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儒学·余韵悠悠的后世影响

晚清儒学·余韵悠悠的后世影响

晚清儒学在其雄宏迭宕的时代和百川归海的学术源流中，走完了它慷慨悲凉的历程，在中国社会形态大更替，东西方文化大冲突的双重历史行程中，晚清儒学大师们为了寻找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真理，不论前景多么渺茫，道路多么坎坷，也不顾自己的仕途怎样困厄与潦倒，毕其一生心血，奔走呼号，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令后人追思仰慕不已，也激起了无数仁人志士继承先烈遗志，为国捐躯，谱写了一曲又一曲中华民族奋勇向前，奔向现代化的凯歌。

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学术界对晚清儒学的重视和研究状况亦有不断的进步。从1900年到现在，约90多年间，有关研究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的论文、论著日益增多，对他们思想的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和深入。对他们的评价和分析亦随着时代的不同，也有所变化和发展。

根据方克立、杨守义、肖文德编《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中华书局1986年版)所列有关研究篇目统计，从1900年到1984年(其中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除外)共计634篇，其中龚自珍91篇;魏源117篇，包括20篇国外论文;康有为217篇，梁启超209篇。1984年后的研究论文尚未统计出来，估计研究数量更加增多。

下面列出有关晚清儒学的研究专著，供读者参考。

张灏《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 学术丛书23

杨慎之、黄丽镛《魏源思想研究》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刘兴华 刘仁坤《中国近代思想史略》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易新鼎《梁启超和中国学术思想史》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

《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上 齐鲁书社1982年版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 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张舜徽 《清儒学记》 齐鲁书社 1991年版

陈庆坤《中国近代启蒙哲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近现代哲学史论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黄明同、吴熙钊《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吴熙钊《南海康先生口说》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邹进先 《龚自珍论稿》 南海出版公司 1992年版

《诸天讲——康有为学术著作选》 中华书局1990年版

《康子内外篇外六种——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中华书局 1988年版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二篇(三)》 北平人文书店印行 1935年11月初版

何幹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三章》 生活书书 1938年版

吴泽 《康有为与梁启超》 上海华夏出版社1949年版

石峻《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援提纲第四章第二节》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牛仰山《梁启超》(中国历史小丛书) 中华书局1962年版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台北出版 1964年版

侯外庐《中国近代哲学史第六章第五、六节》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

孟祥才 《梁启超传》 北京出版社 1980年版

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下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丁文江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油印本

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明清实学思潮史》齐鲁书社 1989年版

首先，学术界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探讨龚自珍诗词艺术和史地学，进而分析了他的经世实学思想;从魏源的老子论开始分析，到四十年代，肯定了他们二位是近百年思想界之两位先驱的历史地位。

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学术界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龚自珍和魏源的文章多起来。对他们的定性分析，集中反映在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在鸦片战争前夕，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封建社会已经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龚自珍的思想就是当时地主阶级开明分子希望改良社会的反映。他提出 ‘农宗’，‘平均’的主张，要求限制土地兼并和适当解决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他希望改革封建弊政，打破‘万马齐瘖’的政治局面而使封建社会重新振作起来。龚自珍已经预感到革命风暴将要来临，但他的思想并未能超出封建主义的框框。魏源的思想前进了一步，他目睹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认为墨守封建主义的陈规不成了。要抵抗资本主义的侵略，必须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他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要求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提出他的变法主张，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 (《筹鹾篇》)，必须变通旧法，‘变古愈尽，使民愈甚’(《默觚》)，已经认识到变法对于救亡图存的重要意义。他注重现实，强调改革，他的思想中具有一些辩证和唯物主义的因素。他看到 ‘天下物无独必有对’，事物有矛盾，因而就要发生变化。他提出 ‘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反对 ‘生而知之’，反对 ‘闭关自守’的陈腐的唯心主义，主张积极向西方学习进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虽然魏源的思想体系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但他思想中的进步因素，在当时社会大转变的时期，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见该书第393—394页)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龚自珍、魏源的研究更加活跃，但对他们的评价基本没有多大变化。

学术界对康有为、梁启超的研究比较对龚自珍、魏源的研究变化要大得多。本世纪以来，对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在变法维新运动中的思想和历史功绩，基本上是一致采取肯定的态度，而且至今没有多大变化。

对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维新”后的思想和活动，学术界起初在他们于二十年代相继去世后，有褒有贬。褒者认为康、梁二人的历史功绩甚至超过孙中山、黄兴;贬者认为他们在“戊戌维新”以后，完全落后于时代，走向保皇，反对革命，站在反动派一边。这个贬意的评价直到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提出新的看法，才有所改变。冯友兰认为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的改良思想一直没有变，“戊戌维新”后，他们保守，落后甚至反动，是由于时代变了，中国由改良的时代变为革命的时代了，因此康有为梁启超没有跟上中国革命的步伐。

近年来，有人从陈独秀和康有为关于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争论分析中，似乎认为康有为具有比陈独秀更加现实，更加符合国情的观点和思想，从而对康有为几十年来蒙上的不正确评价有重新翻案之意。这都是中国现实形势促使国人重新认识那段历史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