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文化·得天独厚,占尽风流—江西书院文化·起步中的江西书院

江西文化·得天独厚，占尽风流—江西书院文化·起步中的江西书院

我国古代书院始于唐代，这种新的教育机构的产生是有它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唐时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推广，大大地提高了印书的速度，从而能够为民间提供更多的书籍，使得私人藏书、聚书事业得以发展。与此同时，中唐以后，藩镇割据，天下混战不休，士人们为了避乱，多移居穷乡僻壤之间以耕读为业。这些隐居之士多拥有聚书、藏书的堂屋，这是当时书院得以兴办的物质条件。加之受当时佛家、道家的寺院聚众讲经说法的影响，原来用来聚书、藏书的书堂、院舍，便逐渐发展成为学者讲学说书、学子们求学读书的好去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古代的书院应运而生了。

唐代是我国古代书院的发生时期，江西书院作为我国书院的先锋，据志书记载，在此时先后出现了七所书院，即桂岩书院、景星书院、李渤书堂、飞麟学塾、登东书院、东佳书堂及白皇寮书院。在这七所书院中，当时较发达、具有代表性的书院有桂岩书院、景星书院、李渤书堂及东佳书堂。

桂岩书院位于唐洪州高安县境内，是由幸南容于元和九年(814)创办的。幸元龙在《桂岩书院记》中称：南容“尝卜此山，开馆受业。”这就可见该书院不仅是藏书之地，而且已具备聚徒讲学之雏形。据《桂岩书院记》所载：桂岩书院自幸南容创办之后，至其孙幸轼时，因家徙于郡城，“书院自是芜矣”。时值中和二年(882)。因此可知，桂岩书院存在的时间约为六十六年。它是江西书院史上最早的书院，也是中国最早的聚徒讲学的书院之一。宋、明、清对该书院有多次兴复，使得该书院有幸纵贯书院发展的始末。

景星书院、李渤书堂两所书院都是李渤在任江州刺史时所创建。由于史料有限，这两所书院的建设规模、教学活动已难窥其详。已知的是，李渤还与后来的白鹿洞书院的建设有很大关系。

李渤年少时不求仕进，与其兄李涉曾同隐居庐山。由于李渤在此地时曾养一头白鹿，所以当地人称其为白鹿先生，将其居处称为白鹿洞。后来在江州任职时，李渤对白鹿洞旧居加以修缮，植木、引流、创建台榭，使之成为一处名胜之地。这为白鹿洞以后发展成为著名的书院打下了基础。因此，历代后人在凭吊白鹿洞古迹时无不提及李渤。朱熹的《白鹿洞赋》中说：“昔山人之隐处，至今永久而流芳。……”他在另一首诗中也说：“诛茆结屋想前贤，千载遗迹尚宛然。故作轩亭揖苍翠，将要歌颂签潺湲。”总之，李渤修建白鹿洞和创办书院，在江西书院史上有重要地位。

江州陈氏东佳书堂亦称陈氏书堂、义门书院，设置在江州浔阳县。它是一所家族书院。这所私人家族书院已初步具有了书院教育的基本规模：有数千卷的藏书，有启蒙性质的家塾，还有高于启蒙水平的书堂。在书堂中不仅有本族子弟中的“俊秀”者，亦有四方前来游学的士子。对于受教育的对象及教育的内容和目的，《陈氏义门家法》中有明确规定。根据《陈氏义门家法》，陈氏家学中读书的对象，专指男性成员，大部分成员仅使之“知理明义”，“以承家教”;仅少数“资性刚敏”、“清醇者”才能进入东佳学堂，“严教举业，期正道以取青紫”。学而优则仕，显然是陈氏家学的目标。它标榜忠义，将“圣贤书”作为课本教材，“教给礼义”以正“心术”作为基本内容。值得一提的是，东佳书堂已置有学田，这是中国最早的学田。据徐锴的《陈氏书堂记》记载，这所书堂已有学田二十余顷。总之，从东佳书堂这所家族书院中，我们看到了目前最早的规章——《陈氏义门家法》，最早的学田，看到了关于生徒程度的记载，也看到了课程内容的大致轮廓。

唐代江西出现的这些书院虽然反映出的史料比较粗略，但它们已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了新兴书院教育的某些特征，书院教育已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了。

五代时，虽然天下大乱，但江西的书院仍有所发展。这是与江西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分不开的。梁、唐、晋、汉、周五代政权更迭不休，战乱不止，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都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作为经济、文化的重心中原地区，更是一片荒凉。但在江西这片土地上，由于其先隶属于吴，后来成为南唐的辖地，是南唐与中原政权“抗衡”的后方，倒也相对安定。另外，当时许多北方士人避乱南迁，这些都为江西书院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于是，在那乱世纷争的年代里，江西仍有新的书院建成。主要有留张书院、匡山书院、华林书院、云扬书院、梧桐书院、光禄书院等六所。此时的江西书院的建设各有特色，这里仅以匡山书院和华林书院为例加以简略说明。

匡山书院在吉州太和县(今江西泰和县)东匡山下，为邑人罗韬创建。罗韬在创办这所书院时，志载：后唐明宗曾敕书、赐额。这说明书院这种民间办学组织已受到官方的关注。

华林书院亦称华林书斋、华林学舍、华林书堂，在洪州奉新县境内的华林山。华林书院不仅是家族的书院，而且是胡氏家族聚居之处。即它与唐时陈氏的东佳书堂与陈氏聚居地分离不同。华林山别墅既有全族人的生活设施，又有教育和交际的“大院”。这所书院由于受道教文化影响大，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在教学方面，由于华林胡氏以子孙的科举成就当作自己的光辉业绩，把入仕从政作为自己的荣耀事功，以追求功名利禄作为华林培养子弟的根本目的。因此，华林书院以儒家经典作为基本教材，他们讲经史、诵诗书，习礼乐，为的是家传孝义，目的是与洙泗同风。正如张齐贤诗中讲的“儿孙歌舞诗书里，乡党犹游礼让中”。又由于当时科举重诗赋的进士科，因此，吟诵诗词也是华林书院的重要内容。华林书院在五代、宋初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四方游学之士常达数十、数百人。到南宋时，由于鹅湖书院等四大书院的崛起，华林书院的地位与作用逐渐降低。

五代时江西书院的发展，庐山国学亦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庐山国学并非书院，它又称白鹿洞国学，白鹿国庠，匡山国子监等，是南唐李氏朝廷官家创办的任命官员主持的学校，是与秦淮河畔国子监具有相同性质的官学，并非民间士人聚徒讲学的书院，而是官方文化的表现。但是，庐山国学与早期书院的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历史沿革看，庐山国学是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北宋的白鹿洞书院是在它的基础上改建或重建的。从办学和教学情况看，庐山国学对早期的书院也有影响。庐山国学教学授徒，主要是传授和阅读孔孟经书，也学习史籍、诗文和诸子百家文献。庐山国学的教学和办学经验，诸如选择环境比较安定、交通又比较方便的校址，选派有相当造诣的教师掌教，师生之间质疑问难，学生互相切蹉，取长补短，确立固定的长期有保证的经费来源，它曾置田数十顷，收取田租以支付学校的各项开支。教学形式除采取个别传授这种古来就有的方式外，还采取了“升堂讲说”的教学形式。这些经验和有益的形式，对后来的白鹿洞书院，以及其他书院的办院和教学活动都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