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学·初来乍到，依道傍仙·魏晋佛学
三国时期，佛教的传播进一步扩大。当时在魏国首都洛阳和吴国首都建业(今南京)形成了南北两个佛教中心。在北方的魏国，有昙柯迦罗等外国僧人来到洛阳，他们分别译出一些小乘佛教的戒律经典，开始在中国传播戒律。昙柯迦罗要求出家的中国僧人遵守戒律，并为他们举行传授戒规的仪式。当时受戒的有朱士行等人，他们是最早出家受戒的中国僧人。朱士行经常讲授《道行般若经》，但是他所依据的译本多有删节，文义不能贯通，于是在甘露五年(260)西行取经，最后在于阗(今新疆和田)找到了《放光般若经》的原本。朱士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西行求法的僧人，而他所求的正是般若学说。当时玄学已经流行，由于般若学说与魏晋玄学有许多相近之处，因而般若学说很快流传开来。西晋元康元年(291)，无罗叉和竺叔兰把《放光般若经》翻译出来，从而为般若学说的传播提供了新的经典依据。东吴的著名译经家有支谦、康僧会等人，他们都是生在汉地的西域侨民，兼通胡、汉语言，善于运用老庄道家的语言表达佛教思想，这样就使中国人更容易理解佛教的教义，从而推动了佛教的传播。支谦所传的也是支娄迦谶以来的般若学说。
西晋时期，佛教的发展更加迅速。当时佛教的中心仍在洛阳，但是在洛阳以外的很多地方也有佛教流传。西晋时期译出各类佛教经典二百七十五部，译经的数量大大超过前代。当时最有成就的译经家是竺法护，他是居住在敦煌的大月氏侨民后裔，精通西域各国语言，后来携带大批经典来到长安，先后译出大乘佛教的各种经典一百五十多部，其中最重要的有《正法华经》、《光赞般若经》、《维摩诘经》、《首楞严经》等。他的译经种类大大超过以往翻译的范围，般若、宝积、华严、法华、大集等各部皆有涉及，为以后专门弘传大乘佛学的人们提供了更加广泛的经典依据。他的翻译忠实原文而很少润饰，改变了以往译经家随意删节原文的作法。竺法护及当时的译经家们继承了从支娄迦谶到支谦以来翻译介绍大乘佛教般若学说的传统，为以后般若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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