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杰云集与国危无辅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自幼才名卓著，十四岁时，因董卓之乱流落到长安。当时贵重朝廷的一代经师兼文学家蔡邕听到王粲来访，竟忙乱得倒穿鞋子外出迎接，而出现在满堂王公贵族面前的王粲仅是一位年幼体弱的单薄少年，无人不为之惊愕。蔡邕却盛赞王粲才能，自愧不如，要将家藏书藉文章尽数奉赠给他，一时间，王粲名震京师。公元192年，王粲十六岁，朝廷任命他为贡门侍郎，但他不愿与倒行逆施的董卓等人同朝共事，况且长安城中笼罩着一片恐怖和杀机，于是拒绝朝廷的征辟，与族史王凯及士孙萌结伴投奔荆州牧刘表。
刘表因有好士之名，当时，关西、充、豫等地的志士文人投奔他的有千数之众。但他空负有汲引后进之誉，目光短浅，犹疑多忌，因而集结荆州的有识之士不能施展抱负;韩嵩进谏被囚，邓义被迫称病退隐，张羡因遭非礼而走上反叛道路，刘备虽得礼遇，但被闲置不用。王粲与刘表同乡，刘表又是王粲祖父王畅的门生，而且王粲又有蔡邕的奖掖与朝廷的征辟在前，但这一切并未改变刘表狭窄的心胸，竟嫌其身材弱小、其貌不扬而不肯重用。以致王粲淹滞荆州十五年，郁郁不得志，由于贤才离心，“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的荆楚终于在孙吴与曹魏争雄的夹缝中陷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公元208年，刘表病卒，九月，曹操大军压境，刘表苦心经营二十余年的荆州最后由其子刘琮拱手交出。和刘表截然相反的是，曹操不仅把被刘表压抑闲置的人才全部委以重任，而且视为知交。王粲先被任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后又拜侍中。对此，他以极大的工作热情回报曹操，不仅为魏国兴造典章制度，而且随曹操四处征战，最后病卒于征吴途中。
董卓之乱以后，刘表可谓既占天时，又得地利。他身为皇室宗亲，荆州又未遭战乱，因此，海内英才多避乱于此，他本可趁机大干一番事业。但他既无识人之慧眼，又无容人雅量，因而失却一个重要的因素——人和。以致形成俊杰云集而国危无辅的畸型局面，最终导致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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