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敦煌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敦煌学·敦煌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五六十年代，是“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巨大成就的时代，它已成为一门显学。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条战线都不断取得辉煌的成就，“敦煌学”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好势头。建国后，中央文化部委托西北大区文化部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并于1950年秋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直接由中央文化部领导，常书鸿仍担任所长，增加了人员编制，扩大了工作范围。从此，敦煌文物研究所不断发展，专业人员不断增加。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敦煌文物研究所已有各种专业人员三十余人，分设美术、考古、保护、资料四个室。他们遵循文化部确定的“保护”与“发扬”的总方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敦煌石窟保护方面，由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1950年抢修了唐宋木构窟檐;1956年加固了第248窟至259窟一带珍贵而破败不堪的早期洞窟; 1963—1965年，又耗巨资对莫高窟进行了全面加固，长度达875米，并能经受七级地震，加固后的洞窟通道上下衔接，彻底改变了残破坍塌的旧面貌，使莫高窟焕然一新。对窟内壁画和塑像也进行了抢修，使1049.56平方米的壁画和215身彩塑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临摹壁画仍是研究所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从1952—1965年十余年间，段文杰等美术工作者共临摹了通史性代表作、专题资料和原大整窟模型等共1014幅，计749.74平方米;还临摹了30余身彩塑。与此同时，研究所的人员还校勘和增补了《石窟内容总录》和《供养人题记》;开展了摄影纪录，编辑出版了 《敦煌壁画》、《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图案》、《敦煌壁画临本选集》等一批大中型图册和一套十二册的通俗读物《敦煌艺术小画库》，并配合出版物撰写了有关石窟艺术的二十余篇论文。这对于保护、宣传敦煌石窟艺术，促进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以及美术工作者学习敦煌文化遗产，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解放后17年(至1966年“文革”前)，敦煌文物研究所共举行了大小20余次展览。国内主要在北京、上海、兰州等城市，国外曾在印度、缅甸、捷克、波兰、日本等国展出。国内影响较大的敦煌艺术展览主要有以下几次：

(1) 1951年4月，由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央历史博物馆主办的“敦煌文物展览”在北京举行。共分三个陈列室，仅壁画临摹品总数达927件之多，参考资料72件，洞窟模型、碑文拓本、供养人模型等43件。其内容丰富系统，从说法图、故事画、各类经变画、伎乐、图案，到帝王、官吏、屠夫、渔人，应有尽有。这次展览对敦煌艺术的研究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这主要反映在《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2卷4期和5期《敦煌文物展览特刊》(上下册)中，如向达《敦煌艺术概论》、徐悲鸿《我对于敦煌艺术之看法》、陈梦家《敦煌在中国考古艺术史上的重要》、夏鼐《漫谈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学》、郑振铎《敦煌文物展览的意义》等，涉及到敦煌艺术的源流、风格、敦煌乐舞、建筑、史地等方面的重要文章二十余篇。

(2)1955年10月，敦煌文物研究所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的敦煌艺术展览在故宫奉光殿开幕。展出增加了彩塑照片的数量及菩萨、阿难、天王等原塑头像，仿作塑像多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西魏时代285窟全窟内部的如实仿制(原大)，使没有到过敦煌的人也能身临其境似地感受到敦煌石窟的艺术境界。此次展览也推动了敦煌艺术研究的深入，如王逊《敦煌壁画和宗教艺术反映生活的问题》、金维诺《丰富的想象，卓越的创造——论敦煌莫高窟壁画的成就》等论文都出现于此次展览之后。

(3)1959年10月，敦煌文物研究所主办的“庆祝建国十周年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艺术展览”在北京举行。这次展览的特点是榆林窟第25窟模型和61幅榆林窟壁画临摹本，把大批榆林窟的资料介绍出来。

(4) 1962年3月，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美协上海分会、上海博物馆在上海联合举办敦煌艺术展览。这次展览有三个专题： (甲) 人物服饰 (172件); (乙)飞天(120幅); (丙)图案(130幅)，共422件临摹作品。

每一次较大型的艺术展览，都推动着敦煌艺术研究的深入。尤其是理论研究方面的学者，大多得益于每次敦煌展览和画塑专集的出版，因为他们去敦煌实地观摩受到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内，还有几部敦煌艺术研究的专著出版，如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 (1957年)、潘絜兹《敦煌莫高窟艺术》等。

在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方面，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获得了极其显著的成果，有些文献得以集中刊布和初步研究，如周绍良编《敦煌变文汇录》(1954年)、向达、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1957年)，是当时变文的集大成之作;如王重民辑《敦煌曲子词集》(1950年)、任二北编《敦煌曲校录》(1955年)、任二北著《敦煌曲初探》(1954年)等是总结敦煌曲子词的重要成果; 如汇集我国学者整理和研究敦煌四部书成果的《敦煌古籍叙录》(王重民编1958年);还有总结几十年敦煌遗书目录成果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王重民、刘铭恕编 1962年)，虽然未包括列宁格勒(今称圣彼得堡)所藏，但它的出版为学术界提供了极大方便;姜亮夫40年代写定的《瀛涯敦煌韵辑》在1955年正式刊出;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959年第一版，1981年新一版)成为研究变文的必备工具书;在社会经济方面，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敦煌资料》第一集 (1960年)，则广泛收集了户籍、契券、手实等社会经济文书。有几个单位入藏了伦敦和巴黎的缩微胶卷。这一阶段内，我国学者在敦煌学的研究上占据着领先地位，除上述著作外，还发表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内容涉及历史、考古、社会经济、民间文学、文字音韵、科技史等诸多领域。

在日本，五六十年代的敦煌学研究队伍已初具规模，几乎在敦煌学的所有领域都有人从事研究。1953年，在京都组成了以石滨纯太郎为首的“西域文化研究会”，有组织地对大谷文书和英、法所藏敦煌文献进行研究，自1958—1963年陆续出版了六卷本的《西域文化研究》，其中包括研究论文、资料、目录等诸方面内容，被誉为是包括“敦煌学”在内的日本中亚研究的金字塔。在东京，东洋文库设立了“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他们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原来工作的基础上，陆续编出四册《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而仁井田陞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和西村元佑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则是日本学者利用敦煌遗书研究中国问题的代表作。

在法国，伯希和的弟子戴密微，对于敦煌汉文写本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戴密微著《拉萨僧诤记》(有中译本)是运用敦煌文献研究禅宗入藏问题的名著，他关于敦煌俗文学、佛典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均收入他的 《佛学研究选集》和 《汉学研究选集》中。戴密微的弟子谢和耐则利用敦煌文献中的资料撰写了他的成名作《中国五——十世纪寺院经济》(有中译本)。在藏文写本的整理方面，拉露小姐从1939—1961年，刊出了三卷本《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写本的研究论文。有关吐蕃历史的最重要的几件写本——《吐蕃王朝编年史》、《吐蕃大事记》、《赞普世系表》等，由巴考和英国的托玛斯、比利时的图森合作出版。邦旺尼斯特在《粟特文献选刊》和《粟特文献》两部书中，对敦煌粟特文献做了集大成的工作。回鹘文的研究也在法国取得了进展。

英国是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也有一批专门研究敦煌文献和文物的学者。在斯坦因的第二、第三次中亚考察的正式报告《西域考古图记》和《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中，就收录了他本人和当时各学科专家的研究成果。此后，敦煌各类写本和绘画分别由各科的专家进行全面整理和研究。汉文写本方面的代表是翟林奈和魏礼。翟林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 《英国博物馆所藏敦煌出土汉文写本注记目录》，并将英国博物馆收藏的汉文文书摄成缩微胶卷(编号S.6980以前的部分)与各国交换;此外，还发表了一系列内容涉及地志、俗文学、归义军历史等方面的文章。魏礼编撰《斯坦因敦煌所获绘画品目录》，还翻译了一些敦煌俗文学作品。剑桥大学的唐史专家崔维泽，在他的唐代政治经济史研究中，广泛利用了敦煌资料。托玛斯在《有关西域的汉文文献和文书》一书中，译注了一批最有价值的敦煌藏文佛典和世俗文书。

俄国奥登堡劫去的敦煌文献，在苏联建立后被收藏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 (今圣彼得堡)分所，“敦煌学”的代表人物是孟列夫和楚古耶夫斯基。直到六十年代，由孟列夫主编的《亚洲民族研究所(即东方学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的第一、二两卷出版，注录了2951件汉文文献，使国际敦煌学界对俄藏敦煌文献有了初步了解。孟列夫主要从事对敦煌俗文学的研究，楚古耶夫斯基则主要从事对户籍、契约、寺院经济文书等社会经济方面世俗文书的研究。

到六十年代中叶，“敦煌学”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各类目录日渐完善，北京、伦敦、巴黎的敦煌文献已被制成缩微胶卷，各国之间已基本上完成了交换;对资料的整理、考订及在各个领域内的专题研究也有相当的基础; 研究方法也日趋成熟; 最重要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已形成了一支比较全面的专业研究队伍。

正当我国学者准备在六十年代中期已具备的基础上大展鸿图时，国内发生了令人痛心的十年内乱，“敦煌学”的研究被迫中断，一大批在敦煌学研究上有较深造诣的专家学者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有的甚至含冤而逝。而在这十年之中，海外的敦煌学在原有的基础上则继续蓬勃向前发展。日本在这一时期中，出版了《敦煌出土文学文献分类目录附解说》(金冈照光)、《敦煌的民众——其生活与思想》 (金冈照光)、《佛教文学集》 (入矢义高)、《五代宗教史研究》(牧田谛亮)、《唐代佛教史论》(滋野井恬)、《西域佛典研究》(宇井伯寿)、《唐代租庸调研究》(日野开三郎)等一批专著，涌现出如藤枝晃、铃木俊、山本达郎、菊池英夫、池田温、堀敏一、土肥义和(以上治历史)，塚本善隆、牧田谛亮、柳田圣山、福井文雅(以上佛教史)，入矢义高、金冈照光(以上文学史) 等一大批有成就的敦煌学专家。法国则于1970年开始出版《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一卷。1973年，法国科学研究中心成立敦煌文献研究组 (又名438研究组)，他们的工作是继续编制巴黎所藏写本的目录;把所有写本中所见人名、地名、官名等制成卡片;从书法、纸张等进行考察，以便定出标准，为写本的确切断代提供依据。最初的负责人是戴密微的弟子苏远鸣，左景权、吴其昱等华裔学者也参加了这项工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年动乱期间，我国港台地区的“敦煌学”兴盛起来。以潘重规先生为首的港台地区学者，不仅出版了《瀛涯敦煌韵辑新编》(潘重规)、《敦煌云谣集新书》(潘重规)、《敦煌写本孝经类纂》(陈铁凡)、《敦煌写本儒家经籍异文考》(蔡金宾)等一批专著，还于1974年创办了《敦煌学》杂志。在潘先生领导下，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成立了敦煌学小组，培养和组织一批有志于敦煌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着力于敦煌语言、文字、文学等方面的研究，目前，这批当年的青年人已成为港台敦煌学的中坚力量，如郑阿财、王三庆、林聪明、朱凤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