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学·汉魏时期今古文的论争和融合

春秋学·汉魏时期今古文的论争和融合

概括地说，西汉是今文经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东汉三国是古文经学从今文经学中脱胎而出并逐渐取而代之的时代。具体到《春秋》学的研究上，这一现象尤为明显。

从汉朝开国到汉武帝时代，经过六十年以上的试验、淘汰、选择，汉武帝终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是西汉经学的代表人物，他不仅在确立以儒学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中起过重大作用，而且按照时代的政治需要改造了儒学。《汉书·五行志序》说：“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董仲舒把阴阳五行之说融入儒家体系，由哲学上的“天人合一”衍化为政治上的大一统，这就使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公羊传》十分有效地为当时统一、巩固的大汉帝国服务。

从汉朝到清朝，《春秋》经和《公》、《榖》二传的研究者无不把注意力集中在“义法”的探求和解释上。所谓义，指大义，也就是《春秋》所包含的深刻内容;所谓法，指书法，也称书例，也就是记事的规格和体例。前人认为，各种书法书例无不表达孔子对人对事的褒贬态度。而作为《春秋》传的任务，就应当责无旁贷地阐述《春秋》经的义法义例。《公》、《榖》二传，其内容主要是从经文简单的记事中搜寻出尊王攘夷、尊卑贵贱、美刺褒贬等等微言大义。《左传》以记事为主，然而阐明义法的地方也不少。两千年来，《春秋》经传的研究者，除了少数卓识之士以外，几乎没有不在“义法”中讨生活，而且穿凿烦琐有增无减。一部提纲式、标题式的编年史，竟然被人发挥铺衍出精微奥妙的义法，各种专著汗牛充栋，这在学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公羊传》对《春秋》的逐句解释，本来已有很大的随意性，董仲舒对《公羊传》的研究更加变本加厉。《春秋繁露》和记载在《董仲舒传》里的贤良对策，就是阐明《公羊传》的重要著作。他所阐发的大义，名目繁多，以致后人不得不用数字加以概括，如三统、十指、六科、五始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三统说。顾颉刚在长篇论文《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中作了简单扼要的说明：



创三统说的，把朝代的递嬗归之于三个统的循环。这三个统的名字是黑统、白统、赤统。得到哪一个统而为天子的，那时的礼乐制度就照着哪一个统的定制去办理。



董仲舒运用这种心造的三统理论编出了一个心造的历史规律。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他分析说：



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

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亲殷，故夏，绌虞谓之帝舜。以轩辕为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

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



这就是说，每一个新王朝都是顺应天命而建立的，代表着三统循环中的一统。新王朝建立以后又应当按照天命封前两代王朝的后人为王，在前两代王朝封地的范围内照样可以继承它们原有的正朔和制度。例如周朝建立，商朝、夏朝和周朝本朝就是三统。问题出在《春秋》上。春秋时代即东周前期，周天子实亡而名存。董仲舒一派的《公羊》学家又费尽心机地构想了一种新说，认为到了孔子时代，周朝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代替周朝的是鲁国，代替周王的是孔子。但是孔子有德而无位，所以是一个有实无名的王，即“素王(素，空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王充也说： “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 《春秋》。” (《论衡·定贤》) 在他们看来，孔子作 《春秋》是以素王的身份定王者之法，以垂示于后代，孔子代表鲁国而成为周统(赤统)以后的新统(黑统)。但是，孔子毕竟只是素王，他制定了王者之法而没有来得及实施，鲁国也没有真正继承周统，真正继承周统的是汉朝。至于秦朝，在三统论和经师看来，既暴虐，又短祚，根本算不上一个王朝，一个什么统。为大汉王朝上应天命制造理论基础，这才是三统论的核心所在，也是《公羊》学的核心所在。

西汉时代另一位今文经学大家是刘向。他专治《榖梁传》，又结合了《尚书·洪范》中的五行之说。他所著的《洪范五行传》已经亡佚，但是在《汉书·五行志》 中还可以看到许多董仲舒和刘向关于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解释。

汉儒讲“通经致用”，他们的眼光投向历史，目的是关心现实，以对历史现象的主观理解来作为解释现实、指导现实的依据。他们对历史和现实所作的解释，论据遍及《易》、《书》各经，但最主要的论据则仍然是《春秋》。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天道联系人事，以灾异联系国政，在理论上固然荒谬，而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有时则是对于国君的一种制约。独裁者拥有无限权力，高于人主的只有天和圣人，托之于天意或圣人之意，多少可以限制人主，使他尽可能地在正常的轨道上行进。

今文经学的神学化倾向，其恶性发展就是使经学变成了神学的附庸，对经文的理解离学术越来越远，随心所欲和烦琐空疏的病症日益加重。到西汉末，终于走到了“穷则变”的临界线上。首先起而发难的正是刘向的儿子刘歆。从此开始，经学中有了今古文之争，《春秋》学中有了 《左传》和 《公》、《榖》之争并逐渐成为《春秋》学中的主流。如同现代的商战，强有力的政治后台和天花乱坠的广告可以起作用于一时，但归根到底，优胜者总是属于质量高的产品。

西汉哀帝时代，刘歆继承刘向的职务复领五经，受诏校中秘书，见到了藏于内府的古文《左传》，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上书要求立于学官。他是汉朝人中第一个公然为 《左传》辨护并加以认真研究的人。他为《左传》作过章句即注释，现仅残存二十余条。从这些佚文以及杜预说他“创通大义”(《春秋序》)来看，他的章句并没有离开今文家深求大义的学风。前人论汉代今古文经学，往往把二者说成如同泾渭之别，其实，今古文之争，更多的是宗派之争而非学派之争，争论的症结常常在是否立于学官即取得官学(意味着功名利禄)这一点上。从刘歆以及东汉其他《春秋》学者的有关材料来看，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

刘歆之后不久，朝廷上又发生了一场今文学家范升和古文学家陈元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汉光武帝终于把《左传》列于学官，设博士。其后不久又废，但《左传》的影响却日见其大，东汉中后期，终于出现了两位有名的 《左传》学者，即贾逵和服虔。

贾逵的父亲曾从刘歆受《左传》，贾逵青出于蓝，作有《左氏条例》、《左氏传解诂》、《春秋三家经本释诂》等专著，惜皆亡佚。清人有好几种佚文辑本，以李贻德《春秋贾服注辑述》为最善。

贾逵之学源于刘歆而后出转精。从现存的佚文来看，他比较注意名物训诂和史实的说明，但在治学的整体上仍然重在义例，始终没有忽视对微言大义的搜寻。例如隐六年经“宋人取长葛”，长葛属郑国，贾逵以为不标明“郑”字，是“刺其不能抚有其邑”。实际情况，恐怕还是杜预所说隐五年经文已经有“宋人围郑，伐长葛”，承上而书，自不必再标明“郑”字。举此一例，可概其余。作为古文学派的中坚人物，贾逵解经还不避直接引用 《公》、《榖》，例如桓三年“春正月”，不书“王”字，经学家各有解释，贾逵的解释全用《榖梁传》桓元年、二年之说;同年经“有年”，贾逵之说即本于《公羊传》。这一些牵强附会都是微言大义说的影响。如果舍弃这些，他所作的史事名物的解释训诂，如桓二年 “十一战”、六年 “大阅”，都可以从中了解古制古义。

服虔，字子慎，大体和郑玄同时，治学路数也近于郑玄。作有《春秋左氏传解谊》、《春秋成长说》等专著，均佚。据现有佚文，他的注释主要有三方面的特点，即： 注重礼制的说明，多以 “三礼”解《左传》;精于文字训诂;疏通文义，经常能得作者之意，传文章之神。从整体上来说，他和贾逵同为汉代《左传》学的代表，以致孔颖达在“正义”中引用他们的说法，常常不加区别而径书 “贾服曰”。

和服虔、郑玄同时的何休是汉代今文学派的殿军。和董仲舒一样，何休专精《公羊传》，曾为之作注，即现存的《春秋公羊传解诂》。董仲舒在《公羊学》上的发明，有的已经失传，但何休的见解却全部保存在《解诂》之中。《公羊》学中最关键的主张是所谓“存三统”、“张三世”，三统之说已见前，三世之说则始自董仲舒而经过何休的发展。《公羊传》隐元年十二月提出了三世的概念，是“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意思说孔子作《春秋》，因为时代的远近不同，所据史实有“所见”、“所闻”、“所传闻”之异。详近略远，本来是写历史的常规，所谓“异辞”，即详略有所不同。然而何休在“异辞”上又生发出一连串“大义”，说这三世是由乱到治、不断进化的三个历史阶段，所以后代又把这三世称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显然，这种为汉家天子所唱的颂歌和孔子的历史观如同南辕北辙，反倒接近了韩非的“不期修古”(《五蠹》)的历史进化说。

以卫道者自居的何休，对当时《左传》学的盛行十分遗憾，就专门写了 《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三种书，不仅攻击了宿敌《左传》，而且也攻击了同盟军《榖梁传》。融合今古文的经学大师郑玄针锋相对地撰写了《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三种书与何休论战，郑玄的学友服虔也参与了这场论争，撰写了 《春秋左氏膏肓释痾》、《春秋汉议驳》。何休看到郑玄的著作，自知不敌，曾慨叹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汉代的今古文学和《春秋》学的争论，就以郑玄的融合今古和何休的败阵而宣告结束。

三国时代《春秋》学的代表人物是魏国的王肃。这位经学大师像郑玄一样遍注群经，其中有《春秋左氏传》十二卷，可惜今皆不存，《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得佚文一卷。为了树立自己成为权威，他排斥前代的权威郑玄，故意和郑玄立异。但是他的手法不大高明，皮锡瑞《经学历史》说，王肃兼通今古文之学，“或以今文说驳郑之古文，或以古文说驳郑之今文”，这种不择手段的做法有损于学者的品德，加之他是司马昭的岳父而且好作伪书，使得他在后人心目中的形象更为不佳。他的《左传》注，价值如何，已无法作全面的评论，仅就所看到的佚文可知，他已经注意到了疏通文义，而且能顺畅明快。和他同时、研习《左传》的知名之士还有嵇康、董遇和史学家鱼豢等人。

东吴的学风接近中原，宗奉古文经学，研习《左传》的大臣有张昭、士燮，都写出过专著。蜀汉方面，由于交通不便，仍然坚守今文学派的传统。由于刘备曾以师礼事郑玄，在平定蜀中以后，就委任了一位游学荆州、精于《左传》的尹默以《左传》教授他的儿子刘禅。但从蜀国灭亡，刘禅入洛以后说什么“此间乐，不思蜀”来看，他似乎并没有从《左传》中学到任何有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