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学·国外楚辞研究概况

楚辞学·国外楚辞研究概况

作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楚辞不仅为国内研究者和普通群众所重视，而且也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关注。

国外对屈原和楚辞的研究当然要首推日本。楚辞于奈良时代 (710—784) 随 《文选》传入日本，《文选》中的楚辞作品对日本古代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林云铭《楚辞灯》等曾在日本被翻刻。后来还刊刻了“和训本”，即用日语解说的版本。十八世纪出现了秦鼎的《楚辞灯校读》，对楚辞篇次有所调整。而龟井昭阳的《楚辞玦》、冈松瓮谷的《楚辞考》、西村硕园的《屈原赋说》则皆有所考证评论，尤其是《屈原赋说》，虽现仅存前半，但其体制之宏大，考证之精深，使它至今仍具权威性。

日本现代以来的楚辞研究颇为活跃，自本世纪以来，专著达二十种以上，论文在两百篇以上。而且在研究中引进了一些新观点与新方法。注释方面的专著主要有浅见䌹斋的《楚辞师说》、 冈田正之的《楚辞》、桥本循的《译注楚辞》、青木正儿的《新释楚辞》，后者是这方面新成果的代表。研究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桥川时雄的《楚辞》、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论》、星川清孝的《楚辞之研究》、竹治贞夫的《楚辞研究》、目加田诚的 《屈原》等。其中竹治贞夫《楚辞研究》为作者的论文集，显示了他深厚的学力和探索精神。如在《离骚——梦幻式抒情诗》中，作者认为《离骚》前一部分是现实性的抒情，后一部分是幻想式的叙事。在《楚辞的二段式结构》中，则通过深入的文字训诂，阐明楚辞中的“乱”是总理总撮前意;“少歌”亦其类;“重”是前意不足而重复设辞，而较“乱”为长;“倡”是更造新曲。对楚辞篇末这些词一一加以辨析。而在《楚辞的日本刻本及日本学者的楚辞研究》中，作者介绍了楚辞传入日本及其流传的情况，并介绍、评论了十八世纪后期到本世纪初的注解与研究情况，弥足珍贵。总之，《楚辞研究》是一部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著作。

日本的楚辞研究比较注重实际问题的探讨，而较少抽象义理的讨论;同时，比较看重材料的掌握与考证，力争持之有故;并多用比较的方法。这些特点，对国内的楚辞研究亦颇有借鉴意义。

屈原及其辞作传到欧洲，大约始于十九世纪上半叶。1852年德国学者费兹曼的《〈离骚〉与〈九歌〉——公元前三世纪的两篇中国诗歌》，是最早的楚辞西译本。后来又有法国学者德理文的法译，标题为《公元前三世纪的诗歌——〈离骚〉》，1870年在巴黎出版。《离骚》的英译本为数不少，1879年有巴克的译文，1895年又有理雅各的译文。1947年又有班恩的译文。《离骚》的意大利文译本主要有两种，分别为桑克谛和阿赖勒所译。屈原作品的西译，主要集中在《离骚》、《天问》上，《九歌》、《九章》次之，其他又次之。西译本中规模最大的是英国学者霍克思于1959年刊出的《〈楚辞〉——南方的歌》，包括屈宋及汉人拟作，实际上是一部楚辞全译，在国际汉学界影响很大。

欧美的楚辞研究，主要体现在翻译原作及其相应的注释与说明之中，论文不多，专著尤少，影响并不大，然亦不乏足资参考的见解。如美国学者海陶玮《屈原研究》一文中关于屈原其人与《史记·屈原列传》的探讨，美籍华裔学者陈世骧《论时： 屈赋发微》中对于《离骚》所表现的时间概念的分析，德国学者卫德明《天问浅释》中对《天问》与印度《梨俱吠陀》所作的比较研究，等等。欧美学者往往用原型分析、心理分析等新的方法，或将楚辞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之上来研究楚辞。方法的不同与角度的相异每每能启发人们新的思路。

前苏联从本世纪五十年代方较广泛地介绍研究楚辞，主要是在屈原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后，屈原、宋玉的作品均被译成俄文，其中以费德林《屈原诗集》最为著名。集中译了屈原全部作品，主要依据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在前苏联产生了极大影响。前苏联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介绍与评论也不少，主要以专文形式进行，如艾德林《中国人民的诗人屈原》、杜曼《屈原——伟大的中国诗人》、费德林《伟大的中国诗人屈原》等。他们大多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分析屈原辞作，评论屈原是一位世界性的诗人，其作品具有全人类性的意义。费德林的《论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全人类性》和《屈原辞赋垂千古》两篇论文，可视为其中的代表。

此外，匈牙利的托勒著《中国悲歌的起源》一书，1959年出版后，由作者译成法文，1972年又出了日译本，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此书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屈原及其作品，认为中国特殊的社会条件，是悲歌产生的温床，《离骚》就是一部杰出的悲歌作品，它标志着一种独立体裁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