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经史的离与合:经学对史学的影响

一儒学与中国史学·儒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经史的离与合:经学对史学的影响

经学是研究儒家典籍的学问。在经学中，儒家典籍有“六经”、“五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等名称。“六经”指孔子所传授的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至汉《乐》亡，故所置经学博士仅为五经博士。唐以“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之“三传”合《诗》、《书》、《易》为“九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刻石国学又增以《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至宋代又增以《孟子》，是为“十三经”。从春秋后期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起，儒家典籍逐渐形成，史学的发展也随着《春秋》、《左传》的出现而有了一次质的飞跃。但当时对各种文化知识还没有严格的学科区分，自然也没有经史之分。西汉之初，经过叔孙通定朝仪，最高统治逐渐意识到儒家“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的重要性，有意推崇儒学，开始把儒家典籍尊奉为经。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重用儒生之后，儒家思想便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经学中的思想观点，成了人们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

史学是与经学不同的学问，它有自己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和目的。史学与政治密切相关，但同专门的思想道德训教之书仍有很大的差异。而孔子修《春秋》，虽以时间线索编次史实，但其编修史书的目的只是以历史记载为手段，以儒家的理想道德说教为目的。孔子自言修《春秋》的目的时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这就是说，《春秋》即事言理，通过史书的形式阐明微言大义。正因如此，作为史书的《春秋》又被尊奉为儒家的经典，可见经史同出一源，经史不分。但二者的地位还是有主次的，史的功用是对经义的阐释补充，所谓“经以载道，史以翼经”，史学是从属或依附于经学的。

两汉时代，经学在维护封建统治上的重要作用日益明显，最高统治者以经治国，经学独尊的地位得到巩固，治经的儒生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重用。相形之下，统治者把保持秉笔直书的史官看作是神圣皇权的一种威胁，而不予重视。太史令厕于大夫之列，秩比六百石，奉禄很低。统治者的好恶决定了史学只是经学的附庸，也使汉人在认识上经史不分。由于经学是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因此，史家们也大都以经学为宗，将自己的史著视为经学的辅翼和解说。司马迁撰写《史记》，是要“窃比《春秋》”，以“继《春秋》”为己任，自觉地继承和弘扬孔子的事业。西汉元成之后，随着经学的完全独尊，史家们更是自觉地依循其宗旨和标准进行历史著述。刘向明确地指出他撰《列女传》的目的，是要“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汉书·楚元王传》，就是说，他著这部传妃之书，就是要达到儒家经学正人伦、迪教化的政治目的。《隋书·经籍志》以后各目录都将《列女传》列入史部，而刘向、刘歆的《七略》，却把此书与《新序》、《说苑》一起列入诸子略儒家类，其用意在于显示此书的道德批判作用。东汉班固著《汉书·艺文志》，将史书附列于六艺略春秋类下，史书仍处于经学附庸的地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长期处于分裂动荡，南北对峙之中。社会矛盾的尖锐复杂、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迫使这一时期的各个国家、各个朝代的统治者重视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因此这一时期修史者众，史书数量猛增，史书的种类和体例都比以往为多，史学有了长足发展。经学在这一时期受到冲击，经学内部的各种学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四库提要·经部总序》)。由于这些原因，史学在这一时期摆脱了对经学的附庸地位，取得了独立。在图书目录分类上，这一时期正式确立了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和分类次序。后赵君主石勒还建立“史学”，创立传授历史知识的学馆。南宋文帝时，官方设立儒(经)学、玄学、史学、文学四种专科学校，史学为四学中独立的一种。

尽管史学在学科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但并没有摆脱经学的影响，实际情况是学科分离，思想统一，即历代史家都坚持在史书中贯彻儒家经典的指导思想。从历代经学和史学的发展情况来看，经学与史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其中封建统治阶级的作用自不待说，但由于史家本身的因素，史学与经学在某些领域研究的对象、内容大致相同，研究的方法可以相互借鉴，治经与修史的目的大致相近等原因，也使经学与史学呈现出一种结合的趋势。从史家本身来看，许多史学家同时又是经学家，他们在治史时，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史书中贯彻儒家经典的思想。杰出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和章学诚，其学术思想都倾向于古文经学，又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强调儒家经典的思想对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作用。大史学家司马光本身也是一位大儒学家。顾炎武、黄宗羲博治经史，两方面都卓有成就。王夫之主要治经，但也有著名的《读通鉴论》、《宋论》这样博通而精辟的史学论著。龚自珍、魏源等今文经学家同时也是史学家。在封建社会，时代愈靠后，经学和史学的结合，在同一位学者身上体现得愈密切。从经学与史学研究的内容看，经学兼涵多种学术内容，有论有史。古代学者在研究儒学经典如《诗》、《书》、《礼》(三礼)、《春秋》等的著作中有着大量有关史的内容，史学亦兼容多科内容，历代正史中大都有书、志，尤其是《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以及各朝《会要》等典制体史书的内容，更是经学研究的对象。这样，中国的经学与史学在许多领域里便重合起来，从而形成了经史研究的密切关系。从研究方法看，经学重注释、考据、校勘，而史学亦重考信，讲求实录，经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史学来说，有很多是非常重要的资料，而当史家大力用这种方法来治史，又直接推动了历史考据学的发展。所以，就研究方法而论，经学和史学常结下不解之缘。从治经和治史的目的看，二者的基本倾向都注意经史致用，都强调为现实政治服务，古代优秀的经学家和史学家无不十分致力于此，这是经学和史学的又一相通之处。

由于经学和史学的关系密切，而经学在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尽管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自魏晋南北朝以后从经学中分离了出去，但史学始终没有摆脱经学的影响。史学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是近代的事。经学对史学的影响，除了经学的思想或原则作为指导思想渗入到史学之中外，还表现在经学对史学著述上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经学为史学研究提供历史材料。儒家经典里保存了很多比较古老的文献资料，也包括了很多类型的文献，从较多的方面反映着历史的事实。如《尚书》保存了现存最早的政治文献，《左传》中也保存了很多古老的政治文献，《三礼》有着许多反映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礼仪制度的材料。修史离不开历史事实，史料是历史著述的凭借和前提，经学著述中保存的大批史料，为历史著述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司马迁著《史记》，采录甚为广博，但主要还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太史公自序》)，即以六世经传为基本材料。其尧、舜、夏、殷、周诸纪，三氏、十二诸侯年表，齐、鲁、燕、晋、宋、卫、孔子诸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等更是如此。司马迁在《殷本纪》中说：“余以《颂》次契之文，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他还把“考信六艺”(《史记·伯夷列传》)作为选择和解释史料的一个标准。刘向编撰《列女传》，亦是“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而成(《汉书·楚元王传》)。如卷一《母仪传》今存的十四篇传记中，有九篇主要采自经传。

正是在经学为史学著述提供史料的意义上，明代中叶的王守仁就提出经即史这一命题。他说：“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庖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即三代史，五经亦即史。”(《传习录》卷一)其后李贽也提出“经史一物”的观点，主张经史相为表里，他说：“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秽史也，何以垂戒鉴乎? 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 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也。”(《焚书》卷六)到清代，章学诚针对时弊，即当时学术界存在的空谈性命的“宋学”和务求考索的“汉学”这两种不良学风，重新提出这一命题，并且加以详尽的阐明，赋予充实的内容。章学诚批驳了“宋学”离事言理，“六经皆载道之书”的错误思想，指出六经是具有实在内容的“史”和“器”，是先王的典章制度，而不是空洞说教的“道”。既然六经都是先王的“政教典章”，无疑皆为研究当时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史料。

其次，治经方法用之于治史，丰富了整理古代文献的方法。历史文献是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它包含了所有书面的历史资料，除史书和历史档案外，还包罗了诸如哲学、文学、语言文字之学、天文、地理、历法、音乐、舞蹈、艺术、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历史记载。中国经学有一个传统，就是一贯重视文献的整理工作。注释和考据(又称考证)作为治经的基本方法，是自汉儒以下一贯运用的方法。此外还有目录、版本、校勘、辩伪、辑佚之学，也是治经常用的方法。除辑佚以外，其余的治经方法，汉儒都已开其端。考据之学与注释、目录、版本、校勘、辩伪、辑佚之学有密切的关联，它们离不开考据的方法，但不通过这些学问，也很难有正确的考证。儒家这些治经方法，实际就是整理文献的一些具体方法，因此可以用来治史。事实说明，历史中国史家运用这些治经方法治史，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刘向、刘歆父子所作的《别录》(《汉书·艺文志》保存了该书《七略》的梗概)，是中国目录、版本、校勘之学的开始。辩伪思想自孟子就已有之，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尽心下》)司马迁说他著《史记》是要“整齐百家杂语”，讲的就是对史料的去伪存真的问题，他所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就是指出百家语中有很多伪材料。宋代辩伪之风盛行，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郑樵、朱熹等人都有辩伪之作。朱熹所作辩伪书最多，达六十种左右。他甚至还想作一部辩伪的专书(参见《孝经刊误·附记》)。辑佚是把已佚古书尚存于他书的篇章或零简辑在一起，在不同程度上可以略窥原书的面貌。宋代王应麟开始作辑佚的工作，他所辑的《周易郑康成注》，《三家诗考》是较早的辑佚书。对史书注释和考据，自汉代以下，也是成绩斐然。《史记》三家注(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汉书》唐颜师古注、《后汉书》唐李贤注、《后汉书》补志南朝梁刘昭注、《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资治通鉴》宋末元初胡三省注等都是史注中的力作。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成的《金石录》是以金石文字补史、考史的专书。中国发达的史注和考史，或补充史实，或保存异说、或训释名物，或揭示讹误，成为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治经方法用于治史，在清代有极大的发展并形成了盛极一时的乾嘉考据史学。乾嘉史学家在对历史文献的校勘、辑佚、辨伪方面所作的工作，成绩远远超过前人，尤其是他们当中许多人都精于小学，擅长训诂，其成果对于史籍的考信校注工作来说，很多都是非常重要的。乾嘉考据学中人才辈出，名著迭起，王鸣盛、钱大昕、赵翼是其中最著名的三大考史家，他们各自的代表作《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为清代三大考史名著。他们的治史精神和方法以及各自的代表作，充分反映出这一时代学术发展的基本精神和史学研究的基本特色。乾嘉考据学风的形成，是清朝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的必然产物。清初的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打击“经世致用”思想，在封建专制统治的高压之下，清代的考据学者为了保身远祸，逐渐走向为考据而考据的道路，脱离了社会现实生活。但他们对古籍的整理，对旧史的补表、补志，补注，以及对史料的搜集、考订、辑佚、辨伪、编纂等工作，做出了不少成绩和贡献，为我们今天整理古籍提供了不少方便。他们整理历史文献的经验和方法，也是值得我们批判地汲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