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佛教·士大夫与佛教·近代思想家与佛教

儒学与佛教·士大夫与佛教·近代思想家与佛教

近代以来，中国佛教已由衰落而至奄奄一息。从学术上看，佛教不但失去了隋唐时期的蓬勃生气，而且由于宋儒援佛入儒，吸取了佛教的思辨精华，在三教融合的趋势中日益丧失了它本身独立存在的价值。从社会上看，晚清王朝对佛教的限制政策，西方列强和基督教势力的侵入，再加上佛教教团自身的堕落，使佛教呈现出一派衰败的景象。但近代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的重重危机，对儒学和佛教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使儒佛关系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以儒学为安身立命之基的士大夫，不断从佛教的普度众生中汲取变革社会的精神动力，促使儒学向近代新学发展;而一些佛教僧侣则从儒学的经世致用中获取灵感，从而掀起了一场以“人生佛教”为标志的拯世济佛的革新运动。

近代中国学术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知识分子中兴起了一股信佛和研究佛学的风气，佛学研究由佛界转向了俗界。一些在家居士和大思想家们在建构思想体系中时，往往都“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赜变”(《康南海自编年谱》)，融古今中外之学于一炉。特别是一些“究心经世之务”、关注社会变革的大思想家，他们对佛学尤感兴趣，如龚自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他们纷纷将目光转向佛学，并以儒学为基点来研究佛学。由于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因而学佛并没有使他们超脱尘世、追求空幻，反而促使他们从佛教中寻找理论武器，汲取精神力量，来经世致用，变法图强。同时，他们通过引佛入儒，促进了儒学向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方向发展。正如梁启超所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晚清学术概论》)

维新思想家康有为就是在“学问饥荒”(梁启超语)的年代中，去佛教中寻找救国救民之道的。他“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把佛教的救人度世之心扩展为以维新变法为核心的救世之心，将佛教的人间净土改造为大同理想社会。康有为的悲天悯人、仁民爱物的胸怀，舍身无我、普渡众生的精神都得力于佛学的陶冶。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众生幸福，康有为以天下为己任，发扬佛教的大无畏精神，多次上书光绪皇帝，积极从事维新变法活动，谋求救国图强之道。面对保守势力的冷嘲热讽、迫害打击，康有为常以“我不入地狱，谁当入地狱”的佛教菩萨精神来激励自己，并以此来唤醒他的弟子们的自我牺牲精神。

谭嗣同就是在康有为的影响下而“大服”佛教的。谭嗣同在“日夜冥搜”佛学之书的基础上完成的《仁学》杂糅中西古今，科学宗教为一体。他在叙述自己的思想来源时曾说：

“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王阳明、王船山、黄梨州之书。”

《仁学》引佛入儒，特别是吸收了佛教唯识学的思想，提出了“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以佛教的学说来充实儒学，从而建构了“仁学”体系，促进了儒学的发展。谭嗣同在建构儒佛融合的哲学体系的同时，也培养了自己的舍己度人的精神。维新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完全可去日本避难，但他却愿用自己的流血牺牲来唤醒千千万万同胞的觉悟，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正是佛教“我不入地狱，谁当入地狱”的度世救人的大无畏精神鼓舞了一介儒生谭嗣同，才演出了近代史上震撼人心的壮烈一幕。梁启超评价道：“佛教本非厌世，本非消极;然真学佛而能真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谭嗣同传》，《谭嗣同全集》下册)近代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相逼下，陷于内忧外患之中，在国难当头的时刻，近代学者引佛入儒的目的是为了从中寻找到新的安身立命之本和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武器。他们特别强调彼岸即在此岸，“庄严世界即所以庄严法界”，人们应该立足于现实社会，积极地救世济民，变法图强，近代学者对佛学的融合吸收在客观上促进了传统儒学中经世致用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儒家学者的引佛入儒也带动了佛教的复兴。近代佛教中一些以振兴佛教为己任的僧侣和居士，如杨文会、欧阳渐、敬安法师、太虚法师、弘一法师等，他们以西学和儒学为武器，发愿革新佛教，掀起了一场佛教复兴运动，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太虚法师。

太虚法师(1890-1947)，十六岁出家，从学于清末佛学大师杨文会，后又受当时中国的维新思潮的影响，思想比较激进，与革命党人交往密切。他目睹近代佛教之式微，立志革新佛教，以“佛化救国救天下”。他通过办佛学院、办刊物，成立佛教学会等方法，发起“佛教复兴运动”。复兴运动的实质是佛教改革。1913年，太虚在他的老师敬安法师的追悼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了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的主张，倡导建立新的僧团制度。太虚的一生，积极推行佛教革新。虽然他倡导的佛教复兴运动因受到社会及僧团内部等多方面的阻力而成效甚微，但他希望僧侣和居士发扬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精神，以五戒十善为人生的基本道德，积极入世，去改善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建设互敬互爱为特征的社会制度。这些要求的提出的确感化了许多僧侣和居士，在近代中国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太虚法师的佛教革新运动的真谛是提倡一种“在人间实践”、“在人间教育”的人生佛教，改变佛教对人生的冷漠态度，力图使佛教直面人生，直面社会，对现实人生与社会有所益处，从而在根本上解决成佛与做人的关系。太虚法师说：“仰止唯佛陀，完面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太虚《即人即佛的真现实论》)学佛不应远离人生务虚而应积极入世，在利生济世的实践中来不断完善人格，发达人生，净化社会，最终“进化成佛”。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审视，人间佛教的出现是“佛道儒三元素之融合精神”(太虚语)的必然产物，特别是佛儒融合的结果。太虚法师自己多次强调，人间佛教主要是以儒家伦理学说为基础的，这是因为，儒学是中国二千多年文化的主体，中国佛教之兴盛与传播是不能离开儒学之精神的。佛教的出世成佛与儒家的入世做人相结合，便是“人生佛教”的出发点与归宿。近代佛教革新运动的意义在于它力图使佛教在儒家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下，改变佛教远离世俗的态度，使佛教对现实社会有所益处。近代佛教的革新运动为中国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方向。

近代儒学的发展与佛学的复兴是交互影响的，儒佛双方交融的基点都立足于现实社会，强调不仅要注重个人的道德培养，更要参与改造个人得以生存的客观环境，“专肆力于造世界”、“务于世间造法界”(《康南海自编年谱》)，以拯救处于危亡之中的祖国。关怀现实，成为儒学发展与佛教复兴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