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化的地位·儒家文化圈·越南儒学的兴盛

儒学文化的地位·儒家文化圈·越南儒学的兴盛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延续最久、影响最大的文化，在东亚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本历史学界一向认为，越南最初的历史和文化是属于“中国的文化圈”。

公元前207年，秦亡。南海尉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南越国，都番愚。他沿袭秦之郡县制，又仿效汉初郡国并行制，对交趾、九真二郡仅派二使者典驻其地，遥领而已。疆域最大时曾经扩大到东西万余里。赵佗的主要贡献是开发岭南和积极传播汉文化。

汉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率汉兵分四路攻南越。次年冬，平定南越，置九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皆在今越南境内。孔子的思想也于此时传入交趾、九真、日南等地区。东汉时，光武帝任命锡光为交趾太守，他在交趾教当地人民种植庄稼，建立学校，以礼义教育人民。东汉建武五年(29)，南阳人任延任九真太守。任延在任九真太守位四年，他不仅在当地人民中间传授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同时也把孔子思想传播到九真。史书云：“岭南文风始二守焉。”(《后汉书·任延传》)

通诗书，习礼乐

孔子学说广泛传播到交趾地区，则是在苍梧广信人士燮任交趾太守期间。士燮少年时曾游学京师洛阳，潜心研究《春秋》，对《春秋左氏传》的研究尤为精微。公元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士燮始任交趾太守，前后历时四十余年。《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赞扬他“学问优博”，“达于从政”，处汉末扰攘之际，“保全一方”，“疆场无事”，民皆乐业，“羁旅之途，皆蒙其庆”。交趾成为当时中原人士理想的避难之所，士人南避者以百数。士燮任交趾太守期间，努力把中国文化以及孔子思想传播到交趾地区。所以，越南史臣吴士连写道：“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岂不盛矣哉!”越南史学家对士燮的评价很高，尊之为“士王”。越南历代统治者对他也很重视，先入越南帝王庙，后改入孔庙，十分崇敬，认为士燮开创学校，使交趾成为“通诗书，习礼乐”的“文献之邦”，堪称“南交学祖”。因士燮传播儒学有功，被尊为越南先儒。

兴科举

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唐朝政府在交州设置安南都护府，唐高宗李治随即诏谕安南都护府的官吏向京师贡士。唐德宗(780—805年)年间，爱州(今越南和平省一带)人姜公辅和他的弟弟姜公复先后考上唐朝进士。由于唐朝统治者崇敬孔子，以及在安南推行科举制度，再加上唐代中原文人与安南文人交往频繁，孔子学说便在安南广泛传播。

唐末，藩镇割据，唐室衰微，安南土豪也趁机而起。首先，曲氏父子(曲颢、曲承美)于开平二年(908)发难，建立自主政权。继曲氏而起者，有杨、矫、吴、丁四氏。从905年到980年，七十五年当中，平均每姓十五年左右。公元939年，吴权称王，是为越南独立之前奏，接着出现“十二使君”之角逐。968年，丁部领锄平“十二使君”，统一安南，建“大瞿越国”，起宫殿，置百官，立社稷，粗具立国规模，从而结束了将近十一个世纪的内属关系。

修文庙，立国子监

越南原为宋朝的藩属，因此在建成独立的封建国家以后的李朝和陈朝两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效法宋朝尊崇儒学、实行科举制度。公元1010年，李公蕴自立为帝，建立李朝，建都升龙。公元1070年秋八月，李圣宗(日尊)下令修文庙，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像，并且画七十二贤像，四时祭祀。这是越南建立独立的封建国家后首次修建文庙。公元1075年，李仁宗诏选明经、博学及试儒学三场，这是越南建国后首次举行科举考试。1076年建立国子监，作为皇太子及文职官学习儒学典籍的场所。1126年在京师升龙“寿圣寺”举行庆贺五经的仪式。

公元1226年昭皇禅让，陈太宗即位，建立陈朝。两年后，陈朝创立国学院，并且塑孔子、周公、亚圣，并画七十二贤像，定期祭祀。同年9月，陈太宗诏谕全国学者集中京都国子院，讲习“四书”和六经。

由上可见，李朝和陈朝都仿效宋朝尊崇儒家学说。儒家学说对于李、陈二朝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刻《四书大全》

公元1407年，明朝征服安南，以其地为交趾布政使司。公元1419年，明朝派遣监生唐义颁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书给安南各府州县学校。公元1427年，明军撤退，安南复国。次年，黎利即帝位，建立黎朝。黎利即位后，制礼乐、设科目、创学校，以太牢祀孔子。公元1434年，举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并规定三年一大比，所有试场都考《四书》。第二年，命少保黎国兴祭祀先师孔子，以后即定期举行祭祀活动。与此同时，新刻《四书大全》印版，大量印行。

圣宗黎颢在位期间，也大力传播儒学。按照儒家强调的先道德后文章的要求、颁布乡试条例，诏谕全国有德行的士人应试，不孝、不睦、不义及乱伦的人，虽有学问，不许入试。当时实行的乡试连试四场，其中第一场先考《四书集注》。公元1472年，会试天下举人，考试内容为：《论语》四题，《孟子》四题，《五经》每经三题。由于当时监生治《诗经》、《书经》的人多，学习《礼记》、《易经》、《春秋》的少，于是黎圣宗下诏设置《五经》博士，令他们各人专治一经，以便教授监生。为了推动学习，圣宗诏谕重刻《五经》官版。此外，为了便于进行祭孔活动，特修建文庙大成殿。

颁布教民教化条例

黎玄宗也大力尊崇孔子学说。公元1663年7月，玄宗颁布申明教民四十七条。其主要内容是：“为臣尽忠，为子止孝，兄弟相和睦，夫妻相爱敬，朋友止信以辅仁，父母修身以教子，师生以道相待，家长以礼立教，子弟恪敬父兄，男女不得肆淫风。”(转引自黄国安《孔子学说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东南亚纵横》，1991年1期)公元1720年，黎裕宗又颁行教化十条：“为士当勤学业，礼义忠信，先须讲明。为人当叙彝伦，同宗表亲，毋相混娶，官民礼隔，不得倨傲。民间服用，毋狃弊俗，竞费于盘飧。无惑异端，相从于游惰。礼节从中，以昭俭约之俗。表家相恤，以敦救助之风。”(转引自黄国安《孔子学说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东南亚纵横》1991年1期)上述种种表明，黎朝时期，儒学思想在越南的政治、文化、思想上占据着统治地位。

公元1802年，阮福映称帝，建元嘉隆，定都顺化。遣使纳贡请封，并求改定国号，清嘉庆帝封阮福映为国王，命用“越南”的国名。

嘉隆帝登基后很留意儒学，他曾经对待臣说：“学校储才之地，必教育有素，方可成材，朕欲法古设学以养，文风振作，贤才并兴，以为国家之用。”于是建国学堂、崇文馆，申明教化，使四方学者集中京师。明命二年(1821)初建国子监，并置国子监祭酒、司业。明命五年(1824)设“集善堂”，作为诸皇子讲学的场所。学习的课程是《四书》、《书经》、《春秋》、《易经》、《孝经》，讲习次序是先读《小学》(文字)，继而读《四书》，后讲《五经》。当时民间也学《四书》、《五经》。明命十七年(1836)，申定集善堂讲学程式，学习上述几种经书，以期了解正心修身之旨及孝悌忠信之道。幼童还学《明心宝鉴》及小学书，使之知道进退应付的礼节。此外，还要学《纲鉴》。明命十八年，规定凡人民子弟，七、八岁就要上学，先读《忠经》、《孝经》以及《小学》、《四书》，然后再读《五经》。

为了满足皇子、学士及全国百姓学习儒学的要求，阮朝政府大量印刷儒家经典，颁发各地。

推行孝治

阮朝统治者利用儒学的“孝”、“忠”思想，作为统治思想武器。嘉隆三年(1804)，嘉隆帝在诏书中宣称：“王者以孝治天下，而孝莫大于尊亲，追崇祖宗，所以致敬而达孝也。”嘉隆五年，他在册文中又重申：“孝莫大于显扬，礼莫隆于爱敬。故孝之所至，礼必极焉。”明命十三年(1832)，明命帝对群臣说：“朕以孝治天下，盖欲民之孝于其亲也。故有犯罪而亲老丁单，每常屈法伸恩，准其留养。”明命帝对于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分优、平、次三等给予奖励。此外，还匾刻“孝行可风”和“孝顺可风”赐给各地的孝子顺孙。明命十五年(1834)，明命帝颁布条训十条，要求人人行善，按照孔子所告诫的孝、悌、忠信、仁义、礼、智来约束自己。他又对侍臣说：“孔子之道，乃彝日用之常，然要其归，皆教人为善而已。夫人生于天地间，善所当为，恶所当去。”阮朝君主不仅宣传孔子关于三年之丧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绍治帝曾对群臣说：“朕为天下主，教孝作忠，以教风化。”祖母病故，他在宫廷中行三年丧;父母去世，也服丧三年，以示孝敬。

阮朝统治者为了弘扬儒学，下令在全国大城镇建造文庙。嘉隆年间，在京师建文庙后，又命全国各地建造。规定每年二月和八月举行春祭和秋祭，嘉隆帝亲自参加祭祀。从嘉隆七年起，在文庙里设立神牌，上书“至圣先师孔子”等字。嗣后，又设四配十哲先儒牌位。地方文庙也设先师神位奉祀。到明命年间，除了在京都建文庙外，又在嘉定、宁平、清化等城镇建造文庙，明命帝也亲诣行礼。嘉隆七年(1808)十月，颁布文庙祭礼节;嗣德年间，又规定祭祀服色，参加祭祀的人员需穿大朝冠服，仪式非常隆重。

纵观越南儒学史，从嘉隆到嗣德年间，是儒学发展的全盛时期。到了1885年，中法两国签订《越南条约》，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之后，越南儒学开始衰落。

儒家学说自西汉元封年间开始传入交趾，到越南阮朝嗣德年间历时两千多年，对越南古代至近代的政治、思想文化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