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两晋后的天师道及其宗教思想

道教·两晋后的天师道及其宗教思想

同早期基督教的情况十分相似，早期道教在社会下层群众中传播一段后，逐渐向上层社会扩展，成为上层社会也能接受的宗教，从而在社会上立稳了脚跟，成为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早期道教中张角的太平道，由于一开始便具有十分鲜明的反剥削反压迫的目标，很快被地主武装联合镇压了下去。而张鲁领导的五斗米道，因张鲁降曹操而得以维持下来，并继续在全国各地传播。到魏晋两代，五斗米道有了较大发展，内部也开始分化和改革。一方面，那些反映在《太平经》中的关于平等和建立一个天地人与君臣民相协调的太平盛世理想，依然鼓舞着被压迫的广大农民，继续成为他们联合起来反抗地主政权的有力旗帜。据史书记载，在这一历史时期，曾发生了无数次五斗米道的农民起义，民间不断出现老子下凡或者老子后代出世等流言，其中最有名的是晋代孙恩与卢循领导下的五斗米道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都失败了，但是流于民间的这种结社式的道教组织形式，一直延续下来。后来在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佛教及一些地方性信仰的内容，成为一种中国特有的佛道相结合的民间宗教和会道门。每当乱世，这些民间宗教与会道门的活动就表现得十分活跃，并多次成为农民起义的团结纽带，直至明清。另一方面，随着早期道教向上层社会的传播，像王羲之这样的豪门富户士大夫阶层也开始信奉五斗米道，在这部分信徒那里教义中的反抗意识逐渐被忽视与淡忘，而其神仙信仰和养生求仙的方术则更加突出，并得到规范、丰富和完善，使得早期道教的主流逐渐地脱离原始、朴素又较粗糙的阶段，走上了规范化、系统化的传统宗教道路。五斗米道的名称也被 “天师道” 的名称所替代。

在这一变革中，有几位道教学者起了突出的作用，他们是葛洪、寇谦之、陆修静和陶弘景。从他们对道教的主张与解释，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道教从内容到形式所发生的变化。

葛洪 (284—364)，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是南朝著名的道士、炼丹家和医学家。他出身在江南的一个士大夫家庭，祖父曾任孙吴的吏部尚书、太子少傅、辅吴将军等职，被封为寿县侯。其父曾任孙吴中书郎、廷尉平，入晋后任邵陵太守。葛洪虽十三岁丧父，少年时代仍接受了十分严格的儒学教育，使他精通儒家经籍。晋太安二年(303)，发生了石冰领导的农民起义，葛洪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因有功被授予“伏波将军”，赐关内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户。他开始拜方士郑隐为师，学习神仙养生之术和炼丹秘法，后拜鲍靓为师，晚年隐居广东罗浮山炼丹修炼，一生著述十分丰富，现存的有《抱朴子》内外篇、《神仙传》和医书《肘后要急方》等。葛洪是道教神仙信仰理论系统化的主要奠基人，被后世道教徒尊为“葛仙翁”，他的《抱朴子》内外篇和《神仙传》等道教著作，至今仍被奉为道教的主要典籍，是研究道教的主要理论书，对于道教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葛洪的出身，少年时所受教育以及他参加镇压农民起义的个人经历，可以充分说明，在两晋时早期道教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它已不再完全是穷苦大众反抗压迫的精神支柱，而成了士大夫阶级也可以接受的宗教思想。从镇压农民起义的战斗中，葛洪比其他人更能体会到，只有进一步改造早期道教，才可能使其适应封建社会的需要，维护社会的稳定。《抱朴子》内外篇是葛洪的代表作，内篇共二十卷，主要是讲道教理论与修炼，是早期道教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其中有神仙方药、鬼怪变幻、养生延年、禳灾却祸等内容。在这些篇章中，他详细地记录了各种炼丹方法和丹石原料，总结和发展了晋之前丹鼎各家之长，并将其系统化，既是记载道教修炼的专著，也是中国早期冶炼方药学的最早记录，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在宗教思想方面，他发展了早期道教的本源论，提出“玄”是宇宙的本体，“自然之始祖，万殊之大宗”，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由“玄”演化而来，并支配着整个世界。他还反复论证人能成仙的道理，认为“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乎长生之方也”，“长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突出了人通过修炼“得道成仙”的内容，使之成为后来道教的主要追求目的。在《抱朴子》外篇中，主要是以“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为内容。虽然在有的地方，葛洪也对汉末统治的强敛暴征表示不满，认为“历览前载，逮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剧汉末也”(《汉过卷》)，也提出诸如“招贤用才者，人主之要务也”等改良主张，但是，他从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出发，在书中大量地还是攻击利用早期道教起来反抗的农民运动。认为儒家的忠孝仁信，才是成仙之本，要求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按照儒家的纲常名教来指导生活以达到长生成仙之目的。为此，葛洪提出了“道本儒末”的主张，他说：“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夫所谓道，岂唯养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为国”(《道意卷》)。这样，葛洪从理论上调和了儒与道，既发展了修道养生的宗教实践，又承认了以儒学主张处世治国的要求，为后世道教确立了实践儒家伦理纲常就是修道，也可以达到成仙目的新理论，取代了早期道教追求“太平盛世”的政治理想，而这正是封建社会统治的需要。

寇谦之(365—448)，北魏时的道士，字辅真，上谷昌平(今属北京市)人。同葛洪一样，也是出身门阀贵族之家，据其自称，是东汉名门寇恂之后代，父兄分别为前秦、北魏的官吏。相传，他在十八岁时拜成公兴为师，先随师入华山学道，后又至嵩山修炼，成公兴死后，寇谦之始终“守志嵩岳，精专不懈”。寇谦之在道教史上的最大功绩在于他制定了一整套道教仪轨，直接对早期道教进行整顿与改革，使之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据《晋书》记载：寇谦之生活的年代，曾多次发生农民起义，其中有不少打着道教的旗号，扬言太上老君下凡，出现所谓“木子弓口”(李弘)出世的种种预兆，预言将实现“太平盛世”。名门出身的寇谦之对此十分忧虑，为了改变这一情况，便决心改革道教。北魏神瑞二年(415)，他自称太上老君已授他“天师”的称号，并专门赐予他《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要他“清整道教”。《魏书·释老志》云：寇谦之“早年好仙道，有绝俗之心。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后来与“仙人成公兴”共入华山修道未成，成公兴对他说：“先生未便得仙，政可为帝王师耳。”“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云驾龙，导从百灵，仙人玉女，左右侍卫，集止山顶，称太上老君。谓谦之曰： ‘往辛亥年，嵩岳镇灵集仙宫主，表天曹，称自天师张陵(即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去世以来，地上旷诚，修善之人，无所师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谦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轨范，首处师位。吾故来观汝，授汝天师之位，赐汝《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号曰《并进》。言：……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寇谦之借太上老君授予他的《云中音诵新科之诫》，指责早期道教为“三张伪法”，说“今世人恶，但作死事，修善者少。世间诈伪，攻错经道，惑乱愚民”。于是开始创导“除去三张伪法”，“专以礼度为首”的新道教。魏明元帝泰常八年(423)，寇谦之进而宣称上师李谱文降临，授予他《录图真经》，称道教最高天神为“无极至尊”，并宣称自己得到无极至尊的明令，要他“辅佐北方泰平真君”，于是便投身效力于北魏太武帝，从此，他得到魏太武帝和大臣崔浩的直接支持。在封建统治者的直接扶植下，他废除了原来道教的组织系统二十四治，完善了道教的科仪，并把儒家的忠孝仁义道德规范纳入了道教，使其完全成为适应封建统治需要的宗教，并得到了很大发展，在北方，人称新的道教为 “北天师道”。

大约在五世纪中叶，南方出了一位陆修静，开始对南方的道教进行改造，被称为“南天师道”。陆修静 (406—477)，字元德，吴兴东迁 (今浙江吴兴东)人，也是出身名门，相传是东吴丞相陆凯之后。曾于京师卖药，后隐居庐山，于泰始三年(467)，受南朝宋明帝刘彧的邀请，居建康北郊天印山 (即方山)崇虚馆内，专门编著道经。陆修静改革道教，主要是通过整理道书，编著新的斋戒仪范，被称为“凡撰记论议，百有余篇”，“所著斋戒仪范百余卷”，可惜大部已佚，无从考证，少部后被编入《道藏》，保存至今。已知的著述有《道德经杂说》一卷、《灵宝经目序》一卷、《必然论》 一卷、《荣隐论》一卷、《明法论》一卷、《归根论》一卷等等。陆修静生活的南朝，因几经战乱，道教经籍散失各地，他广集道经，将收集到的道经道书一千二百二十八卷，进行了大量的勘校鉴别整理工作，并且创立了用“三洞四辅十二类”的分类方法加以编纂。所谓三洞，即洞真部、洞玄部、洞神部，所谓四辅，即以太玄部辅洞真、太平部辅洞玄、太清部辅洞神，正一部通贯此上六部。所谓十二类，即将三洞又各分为十二类，有本文、神符、玉诀、灵图、谱录、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赞颂、章表。把数量众多、内容庞杂的道教经籍，按照内容编纂起来，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历代编纂《道藏》的主要方式。陆修静编著的道教斋戒仪范一百余卷，吸收了佛教的某些修持仪式，同时将崇虚馆作为主要的道教场所，代替了原来“二十四治”的道教组织形式。

南北朝时另一位对后世道教发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是陶弘景。陶弘景(456—536)，是南朝齐梁时道教思想家，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据《南史·陶弘景传》载，陶弘景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今南京)人。他出身江东名门丹阳陶氏家族，祖上有不少人在孙吴、两晋为官，且世代信奉道教，幼年曾熟读《尚书》、《春秋》、《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至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曾在南齐任左卫殿中将军等职。后拜陆修静弟子孙游岳为师，学习道教符图经法，然后隐居江苏茅山修道，搜集整理各种道经，因与梁武帝肖衍有旧交，并积极拥戴肖衍称帝，得到梁统治者的支持，在茅山建朱阳馆、太清玄坛供其居住修炼，由此创立道教茅山派。陶弘景的著述很多，其中有《真诰》、《登真隐诀》、《真灵位业图》、《养性延命录》等。他的一个突出思想是：在道教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释、道、儒三教归一的观点，认为“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可以说是道教中主张三教合流的先驱。他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著《真灵位业图》，在书中将道教庞大而众多的神仙，分尊卑高下，排列成七个等阶，每一等阶又有一位为首的“中位主神”。根据陶弘景的排列：第一阶(即他认为的最高神阶)为玉清境三元宫诸天帝，共二十九位，中位主神是“上合虚皇道君应号元始天尊”;第二阶为上清境一百零四位诸神，中位主神称“上清高圣太上玉晨玄皇大道君”;第三阶上清太极金阙诸神，共八十四位，中位主神称 “太极金阙帝君李弘” (即太平真君);第四阶是太清境诸神一百七十四位，中位主神为“太上老君”;第五阶是诸天曹仙官三十六位，中位主神为“九宫尚书张奉”;第六阶是一百七十三位地仙，中位主神为“右禁郎定箓真君茅固”;第七阶是阴曹地狱诸鬼官八十五位，中位主神为“丰都北阴大帝”。通过这样的排列，陶弘景第一次明确地将人世间存在的上尊下卑的封建等级观念，以及人若作恶死后要进阴曹地府受罪的因果报应思想，注入了道教神仙信仰的思想体系之中，使多神信仰的道教向更加成熟的一神教阶段迈进了一步，同时也进一步使道教成为维护封建秩序所需要的宗教。

由上面的内容可以看出，南北朝以后，早期道教为南、北天师道所替代，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早期道教的思想，除依然流散在民间的那一部分外，其主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最主要的表现是：大量地吸收儒家、佛教思想，力图同儒家的纲常名教融合在一起，把忠、孝、仁、义等封建伦理道德纳入到道教修持中来，以调和道教“得道成仙”的宗教追求同维护封建秩序的矛盾。同时，在道教组织形式与斋醮仪式方面，进行一系列规范化改革，使之更适应稳固封建社会的需要，如将在农民起义中创立的“二十四治”组织形式废除，代之以著名道士居住修炼的固定场所(馆、观)作为道教活动的中心。道教领袖与封建统治者的关系更加密切，有的公开成为帝王与大臣的谋士与座上客。当然，这种改变是一个时代渐变的产物，也是世界上许多宗教发展中的一个共同趋向，葛洪等人只是在这一进程中起了较突出作用的代表人物罢了。

经过这一改变，道教成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正统宗教之一，改革后的道教思想也因此被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三大思想支柱之一。

从此，道教在中国历史上开始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前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