是汲冢竹书，另一是凤翔石鼓。

汲冢竹书是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汲郡(今河南汲县) 战国魏襄王墓中出土的一批古文竹简，据《晋书·束晳传》云：“汲郡人不准盗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认名题，漆书皆科斗文。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在这批简书中，曾整理出《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重要古籍。

凤翔石鼓是唐代初年在陕西天兴县(今称凤翔)南二十里许发现的，当时称为“猎碣”，因石形似鼓，韦应物、韩愈作《石鼓歌》，于是又以 “石鼓文”著称。《古文苑》于石鼓文后所录宋王厚之跋辞云：“其初散在陈仓野中，韩吏部为博士时，请于祭酒，欲以数橐驰舆致于太学，不从。郑馀庆始迁之凤翔孔子庙，经五代之乱又复散失。本朝司马池知凤翔，复辇至于府学之庑下，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傅师搜访而足之，大观归于京师(河南开封)，诏以金填其文以示贵重，且绝摹拓之患。初置之辟廱，后移入于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异北去。”宋室南渡之后，金人将其迁到燕京，历元、明、清三朝皆在北京置于太学，直至七七事变之前，犹存于故国子监。抗战期间，辗转上海、四川等地，胜利后，复归北京，现由故宫博物院收藏。石鼓字多磨损，宋拓甚为罕见，明嘉靖间锡山安国收藏三种北宋拓本，乃希世之宝，安氏亲作篆跋，并命为《先锋本》、《中权本》和《后劲本》。抗战前夕，不知何人转售日本，现归三井银行老板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