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和政治策略，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性事件，这一政策几乎为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遵奉，长达两千年之久，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儒家学说集以往文化之大成在御民问题上制定了一套适合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国情的办法，强调以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驾驭天下，实行“仁政”，以天道人情教化百姓等，这适应了当时汉代统治者(汉武帝)改变汉初“无为之治”政策的迫切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董仲舒的《贤良对策》集中提出来，是汉武帝与董仲舒君臣二人的合作品。董氏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简言之，即为了实现政治、思想大一统必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历史上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它适应了当时加强君权、制止分裂割据的需要，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帝国的建立，提高了教育的地位，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和教育的政治伦理化。但是，他所起到的消极作用也是巨大的，对后世的消极影响也是深远的。“罢黜百家，结束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发展有利环境，使汉代及以后儒学以外各家学说的发展受到了极大压抑，窒息了学术空气，不利于祖国文化思想和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独尊儒术，片面提高了儒术的统治地位，并促进其畸形发展，纯以满足封建统治者需要为发展的出发点，实现了教育的儒学化甚至政治的儒学化，这对于儒学本身发展也是不利的。故此，应谨记为训，在保障社会稳定而健康发展的同时，应为学术发展、思想交流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鼓励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避免单调枯燥、畸形发展、闭塞腐化的学术氛围和思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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